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研究与实践的多维视角 | 谭萌：从实践到缔约：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脉络、理念与路径

主持人语

谭萌《从实践到缔约：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脉络、理念与路径》一文以英国批准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契机，系统揭示了一个长期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拥有主导权的国家，如何在全球非遗治理结构中重新定位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策略取向。文章不是将英国的缔约行为视为单一政策事件，而是回溯其百余年文化遗产体制的结构演进，分析了非遗的引入如何使英国在传统框架内实现范畴、知识和治理逻辑的重组。文章讨论了英国内部非遗概念的争议、制度博弈，展示了非遗如何成为连结国家战略、身份政治与国际话语的关键媒介，深刻呈现了英国非遗保护的多层次动力结构和全球非遗保护行动在不同国家语境中的在地化生产过程。这为理解英国的文化遗产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比较不同国家的非遗保护制度转型、审视全球遗产话语权的再配置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

主持人介绍

唐璐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理论与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等。著有《朝向未来的遗产共同体：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机制研究》，译有《文化遗产的观念》，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译文多篇。

作者介绍

谭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研究领域包括民俗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版著作《流动的传统：一个西南乡村集市的转型与民俗生活变迁》。在《民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

从实践到缔约：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脉络、理念与路径

摘要

2024年6月7日，英国成为第183个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标志着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化和全球化进程步入新阶段。英国非遗保护的实践植根于其文化遗产保护的演进脉络中，通过强调“人”与“空间”的动态关联，构成对非遗概念、类型和策略的本土化阐释，并在缔约后确立了“提升而非罗列”的基本保护模式。从地方实践到全球参与，英国非遗保护的路径选择不仅反映了有形与无形、西方与东方、文明与传统关系的重构，也彰显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国际趋势，并凸显了遗产在多类型共同体交流互动中的媒介作用。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国；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社区

英国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引领者和积极实践方，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体系规范建设及研究教育等领域享有盛誉。2024年6月7日，英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成为全球第183个《非遗公约》的缔约国。此举措被视为英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不仅拓展了英国长期以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保护框架，也反映出21世纪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有形与无形、西方与东方等认知区分的动态演进，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浪潮的标志性事件。剖析非遗保护的英国模式，将其置于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脉络、非遗保护的全球互动及英国非遗保护的策略演进中予以考察，对于理解非遗话语权力的重塑、保护策略的在地化调整以及相关知识体系的更迭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非遗保护这一世界性文化事业，各国围绕《非遗公约》孕育出契合各自国情的多元实践。在此过程中，对相关实践的比较与镜鉴已成为通过学术研究推动现实工作的重要路径。中文学界一方面聚焦《非遗公约》所涉及的关键词及保护理念，开展译介和阐释研究，并总结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借鉴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等国的非遗保护经验，发掘非遗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英国此前未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所以目前国内针对英国非遗保护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如此，部分学者通过梳理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着重分析其在文化遗产法治建设、大众参与、艺术教育和产业转化方面的发展优势，尝试从中提炼对中国非遗保护的有益经验，以此推动中英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与合作。然而，相较于当前全球非遗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态，现有成果大多聚焦于2015年前的政策条约和行动实践，较少深入辨析英国语境中物遗与非遗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对英国非遗研究的时效性和系统性滞后。当前，探讨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动态趋势及其深层逻辑，不仅可拓展非遗研究的视域，也可为中国非遗保护和全球以非遗为媒介的文明互鉴提供新的学理资源。

本文以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为背景，探讨一个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具有制度优势和话语权威的国家，如何在非遗保护的新时代塑造自身角色和地位，实现理念传承和实践创新的双重突破，并在此过程中均衡传统与现代、社区与国家及地方与全球等关系。追问这些问题，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英国非遗保护的实践脉络、理念逻辑与路径选择，为推动全球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提供具有参照价值的比较视野。

