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传》第三章——经世致用， 著书立说

合著/张荣芳 曾庆瑛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编写的三本不同类型陈垣传记中，中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的每章篇幅适中，详略得当，适合网络连载。陈垣孙媳曾庆瑛教授分工写第一章、第十章、陈垣简介和陈垣已出版的主要论著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纪录片《陈垣》梅明导演为网络版配视频和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现陈垣校长的风采。三人合力，以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弘扬励耘精神，赓续中华文脉。

《陈垣传》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陈垣传》第二章——热血青年

一、 参与时政，当选议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4月，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陈垣参加广东医学共进会。

1912年5月，陈垣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仁欢迎孙中山先生等，并摄影留念。

三排左一 陈垣

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全国进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陈垣因办报宣传反清甚有影响，故以“革命报人”身份正式当选众议院议员。1913年3月，陈垣离开广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会议，并从此定居北京，弃医从政。

在陈垣离开广州前，光华医学院召开恳亲会，欢送陈垣赴北京任众议院议员。

梁培基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续出发刊词》中说：“陈（垣）君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议院为立法机关，陈君素知医学与国家强弱之关系，愿出其学，使国家法律重视医学，以强盛中国。更愿陈君毋忘母校，有以光大我光华也。陈君起而答曰：以今之大势，我国不欲强及不欲免外人干涉内治则已矣；我国苟欲强而免外人干涉内治，则卫生政治岂能不竭力实行乎！若实行卫生政治，则必要提倡医学，培植医材。”

叶慧博在《送陈君援庵之北京序》中说：“陈君此行受国人之负托。”“吾于陈君此行卜之，而国家亦将重赖有土也。”

可见光华医学院的同仁在欢送陈垣之集会上气氛相当热烈，同仁对陈垣此行寄以重托，陈垣亦以效力于国、爱国之情报答同仁。这是陈垣人生的一大转折。

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陈垣出席了会议。

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

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北京参、众议院， 请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

这一议案引起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激烈争辩，一时舆论蜂起。陈垣拍案而起，激烈反对，认为信教自由，不当强定一教为国教。

陈垣因为反对强立孔教为国教，遭到孔教教徒们的攻击。马相伯为陈垣所著《元也里可温考》作序，云：“君即民国二年反对孔子为国教，而狂夫某电京，嗾明正典刑者之一也。”

陈垣到北京后，结识了广东三水人梁士诒。梁士诒是交通系首领，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税务处督办、参议院院长、国务总理等。因为同乡关系，陈垣参与了梁氏的政治活动。他曾先后在梁氏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国内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但都是出于谋生的考虑，两人志趣不同。

出任税务代办时的陈垣

后来梁士诒赠书给陈垣，在封面题字，曰：“援庵著述甚夥，人将爱之，诒将哀之。因袭近人诗赠之曰：销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是耶？非耶？”

而1939年陈垣致陈乐素家书中亦说：“此余与三水（指梁士诒）一段因缘，三水不喜人读书，所以不能久处，然在今日思之，当时若随三水不去，亦不过如刘铁城等，多赚几个钱而已，孰与今日所就之多也，为之一叹。”

可见他们两人志趣不同，梁士诒走政治仕途，陈垣则倾心学问。

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陈垣任了6个月的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任职之初， 一些友人、名流如蔡元培等纷纷致函出谋献策，推荐人才，陈垣亦想对教育事业有所建树。

刘乃和记述说：陈垣就职后，遇到的是政府克扣教育经费、 裁撤教育部的附属机关等事。教育部的附属机关，当时不过10处，每月开支甚微，且所管多是关于平民教育的调查、教育材料的采集，以及有关社会教育等， 大都是关于教育前途的事。当时援庵师为此事发表声明，说：“教育一事，应逐年扩张，因困于经费，不能如愿，已属抱歉，万不能再为缩小范围。”不同意裁撤教育部的附属机构。

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解决了八院校教职员代表到教育部 “索薪”之事，各院校教职员常年欠薪的困境有所缓解。

1923年10月，曹琨利用诱骗收买和武力威胁的手段操纵全国选举，当上总统。陈垣事前不知其中的政治阴谋，糊里糊涂亦参加了选举，事后警醒，甚感上当，后悔莫及。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使他遗憾终生。

他自1913年移居北京至此已有10年，前后三次做众议员。现实给他深刻的教训，使他感到国会不过是各派系军阀玩弄政治阴谋、争权夺势的一块招牌，难以表达民意。他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美梦破灭了。

