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家炽 | 新就业群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庄家炽的《新就业群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一文，文中呈现的青年困境、价值追求与社交模式，是探讨“个体化”、“社会原子化”、“精神生活”等经典理论的绝佳现实案例。对于一线的社会工作者而言，这篇文章则像一面镜子。我们或许能在其中看到服务对象的影子。它深刻揭示了当代青年精神世界的“刚需”——不仅是物质支持，更是情感共鸣、社群归属与意义追寻。这为我们优化服务策略、从“事务性帮扶”转向“发展性陪伴”提供了宝贵的洞察。

新就业群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力量

作者介绍

庄家炽，《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为劳动社会学、金融社会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6项，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学评论》《社会》《社会发展研究》《青年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

11月19日，江苏连云港，

新就业群体制作冬季养生茶包。

视觉中国供图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着平台经济、新业态发展而涌现的大量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当前社会面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兴力量。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明确统筹推进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等任务，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指导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持续强调“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服务好新就业群体，已是各级社会工作部门义不容辞的核心职责和工作重点。

01

新兴力量不应被视作负担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着平台经济、新业态发展而涌现的大量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当前社会面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助力城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兴力量。然而，一些地方仍习惯于把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当作一种额外的行政负担，对新就业群体在城市运行保障和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将他们更多地视作需要监管的对象，而非可以依靠和凝聚的力量。这种观念滞后不仅限制了服务举措的主动性，也影响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生活、发挥其所长的空间。

02

城市“新市民”融入载体仍然缺乏

针对新就业群体具有来源多样、流动分散、作息不规律等特点，一些城市已开展有益尝试，如北京市推进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在街道层面设立“小哥驿站”“暖新驿站”等服务点，邀请快递员、外卖员担任社区“副楼长”“网格员”“平安志愿者”，让“小哥”们运用熟悉街巷、人熟地熟的优势参与治安巡防、困难帮扶等基层治理工作。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已有269万新就业群体到街道社区报到，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新生力量。但相较于全国8400万的新就业群体总量而言，上述融入城市的探索还在初步阶段，仍有一些局限。在不少地方，新就业群体仍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融入载体：比如，像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驿站这样稳定的线下阵地，或者有效的线上联络平台和组织动员机制。这导致许多新就业群体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却难以真正“进社区”“进组织”，在遇到困难时缺乏支持网络，在参与社区事务时缺乏渠道。城市治理如果长期忽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无疑会留下盲区甚至隐患。建立健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的机制载体，已成为当前基层治理亟待补上的一课。

03

创新“枫桥经验”的时代契机

如何将分散流动的新就业群体更好地组织和凝聚起来，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课题，也为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提供了契机。枫桥经验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这一传承多年的基层治理法宝，在今天应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赋予新内涵。当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涌入城市社区，完全可以通过党建引领和社会工作专业手段，把他们团结、凝聚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要针对新就业群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人文关怀和权益保障，为他们融入所在社区和城市搭建平台，增强其归属感和安全感。各地实践也表明，当政府搭台、社区欢迎时，新就业群体就愿意走进社区“亮身份”“报到服务”。许多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利用工作之便，主动承担起邻里守望、治安协查、环境监督等职责，在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社区的和谐稳定。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新就业群体正实现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共建共治，正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既把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又把新的社会群体吸纳为共建平安有序社区的同盟军。这既有利于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4

转变理念积极作为

推进新就业群体治理与服务并非易事，地方社会工作部门需要直面其中的困难与挑战。首先，新就业群体就业方式灵活、人员流动性强，这给基层组织管理带来不小难度——常有基层反映存在“管理难、服务难、引领难”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工作机制和方法上大胆创新，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清这一群体底数，通过党建和群团组织实现精细化联系服务，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域、单位管理的局限。

其次，一些配套政策亟需完善，不少新就业群体人员反映职业发展空间相对狭窄、社保接续较为困难、权益维护渠道不够通畅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地方开展服务工作的压力。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需要联合人社、住建、工会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新就业群体中党员数量占比还不够高，党组织覆盖难度不小。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机制和手段上创新：一方面，依托行业平台和大数据建立党员信息库，摸清党员分布，实现“找得出、管得住”；另一方面，探索“云上党支部”“流动党支部”“行业链党支部”等灵活设置方式，将分散党员重新组织起来。

新就业群体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各地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正视自身在服务新就业群体上存在的短板，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这项工作。唯有积极担当作为，才能把对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让这支新兴力量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谱写社会治理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数字生态社会价值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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