一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演进脉络

英国在文化遗产的认识、管理、保护和运用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形成了既独立又紧密关联的经验体系，为英国开展非遗保护和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奠定了历史根基与现实格局。自16世纪以来，“文化遗产”在英国语境中的概念内涵从“古迹遗址”（Ancient Monument）向“历史环境”（Historic Environment）转变，概念外延呈现出从单一建筑向保护区、从建筑实体向有形与无形相结合、从陆地向海洋拓展的趋势；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私人倡导—国家主导—公众参与的转变，分类别、分等级、分片区的保护管理模式逐渐形成；保护理念从消极性保护向建设性保护转变，从关注遗产本体向注重自然、遗产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一）从珍视到立法：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自觉

英国境内丰富的古迹遗址和公众对“传统”的珍视观念为其19世纪以来的遗产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19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文化遗产保护以民间少数较积极的成员为主体，以古建筑和古迹遗址为主要对象，以协会筹办、观念辩驳和修复维系为主要活动，以推动遗产从私人所有转向国家所有为主要着力点。1882年，英国的第一部遗产保护法案——《古迹保护法》（

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 1882

）通过，开启了英国以法规保障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英国文化遗产保护以对《古迹保护法》的法规调整和补充为主要工作，保护对象以古迹和建筑为主，在册古迹管理办法初步形成，相关委员会相继建立。这一时期，“保护令”（Preservation Order）、“区域”（Area）和“建筑”（Buildings）等构成英国文化遗产体制建设的核心概念。其中，“保护令”概念在1913年英国议会出台的《古迹综合及修订法》（

Ancient Monuments Consolidation and Amendment Act 1913

）中得到发展。1931年，英国议会就该法令的缺陷进行修正，一方面将遗迹（Monument）延伸至其周边的土地，并允许保护更广泛的景观；另一方面，逐步推进将保护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该法最终被1979年的《古迹和考古区保护法》（

Ancient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reas Act 1979

）所取代。“区域”和“建筑”作为保护视角的思路出现于1932年出台的《城乡规范法》（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32

）中，强调地方在相关古迹和建筑物保护中的主体性。同时，这一阶段，具有非政府和非营利性质的组织机构相继成立，拓展了古迹及其之外的遗产保护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境内建筑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战后的城市重建则将历史遗迹置于现代发展的对立面，凸显遗产保护的矛盾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暴露了既往保护体制的缺陷。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文化遗产体制建设仍围绕“保护”展开，注重调整和整合法规内容。在保护的策略方面，英国在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同中，将保护细化为登录、修葺和改造等具体程序；在保护的对象方面，英国增加了“登录建筑”（Listed Buildings）和“保护区”（Conversation Areas）遗产类别，且逐渐关注“考古区”（Archaeological Area）。在“登录建筑”方面，英格兰历史建筑委员会率先提出“群体保护”的概念，并随着1957年市民信托（Civic Trust）的建立，推动以修复传统建筑来改善生活环境的项目。在“保护区”方面，1967年颁布的《市民设施法》（

Civic Amenities Act 1967

，亦被翻译为《街区保护法》《城市文明法案》等）正式将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区域纳入保护范畴，拉近了遗产与人们生活的关联。在“考古区”方面，1979年颁布的《古迹和考古区保护法》则旨在纾解城市建设中面临的考古挖掘和房屋建造矛盾。欧洲委员会宣布1975年为“欧洲建筑年”（European Architectural Year），并出台针对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的政策，将建筑遗产界定为“不仅包括最重要的古迹，还包括位于老城区和特色村落中的较小建筑群以及自然或人造环境”。这一时期英国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理念的变化与整个欧洲遗产观的建构相关，并依托遗产保护的系列公众活动，英国民众对遗产的认识和感知也随之提升。

（二）从国家主导到公众参与：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多主体结构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面临经济滞胀、政府失信和内城衰落等系列问题。英国第49任首相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上台后，为改变这一状况大力推行行政改革，其重点之一是减轻政府压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英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改革方面注重对部门的调整，在保护理念上注重挖掘并发挥遗产的现实价值，在管理体系上进一步明确纵向和横向机构的责权划分，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行动中，提升英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地位。