10年来与当时政治若即若离的情况终于改变，他弃政从史，走上自由的学术研究的道路，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

陈垣晚年回忆，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从此以后他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终于成为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成 为一代学术宗师。

二、 历时十年， 研究《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酝酿，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基本完成，共用了十几年时间编纂的一部综合性大型丛书。抄成7部，分藏于7座藏书楼：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

此后100多年间，没有人对它进行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直到1920年，陈垣成为全面调查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1915年，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被移存国立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是陈垣渴望已久的书，他千方百计与图书馆取得联系，并开始到馆阅览。

1920年5月，法国总理班乐卫来中国，建议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来影印《四库全书》。

当时徐世昌总统允诺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并明令派朱启钤督办其事。又派陈垣往京师图书馆就文津阁《四库全书》实地调查架、 函、册、页的准确数字，以便为影印做准备。

陈垣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库全书》的全面调查上。6月至8月，陈垣带领樊守执、杨名韶、王若璧、李倬约、李宏 业、张宗祥等人全面清点《四库全书》的册数、页数等。

当时京师图书馆目录课谭新嘉于1921年10月在清点数据单后面题写跋语，记述当时情况：“时政争 激烈，近畿枪林弹雨，京城各门白昼仅启一二小时者二十余日。樊君诸人每日挥汗点查，未尝一日间断。”“当戎马倥偬之际，得以从容镇静各事其冷淡生涯，几若世外桃源。”

通过这次检查，陈垣等人弄清了这部丛书的详细情况。他们对其中每部书的册数、页数都进行了清点，列出书名、作者，并作了索引，还将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原书进行核对，将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情况一一罗列，然后撰成《四库书目考异》5卷、 《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

以后，陈垣断断续续对《四库全书》作了长达10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开创性成果。

他的学生刘乃和在《书屋而今号励耘》 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 《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 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 三万多册的大丛书做了详尽地了解。”

1925年1月，陈垣还带领北大学生清点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他后来画了 《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将文渊阁书排列的函、架次序，按原来排放位置画 为图式，颇便观览。4月28日，他在故宫摛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并特意留影纪念。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纂的，是乾 隆皇帝命四库馆臣选择《四库全书》的精华，缮写为《四库全书荟要》，其编写 形式与《四库全书》全同。共收书473种11151册，分装于2000函中，另外1 函为总目。这一发现，也是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重要贡献。

现在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有9篇， 即《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四库撤出书原委》《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再跋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

我们从这9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垣对《四库全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第一，查清了《四库全书》的基本数字。统计的结果：《四库全书》收书共 3461种，99309卷；存目有6793种，93551 卷。全书共2290916页，分装成 36275册，总字数99700万。

过万页之书31部，页数最多、部头最大者是《佩文韵府》，444卷，28027页；第二名是《册府元龟》，1000卷，27269页。这一基本统计为人们认识《四库全书》提供了方便。

第二，《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文，第一次将编修《四库全书》全过程做了简明扼要的记载。

关于《四库全书》是如何编成的，虽有零星记载，但并没有系统的材料，人们并不清楚编纂全过程。此文采用编年体例，以事系年，逐年逐 目编列，记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七年（1792）《四库全书》的编纂始末。从此文我们得知参加修书者前后有900多人，乾隆第六子永瑢 等8人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纂修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等任校勘。

《四库全书》采入书本有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通行本等6种。《四库全书》抄成7部，建7阁分藏。

第三，考证《四库全书》撤出书原委。

《四库撤出书原委》是1928年陈垣致余嘉锡的信，他根据乾隆宫廷档案，考出周亮工等人的书被撤出的原因：因书中有被清廷视为“违碍”之句，或有“猥亵”之疑，故被撤出。被撤出的书共有11种之多。

又在《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 一文中说：“周亮工著述，四库全书著录五种，存目三种。”“乾隆五十二年，复勘四库全书……亮工著述之已著录及存目者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之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

第四，对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的研究。

于文襄即于敏中，《四库全书》总裁之一，他曾写信给《四库全书》总纂修之一的陆锡熊，论《四库全书》，前后56通，附函5件，手札有日、月，但无年代。

1933年《北平图书馆馆刊》刊载《于文襄手札》时，只以日、月的次序，故事实多倒置。

陈垣根据手札用信笺，内容及所书月、日，考出这些信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四十一年（776），“故此诸函前后亘四年”，纠正了原刊本的错误，可见陈垣考证之功力。

