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背后信号非同寻常…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这话大伙儿生活中都说过，没说过的也听过。

过去说，120%当个段子，我叭叭一说，你哈哈一乐，齐活儿了。

可是最近我发现，风向真变了：

“回农村”这仨字，大伙儿好像还真当个事儿办…

就在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召开了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工作会议。

这里面有个大家平时听得不多的概念，叫“两稳一防”，我给大伙儿科个普——

“两稳”：一是稳住脱贫老乡的打工饭碗，别让规模掉下来；二是稳住他们到手的票子，别让收入缩了水。

“一防”：就是死守一条底线，绝不允许出现因失业而导致的规模性返贫。

这次会议瞄准的，就是脱贫老乡的“饭碗”和“钱袋子”，这事关共同富裕的成色，咱们一直以来都很关注这个事儿。

而真正把这次会议送上热搜、戳中公众神经的，是农业农村部下面这番表态：

“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要加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受灾地区就业帮扶工作力度，着力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

尤其是 “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 这个提法——

跟“两稳一防”一脉相承，但更具体、更加一针见血。

高层会议呼吁的内容，已经在明明白白地提示我们：

一个过去被大伙儿当成段子讲的事儿，现在需要国家层面严肃应对了。

为啥这事儿非同小可？

2020年，咱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这场胜利怎么来的？靠的是精准滴灌的“五板斧”：

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

这里面，让近3000万脱贫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稳定收入，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支柱。

更直白点说，一个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背后就支撑着一个脱贫家庭对更好生活的奔头儿。

这个事儿，过去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很稳。

然而经济是有周期的，产业也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增长0.7%；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4%，中部地区占51.8%，西部地区占44.6%，东北地区占33.6%。

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基数的实际情况大致相当。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2.4%，女性占37.6%，平均年龄43.2岁，比上年提高0.1岁，大专及以上占16.0%。

从行业分布来看，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业的农民工分别占比27.9%、14.3%、13.6%和12.3%。

以上行业分别指向三个领域：制造业生产、消费与房地产。

低端制造业外迁以及高端制造业要求，对农民工就业最大头儿形成挤压效应，消费领域的情况同样对农民工就业吸纳产生了一定承压；

今年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9.7%，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9.8%，农民工就业二大头儿的情况不言而喻。

老乡们在曾经熟悉的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然就会提前返乡。

其实返乡本身我不是问题，问题是，回去之后呢？

老家的产业基础、就业岗位，能不能接得住这波突然的回流？如果接不住，那“返乡”就会演变成“滞乡”。

短期还好，一旦时间长了且形成规模，个人失去收入来源，前期巨大的脱贫成果就可能面临被侵蚀的风险。

所以，国家在此时强调“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体现的是一种极致且极具远见的社会治理智慧。

返乡是人之常情，滞乡却是潜在风险，而防止规模性滞乡，恰恰是当下政策端必须面对和需要发力防范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背后国家至少有以下四重深远的考量：

第一重考量，在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脱贫攻坚，举世瞩目，我们投入了难以估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才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一旦出现“规模性返乡滞乡”形成，就意味着个人收入中断与城乡消费萎缩。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外出务工收入要比在家务农收入高个好几倍，其重要性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农民工兄弟如果出现规模性“返乡”、“滞乡”——

他们在城市里的那部分消费就会彻底“缩表”，在老家的消费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这个事儿，乡镇小卖部、农贸市场的个体户最深有体会。

真要出现这个情况，怎么跟那些年咱们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交待？

所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件事，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重考量，在于做好城乡“双重维稳”，这是社会重要的安全阀。

您想想看，如果数百万青壮年劳动力从城市退出，又无法在乡村融入，会出现什么状况？

在城市里，他们曾是维系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他们的突然离去会造成物流、外卖、建筑业等行业的用工荒与成本上升。

从全世界的横向比较来看，我们国家当前的平价购买力水准，其实已经达到或超过许多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工兄弟的贡献功不可没。

关于这一点，大伙儿有机会到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法这类国家体验几天，分分钟就能感受个真真切切。

反观乡村，若真的出现青壮年规模性滞留，也很可能加剧基层治理难度，怎么想这么事儿也不划算。

说到底，乡村真正需要的是有序的活力，而非青壮年劳动力滞留。

国家要的，也正是城乡之间的良性流动：

青壮年群体进城务工、有志青年带着资金、技术和经验返乡创业，都是良性流动的表现。

第三重，为乡村振兴战略留住宝贵的人力资源。

这项战略性投资，也是最关键的、最具前瞻性的一层考量！

过去我们总说“农村留不住人”，人才、劳动力净流出…

但现在，国家正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人才！尤其是见过世面、有体力精力、接受过企业纪律性塑造的青壮年劳动力。