在法律体系层面，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英国通过遗产法和规划法的协同演进，调整了受保护的遗产范畴和保护理念。1980年，英国《国家遗产法》（

National Heritage Act 1980

）颁布，用“国家遗产纪念基金”（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取代“国家土地基金”（National Land Fund），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的文物纳入保护范畴。在该法案1983年的修订中，英格兰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Historic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Commission for England，亦称历史英格兰委员会，于2015年后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接管1981年从环境部析出的历史建筑委员会和古迹委员会的职能。在1997年的修订中，国家遗产纪念基金将遗产的保护范畴拓展至“任何具有景观、历史、考古、审美、建筑、工程、艺术或科学价值的事物，且包括具有动物学和植物学价值的动植物”。在2002年的修订中，遗产保护范畴进一步从陆地区域延伸至海洋区域。1990年出台的《城乡规划法》（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90

）和《规划政策指南16：考古与规划》（

PPG 16：Archaeology and Planning

）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地方当局在遗产保护中的职责，《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

Planning "Listed Building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Act 1990

）区分了保护条规和规划条规；1994年出台的《规划政策指南15：规划与历史环境》（

PPG 15: Planning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则进一步明确政府保护与规划政策在历史建制和保护区认定中的角色，将过去国家在遗产登录和保护方面的权利和责任下放到地方当局，鼓励郡县设立自己的档案库，并建立了更广泛的景观评估政策，明确受保护的遗产包括古迹、历史建筑、保护区、历史公园、园林和历史战争地等类型。

20世纪末以来，英国在文化遗产机构体系领域的变化也对其当前的履约形式产生较大影响。以环境部、遗产部和交通部为主体的分合重组，产生了以“历史环境”为形式的独特性遗产表述和以文化传媒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为主体的整合性管理机构。1982年，官方保护委员会（Association of Conservation Officers）和野外考古家协会（Institute of Field Archaeologists）成立。1992年，国家遗产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成立，接管环境部和英格兰遗产部中除城乡规划外的职能。1994年，遗产博彩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成立。1997年，环境部、交通部和区域部再次合并，而国家遗产部则整合其他的分散资源，成立文化传媒体育部，下设建筑、古迹、艺术和创作事业部。这一整合性部门的建立大幅提升了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性，在原本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社区和个人的参与，进一步凸显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英国的文化优势。1997年，官方保护委员会被重组为历史建筑保护协会（Institute of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1999年，英格兰历史古迹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England）并入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从而进一步整合了相关资源和力量。

除了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垂直体系的职责分工，英国遗产保护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横向体系也日臻完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根据自身情况成立了相应的遗产保护部门。国内层面，1984年，威尔士议会在历史环境咨询部内设置遗产保护委员会——Cadw（威尔士语，意为“保护”），致力于保护威尔士的历史建筑、结构、景观和遗产地。1991年，苏格兰文物局（Historic Scotland）成立，承接了过去工程部古迹司和苏格兰发展部的工作，并于1995年在苏格兰行政教育部的管理下开展工作。北爱尔兰的遗产保护工作则在环境部的统筹下展开。国际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成立，英国积极参与名录和公约的制定中。这一举措不仅助力英国的遗产逐渐走向世界，也促使英国对遗产的关注逐渐从境内扩展至境外，增强了对海外领土及其他地区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比较研究。

（三）在反思中前行：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韧性

随着20世纪末英国历史环境保护法规制度和机构体系的整合与完善，21世纪以来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经验总结和反思为基础，将重心逐渐转向满足公众需求、赋权公众行动和调动公众积极性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各种类型的遗产保护序列，并重新界定了保护理念，将更多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分散给非政府机构。2000年，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出版《场所的力量：历史环境的未来》（

Power of Space：The Future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在回顾英格兰历史环境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保护为导向的再创造、出版历史环境报告和处置濒危遗产等要求，并强调把遗产置于教育的核心、理解公众价值观、支持地方主导者以及推动法规体制和参与机制灵活化等理念。这些要求和理念奠定了21世纪英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的基调。