陈垣认为，这些信件非常重要，说修《四库全书》的材料很详细，好多官方文书都赶不上。

从这些信件中知道，于敏中在修书过程中，发出指示，"密授机宜，不徒画诺而已”。

又曰：“统观诸札，办书要旨：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星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敏中亦深知其弊，故其奉办《日下旧闻考》附函有日‘此书私办更胜于官办’；六月十一日函亦曰‘欲将《玉海》校正，别行刊板，不由官办更妥。’然则世之震惊四库全书者可以不必矣。”统观信札，于敏中对《四库全书》的评价是正确的。

第五，对《四库全书》整理与刊行的意见。

1920年，有重印《四库全书》之议，因款项巨大，未能实现。

1924—1925年，教育部有两次议印之举，计划具在，因故未果。

1933年又有选印《四库全书》之议。教育部函请陈垣等15人为“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编定《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选书231种，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发行。

这次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陈垣之功不可没。陈垣写《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对《四库全书》的整理和刊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经陈垣“签注”，有52种书“均应剔出，可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一页。此外已有刊本应剔出者尚多，应俟公同订定。”

8月21日，陈垣致信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说：“承以编订四库全书未刊本目录事见……乞即博采众说，将共认为未见刊本之书先行付印，庶得早日观成，至以为幸。”

陈垣这些意见，基本被采纳。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李宣龚在准备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时，致信陈垣：“敝馆承印《四库全书》事，屡承指导，铭感不谖。且文津阁一书，原为我公平日所整理者， 一切简帙， 秩然有序，尤堪征信。……俟全书运沪之后，拟请执事莅沪一游，共商绨堑。辱蒙允许，此不独敝馆之荣幸，异日书成，揭橥得当，必更有餍海内人士之望者， 则皆我公之赐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术界、文化界对陈垣《四库全书》研究的承认与推崇。

三、著《元也里可温考》一鸣惊人

1917年春，陈垣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末基督教遗著，准备仿照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撰《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缺。

后来得读英敛之的《信善录》，知道英敛之藏此类书甚多，向英敛之借读，敛之“尽假而读之”。从此，陈垣与英敛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以后的宗教史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组织主持宗教史研究，所拟研究课题 有《唐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辈著述辨》等。

1917年春，陈垣拜访英敛之，二人谈及宗教史研究，十分投机，英敛之即出示辅仁社课题目录，供陈垣选择研究。又谈及元也里可温教，英敛之将社内学生研 究初稿及资料交付陈垣，嘱他作系统考证。

陈垣允诺承担《元代也里可温考》课题，5月成稿出版发行。初稿面世后，陈垣继续深入研究元也里可温，由于 “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于是对原稿作重大补充修改， 并于8月再版。以后他又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经1920年、1923年、1934年三次修订，题目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是陈垣第一部史学论著。

元以前无“也里可温”之称谓，“也里可温”仅见元代著述。何谓“也里可温”，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不知所自出。”

《元史·国语解》：“蒙古语，应作伊鲁勒昆；伊鲁勒，福分也；昆，人名，部名。”

直到清道光年间，刘文淇指出“即天主教也”。

陈垣此文的贡献在于将其准确地断定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他指出“《观大兴国寺记》 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复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并“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 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

此文分15章，脉络清晰紧凑，论证严谨，无懈可击，廓清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知道的元代也里可温之称谓、本义、词源及相关的史学问题。也里可温教东传之途径、宗教戒律、教徒人数、主要人物、教徒军籍、徭役、租税等方面的豁免权，官府的尊崇地位，也里可温教与异教的关系，元末明初的衰落，金石碑刻的存佚等也一一澄清。

本文引用文献近50种，除正史外，还有大量文集、方志、碑刻等，囊括了全部汉文文献资料。

此文是关于这一课题的空前绝后的杰作，彻底解决了元也里可温教的历史问题。

此文发表时，马相伯为之作《叙》，说：“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

英敛之为之作《跋》，说：“乃承先生以敏锐之眼光，精悍之手腕，于也里可温条，傍引曲证，原原本本，将数百年久晦之名词，昭然揭出，使人无少疑贰。”

去日本船上

1917年10月，陈垣随梁士诒访问日本，将《增订再版元也里可温考》线装一册赠送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并应日本学者之请，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此文， 得到中外学者的称赞。

12月8日，陈垣从日本大阪致慕元甫函，说“拙著《元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

《元也里可温教考》使他一鸣惊人，成为陈垣最终弃政从史的重大契机，同时对其日后史学研究 的方向和特色有重大影响。

2024年陈智超为陈垣像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