返乡农民工，通常有这么几个特质，咱们拆解一下：

在城市工作过，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市场需求；

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生产、管理或服务技能；

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比谁都更渴望在家门口过上好日子。

让这部分兄弟姐妹、老少爷们儿稳住就业，无论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极具现实意义。

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他们充满斗志、完成个人实现，对其它尚未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激励。

这个事儿相信许多朋友都曾直接或间接经历过。

第四重考量，在于稳住城市消费生态、保障体系运转以及城市住房增量。

您想想，城市里凌晨就开始忙碌的早餐摊、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外卖、保持城市整洁的环卫工人、撑起一个个工地的建筑队伍…

这些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岗位，背后是多少农民工兄弟姐妹的辛勤付出？

而且，他们不只是城市的建设者和服务者，同样是重要的消费者。

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租房、吃饭、购物、交通…每一笔支出都在贡献着城市经济活力。

一旦“返乡潮”集中出现，不仅如前文所属，部分行业可能面临用工荒，城市消费市场也会跟着降温：

围绕他们生活形成的餐饮、零售、交通等商业业态会跟着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大规模、非计划性的返乡滞乡，还会对公共服务的平稳供给带来挑战。

全国范围内共有农民工群体约3亿人，约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38%。

尽管目前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参保率还有待提升，但可以确定的是：

接下来，提高农民工群体收入与参保率，才更符合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方向。

这样既有利于整个社保体系弹药充足，又有利于广大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

此外，让更多的农民工朋友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与城市化方向也是一脉相承的。

大伙儿留在城市里，才会有城市住房的需求，我们经常听到的“租售并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工群体。

而且，他们留在城市里，经过努力打拼，将来也很有可能转化为刚需房地产市场的增量购买力。

这个群体有接近3亿人，无论放在劳动力总规模比较还是放在住宅市场购买力规模比较，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气氛烘托到这儿了，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具体怎么干？

光靠喊“老乡别走”肯定不行，这玩意得拿出真家伙疏通堵点——

确保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技能真正流得动、接得住、发展好。

咱们在这儿提出以下两点思考：

首先，对于城市来说，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在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实现稳岗拓岗。

对于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力军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企业，该给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要给到位：

用真金白银能帮企业减轻压力，帮老乡保住饭碗。

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开发城市运营维护、社区服务、物流配送、家政服务等新型就业蓄水池。

此外，技能升级同样十分关键招，老乡们为啥反映在城里找工作难了？

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产业在升级，但技能没跟上。

因此，有针对性的、呈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必须跟上：

过去培训，不是厨师、电工，就是家政，这些当然还需要，但必须得与时俱进。

现在更抢手的是新时代工匠、有服务意识的新基建从业者、懂流量的直播带货能手、精品民宿主理人还有会操作的智能工厂新蓝领…

这不仅是帮他们留在城市，更是帮他们端上更结实、更有奔头的“新饭碗”。

在此基础之上，能把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等这些后顾之忧解决好，同样十分重要。

从目前的城市化趋势来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让大伙儿更有尊严、更安心地工作生活，他们才更有归属感。

以上这些功课全面做到位了，更有利于让未来新市民加速转化为城市消费和内需拉动最坚实的根基。

其次，防止“滞乡”的治本之策，是让乡村自身充满机会。

一方面，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让县城和中心乡镇成为农民就业城镇化的首要承载地。

通过大力发展本土特色经济，把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乡村养老这些产业做起来：

一个红火的乡村民宿，能带动餐饮、保洁、导游好几个岗位；

一个成功的电商直播点，能盘活整个村的农产品供应链…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依旧是无可取代的催化剂——

譬如说，对于返乡创业的老乡，要敢给支持、给足支持，相关的贷款政策、税收减免、技术指导服务…是不是可以扶上马、送一程？

以上组合拳若及时且恰到好处，很可能就能带动一方乡亲共同富裕。

此外，对于一时困难的群体，可以尝试以工代赈、公益岗位这些方式做好托底保障；

国家在乡村的投资建设，要尽可能多用当地农民工，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既赚钱、又顾家。

今天咱们讨论的“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

终极目标并不是要把人机械地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要最终建成“城市-县域-乡村”三级联动、功能互补的有机体。

进城，让年富力强的农民工朋友通过奋斗融入城市，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振城市消费的主力军。

返乡，积累了资本和经验的有志者，主动选择回乡创业，成为激活乡土社会的“新乡贤”。

这背后，是国家治理精度与温度的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最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