2005年，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开始直接管理名录系统，《规划政策陈述5：历史环境保护规划》（

PPS 5：Planning for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概念运用于历史环境的保护中。同时，保护协会（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成立，整合过去的五大专业咨询机构，吸纳专业保护人员、志愿者和文化遗产所有者参与，作为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为保护实践提供会员服务、财政支持、专业发展、战略制定和宣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007年，白皮书《21世纪的遗产保护》（

Heritage Protec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出版，对认定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变。通过统筹过去的在册、登录和注册系统，建立单一名录系统，以及引入地方法定义务等方式，该计划旨在“提高历史环境的知名度、促进联合方式和提高地方层面的能力”，建立一个更加易于公众理解和操作的遗产保护制度，并扩展遗产保护系统的开放性。对此，2008年，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历史环境可持续管理的《保护原则、政策与指南》（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Guidance

）以及首份《名录评选指南》（

Listing Selection Guides

）。

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五年规划《遗产2020：英国历史环境战略性保护框架（2015—2020）》（

Heritage 2020：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England' s Historic Environment 2015—2020

）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性保护”等理念与地方更新和市民生活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在此规划期间，相关文化遗产的评选原则进一步被细化，不同类型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的张力也逐渐被纾解，如2018年出台的《登录建筑评选原则》（

Principles of Selection for Listed Buildings

）。

自2020年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乏力的境况，促使英国调整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强调用传统智慧应对当代挑战，并于2021年出台英格兰文化和历史遗产保护新法，强调“保留与解释”（Retain and Explain）对文化和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且更加强调对历史牌匾（Historic Plaques）、纪念碑（Memorial）和古迹（Monuments）的管理。另一方面，国家整体规划进一步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近年来，英国政府一直强调重建社区，特别是在苏纳克任职期间，以“全球英国”为导向，英国政府在恢复历史街区、激活基层社区活力、发掘工业文化遗产等方面投入了较多政策和财政支持。2023年，英国出台《国家规划框架》（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较明确地彰显了英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规范化、精细化行动框架：其一，有关文化遗产的保护被纳入可持续发展、农村用地和住房规划等范畴内；其二，有关历史环境的保护策略更加细化，从评估、维护、获取、开发和损害等多个节点制定了法规条约。

综观英国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理念、机构和策略的变迁，其经历体系构建、结构调整和系统演进的历程，不仅将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历史与当代有机融合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之中，也构成了英国开展非遗保护并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历史脉络。该脉络以珍视“传统”和立法规范为行动自觉，并在多主体协作和反思中推动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拘泥于历史环境的自然与人为、维系与开发，而是更加关注人与地方、过去、未来的联系。尽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文化遗产的具体实践存在差异，但它们围绕“历史环境”的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统一的模式，在提升国民认同感、凝聚力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呈现出源自历史与传统的英国力量。

二

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逻辑

在英国的语境中，开展非遗保护行动并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遗保护的核心原则，与以缔约国身份参与特定的非遗保护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对英国而言，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战略决策，是对本土理念与现实诉求的调适。

（一）话语博弈：英国非遗保护的本土理念

历史上，英国重视保护和传承传统，但对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兴趣甚微。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与英国各界对《非遗公约》的理解、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责权意识以及非遗研究的价值取向等相关，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矛盾。

第一，《非遗公约》所定义“非遗”的内涵及其履约形式，与英国国家整合和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矛盾。《非遗公约》将“非遗”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此框架下，非遗保护便与在特定地区形成的独特群体认同紧密相关，且履约行为需依赖国家政府完成。然而，英国作为联合王国，其所包含的北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区不仅在历史、政治和法治体系上有较大差异，且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上也存在分歧。因此，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整合国家内部多元的文化传统、身份认同和治理机制并非易事。

第二，“非遗”所包含的权力话语关系，与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者的价值立场之间存在张力。非遗保护的名录和条约产生于对文化遗产的反思与批判，其价值立场长期被英国政界视为与西欧权益存在抵牾。这一历史背景和基本认知，不仅加剧了物遗与非遗的体系分野，也构成了英国持续拒绝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动因之一。2020年，数字文化传媒体育部将不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缘由解释为：“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英国的手工艺、口头传统以及更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本国文化生活的贡献。我们鼓励各群体以及文化从业者弘扬这些实践活动，并将它们传承给子孙后代。然而，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商业理由，而且也不清楚这样做带来的益处是否能超过成本。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谨慎地对那些会对遗产保护产生最大影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进行资源优先配置，比如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因此，我们目前无意批准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会继续对这一事项进行审视”。

第三，《非遗公约》名录选拔机制所强调的“代表性”理念，与英国近年来提倡的批判文化遗产理念之间存在错位。根据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和里克曼（Audrey Linkman）的界定，批判遗产研究旨在“理解遗产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以及遗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其议题广泛，包括知识体系、阶级、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权威话语、性别、全球化、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制度、记忆工作、民族主义、谈判、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以及等级、种族、代表、抵抗、空间性、技术和声音的再生产。在该问题意识导向下，一方面，“保护”（Safeguarding）和“非物质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等概念遭到英国学术界的质疑。另一方面，“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等概念所蕴含的主体意识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保护领域的运行模式。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世界遗产实践来塑造积极的世界公民，并以此更好地促进全球治理，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内部运行缺乏透明度，这导致世界公民在其中几乎没有发言权。这种观点在英国学界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的讨论中受到青睐，并成为他们解释英国不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学理支撑。

（二）回应需求：英国非遗保护的自发实践

过去20余年里，随着全球非遗保护的拓展和丰富，非遗的意义、机制和功能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构建了一个世界多元主体对话交流的平台。鉴于英国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方面的地区差异和系统结构，尽管其对“非遗”概念及《非遗公约》运行方式存在异议，但在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内部，已萌生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概念、法律、协议和行动。这些自发实践构成了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潜在条件，并回应了英国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的现实诉求。

一方面，英国已有的遗产概念，如“历史环境”和“活文化”（Living Culture）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且与《非遗公约》中的部分保护理念相契合。例如，1988年颁布的《版权、设计和专利法》（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已经涉及了对集体性、匿名性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作品的保护。

另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英国越发重视对语言、节日和手工艺的保护，并在脱欧前积极履行欧盟相关条约义务，并根据地方情况和文化类型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法规。例如，2001年，英国签署《欧盟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宪章》（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之后，2005年《苏格兰盖尔语法案》［

Gaelic Language （Scotland）Act 2005

］、2008年《苏格兰格子注册法》（

The Scottish Register of Tartans Act 2008

）、2009年《苏格兰威士忌条例》（

The Scotch Whisky Regulations 2009

）、2011年《威尔士语措施》［

The Welsh Language（Wales）Measure 2011

］、2012年《现场音乐法》（

Live Music Act 2012

）等相继颁布。自2017年以来，传统手工艺遗产协会（Heritage Crafts Association）持续通过《濒危手工艺红色名录》（

Red List of Endangered Crafts

）以及“濒危手工艺基金”（Endangered Crafts Fund）对传统手工艺领域进行监测并开展保护工作。其中，《濒危手工艺红色名录》是英国首份按照手工艺技能的可持续能力进行排名的报告。

此外，“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文件中出现。2008年前后，苏格兰率先开始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性讨论。例如，2008年，苏格兰博物馆画廊委员会（Museums Galleries Scotland）联合纳皮尔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Napier Universit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发布《苏格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界定和梳理最终报告》（

Scoping and Mapp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cotland Final Report

），初步阐释了苏格兰文化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框架及实践计划。2021年，苏格兰博物馆画廊委员会、苏格兰历史环境委员会（Historic Environment Scotland）、苏格兰传统艺术文化委员会（ Traditional Arts and Culture Scotland）和苏格兰创意委员会（Creative Scotland）联合发布《梳理苏格兰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产与收藏》（

Mapp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and Collections in Scotland

）。该报告提到：“（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措辞有些笨拙或官僚主义。我们建议苏格兰同意接受它，并开始确信地使用它，同时辅以更通俗的公共民俗词汇，促进公众理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这个术语本身，而在于缺乏明确的公共宣传策略。”报告不仅重新阐释了苏格兰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保护理念，明确使用“苏格兰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CH in Scotland），而不是“苏格兰非物质文化遗产”（Scottish ICH），以保证苏格兰文化的多样性，并提出组建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办公组（ICH Development Officers）的倡议。

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在强调社区参与的基础上，拓展对“遗产”的理解。例如，《国家彩票遗产基金2019—2024年战略资助框架》（

The 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 Strategic Funding Framework 2019—2024

）明确提及“非物质遗产”。2020年，历史英格兰委员会发起了一项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并在当年11月颁布的《英格兰历史定制评论》（

Tailored Review of Historic England

）中提到，需确保对包括非物质形态的“遗产”构成有新的理解。

因此，在话语博弈与回应现实之间，一方面，英国文化遗产保护发生了系统化演进，非遗的全球影响力日臻提升，且物遗与非遗在国际层面所涉及的权力关系正在重构；另一方面，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也推动其不断调整国家战略。这使得英国逐步摒弃对“非遗”概念及《非遗公约》秩序的抵触，探索将非遗保护的本土经验与全球体系相结合的路径。

三

缔约背景下英国非遗保护的路径选择

2023年12月，英国开启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磋商程序；2024年，英国上议院国际协商委员会（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ommittee）就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协议框架和实施策略进行审查，并向政府提供了审查结果和政策建议。在此过程中，英国对《非遗公约》所涉及的对象、保护理念和行动策略进行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补充和厘清，而社会各界对该事件的反应则为英国优化履约路径提供了参照。

（一）内外相辅：缔约背景下英国非遗保护的政策导向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上，英国强调了其活态性与实践性，并将其与不可移动的物质遗产进行区分。在文化传媒体育部发布的《关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咨询》（

Consultation on the 2003 UNESCO Convention for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以下简称《咨询》）中，“非遗”的定义被简化为“区别于物质性（Material）、固定（Fixed）遗产，活态且通过实践传承的文化遗产；非遗是文化遗产的‘动词’形式，而‘有形’（Tangible）遗产则是其‘名词’形式”。在建立名录的过程中，《咨询》对项目的起源时间和来源地不设限，但强调非遗必须是在当下仍有实践的，且必须与物质产品（Material Product）相区分。在地域范围上，英国的非遗保护范畴不仅涵盖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实践的活态文化传统，也包括在批准加入《非遗公约》的海外领地和皇家属地上开展的文化实践。同时，由于英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职权划分，负责发布《咨询》的文化传媒体育部不承担语言、特定菜肴或食品的保护职责，所以与之相关的内容尽管与非遗实践相关，但其物质部分由其他部门负责。例如，特定菜肴的保护工作由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负责。

在非遗保护的对象上，英国在《非遗公约》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类别，即传统游戏和体育（Traditional Games and Sport）、烹饪传统（Culinary Traditions / Knowledge）。这两个新增类别与《非遗公约》框架内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一同构成英国开展非遗保护的领域，其目的是更清晰地确定非遗项目的归属。

在非遗保护理念上，英国明确了Safeguarding、Preservation以及Conservation的差异。具体来说，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Preservation或Conservation）通常指使文物不改变或损害，而对非遗的保护（Safeguarding）通常被理解为增强公众意识、提高参与度、保障可持续性以及支持技能和技术的传承。针对长期以来基于“历史环境”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英国在开展非遗保护时特别凸显了“基于社区、自下而上”的实践原则，以及“包容与尊重”和“开放与参与”的核心价值。同时，英国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的定义。《咨询》特别指出，由于某些手工艺通常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因此“社区”也可指代个人。此外，移民和侨民等流动群体所在的社区也被视为英国非遗保护的重要单位和主体。

在非遗保护策略上，英国初步构建了内外相辅、层层递进的规划体系。对内，英国提出要创建本国的非遗名录，并致力于持续保护。依据《非遗公约》第12条，名录的建立将经过与英国4个地区以及相关皇家属地或海外领地协商后完成，并将以社区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原则贯穿名录建立的始终。名录的审查小组并非某一特定机构的成员，而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委员会，不仅汇集了每种遗产类别中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人，还包括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公共机构代表。对外，英国提出了“提升而非罗列”（Lift Not List）计划。在缔约的最初几年中，英国将不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名单项目，而是专注于提升非遗在英国的认可度。文化传媒体育部对此的解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广泛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特殊的普遍价值，也不必然是原创或独特的。判断哪些元素比其他元素更有价值或更重要，既不可取，也没有益处，且目前没有任何共同认可的评估方法。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任何少数项目本身都无法代表更广泛的英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且若只把重点放在少数项目上，将会分散人们对名录中许多其他未被列出项目的注意力。我们建议将重点放在英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提高民众对英国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所有（项目）而非少数（项目）。”

针对文化传媒体育部的方案，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针对备忘录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即“批准（加入《非遗公约》）不会给任何政策制定者或资助者带来任何额外的负担、责任或义务，也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地方政府或相关公共机构承诺直接干预”。审查委员会认为这存在对《非遗公约》的误读，并指出“虽然《非遗公约》未规定与保护有关的绝对义务，但第13~15条列出了政府必须努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委员会报告的义务既适用于第13~15条规定的措施，也适用于编制名录的义务。我们呼吁政府考虑《非遗公约》中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另一条与之密切相关，审查委员会强调文化传媒体育部的磋商尚未结束，建议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向议会报告协商的结果、建立英国名录的计划，以及其他保护英国非遗的策略。

由此可见，在“全球英国”的战略布局中，非遗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有助于其扩大国际参与度。然而，在具体实施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英国仍面临着如何协调政府与民间、本土理念与当下需求之间关系的挑战。

（二）赋能实践：缔约背景下英国非遗保护的社会反响

尽管英国开展非遗保护的具体方案仍在探索阶段，但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一事对英国各地区和国际社会均具有深远意义，且凸显了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凝聚力的发展潜能。

在国际层面，英国的加入进一步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的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后表示，“在过去7年中，有11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这显示出全球对文化遗产日益增长的重视。英国的参与将包括记录和推广其丰富多样的传统，从而强化文化多样性和遗产的价值”。在英国国内，各地区均认为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对保护本地文化传统意义重大，并表示将积极投身于名录的创建工作中。其中，苏格兰事务大臣约翰·拉蒙特（John Lamont）表示，随着英国成为《非遗公约》的缔约国，苏格兰的除夕（Hogmanay）、彭斯之夜和凯利舞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苏格兰传统将同英国各地的传统一道获得认同，并鼓励苏格兰各社区提名他们的地方传统，以促进传统的代际传承。威尔士事务大臣大卫·T. C.戴维斯（David Thomas Charles Davies）也强调，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威尔士活态遗产、物质地标和遗产地，并认为相关传统和习俗对于彰显威尔士的民族独特性具有重要价值。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史蒂夫·贝克（Steve Baker）同样珍视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和实施名录机制对于社区的意义。

同时，英国正式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标志着“非遗”概念及其实践正式被纳入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系统。这不仅进一步激励了曾参与非遗保护实践的群体，也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例如，英国艺术与遗产大臣帕金森勋爵（Lord Parkinson）表示：“英国有着丰富的代代相传的传统。这些手工艺、习俗以及庆祝活动助力塑造了我们的社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而且人们也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塑造。通过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我们将能够颂扬来自英国各个角落的珍贵传统，为传承这些传统的人们提供支持，并确保它们能传承下去，供子孙后代享用。”传统手工艺协会从2010年起便倡导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其执行主任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于2024年表示：“批准加入《非遗公约》将有助于确保那些对英国不断发展的国家特性而言不可或缺的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够得到恰当的重视和保护，而且我们将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实现这一目标的成功经验。现在，我们要着手开展工作，以确保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面貌得以充分展现。”

在学术领域，研究者们持续围绕批判文化遗产的理论脉络展开探讨，并越发注重遗产保护与日常生活、智能技术的结合。尽管专门针对英国缔约后非遗保护的研究仍在探索与积累阶段，但已有部分学者以此为契机，重新阐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认为英国可通过强调社区参与和基于地方的实践，构建其在西欧乃至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权威地位。

由此，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是经多主体协商后的结果，提供了促进多重话语、权力关系和主体实践焕新的契机。一方面，英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体框架下，探索纾解本国物质与非物质、政府与社区以及联合王国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矛盾的非遗实践策略；另一方面，英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倡导和行动，又为英国文化遗产系统的各要素注入新的动力，激励多主体在新的框架中探索有助于社区、地方和多元群体的实践路径。

结语

作为一项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的全球性行动，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在不同地区、国家和群体中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实践模式，并结合地方特色与国际公约，孕育了新的概念、目录、法律和策略。在英国，非遗保护的相关理念和原则根植于其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脉络中，但以《非遗公约》缔约国的身份开展“提升而非罗列”的实践探索，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选择。英国非遗保护的演进脉络、逻辑演进和路径转化，彰显了非遗保护的全球互动性、实践系统性和社会整体性特征，为其进一步创新机制策略和理论框架提供了支撑。

首先，英国批准加入《非遗公约》作为一项标志性事件，进一步凸显了非遗的全球意义和战略价值。从世界遗产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诞生深嵌于国际格局的不均衡发展中，为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国家争取全球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渠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非遗所包含的权力话语关系已经超越了过去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成为多主体参与全球文化事务的公共场域，在维护文化多样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挥作用。同时，不同国家和群体在全球非遗网络中的定位和行动，也成为窥见一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建设方向的窗口。对于英国来说，其与《非遗公约》之间复杂的历史联系，是权力结构、国家利益和思想观念交织影响的结果。近年来，随着英国在区域联盟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动，“全球英国”战略的紧迫性逐渐上升，而重新审视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则成为这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批准加入《非遗公约》不仅意味着英国对非遗的认同，更是英国融入全球对话的重要媒介之一。

其次，英国非遗实践作为其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关键节点，呈现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趋势和路径。长期以来，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历史环境”为关键概念，较好地实现了物与人、遗产与生活、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保护实践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相关理念和实践嵌入欧美和亚非地区的遗产管理和学术交流中，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英国国内社会经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英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了有关非遗、现代性遗产、自然遗产的立法保护，强调遗产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联，倡导建立更具活力、韧性、开放的系统性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最后，英国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主体实践和互动的生动过程，离不开多类型共同体在全球互动中参与，展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整体性。虽然各国在具体保护策略上有所不同，但构建多元主体联合、公众参与、开放包容的保护体系，注重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已成为国际共识。英国在非遗概念界定、名录序列和具体措施方面的在地化处理，是以英国文化遗产的实践模式为基础的。这一模式将“自上而下”的认定和监管与“自下而上”的积极动员相结合，以分类别、分等级、分片区的保护机制为基础框架，灵活包容的保护理念为支撑，多元机构和资金协调为保障，多渠道的公众参与为动力，同时注重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区域间互动。近年来，英国越发注重青年、妇女、邻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通过系列活动、项目和资金支持等渠道提升该群体的参与动力和能力。相关实践不仅为全球非遗保护拓展了互动主体、丰富了经验知识，也为中国在“非遗在社区”“非遗与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非遗与数字技术”以及“非遗与文明互鉴”等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比较视角。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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