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代变 “国家工作人员”？杜鹏飞获刑十年，国资投行兄弟们慌了

老保代杜鹏飞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大概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就成了国家工作人员。

这位87年生的中信建投的前投行执行总经理（业内人称ED，可别想歪了，不是那个ED），履历光鲜，经验丰富，干了十几年投行，妥妥的金牌保代，在圈内也算有头有脸。

他曾主持或参与了多个重要的资本运作项目，包括振华新材、思维列控、大参林的IPO项目，以及香雪制药配股和公司债发行、华锋股份可转债、雷科防务非公开再融资项目，此外，他在并购重组领域也颇有建树，曾参与盛路通信、雷科防务、东方精工、红相股份、华锋股份等公司的并购重组工作。

图为杜鹏飞在“2023高质量上市公司城市行系列”苏州站活动现场

2019 年那笔入股，他觉得只是行业里常见的操作，没想到最后换来了十年两个月的刑期。

事情得从ZHXC说起。2019 年ZHXC要上市，还差最后一轮融资，老股东们觉得定增价格太高，放弃了不少额度。公司高层找到杜鹏飞，彼时他是中信建投负责这个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双方合作多年，私交也不错。

高层说剩下的额度给他留着，找个老股东代持就行。

杜鹏飞心动了。他没自己出钱，找了个 “忘年交” 刘某，让对方拿出 150 万以代持的方式入股，双方约定上市后收益一人一半。

2021 年ZHXC顺利登陆科创板，股价最高冲到 83 块，比发行价翻了七倍多。2022 年解禁后，代持账户卖出股票套现 410 万，杜鹏飞分到 200 万。

他以为这是笔天知地知的买卖，没想到审计署审计中信集团时把这事查了出来。

2024 年 10 月杜鹏飞被留置，2025 年 12 月一审判决下来，给了一个极具震慑力的定罪，判决受贿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两个月。

在以前的实务中，保代突击入股，通常会面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及证券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被追究刑责者较少。即便刑事案启动，也都是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来判刑，刑期不重。

比如广发证券的张晋阳、钮华明、陈德兵在DFGX拟上市、增资扩股的关键阶段，低价突击入股，将自身利益与拟上市公司利益进行捆绑，合计获利4060余万元。这3人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等。

再比如国信证券的马华锋也一样，受贿 110 万自己留 90 万，给同事分 20 万，最后也就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了一年二个月。

为什么杜鹏飞这次判这么重？

关键点就在身份认定上，公诉机关说杜鹏飞是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是公务，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杜鹏飞的律师不认可，说他是市场化招聘的，干的是商业服务，履行商业合同，提供的是专业金融法律服务，其身份是专业技术人员，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辅导、推荐其证券发行上市，并承担保荐责任。而保荐代表人不对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直接的监督管理，跟国家工作人员不搭边。

但法院不认。

法院查明中信建投是国家出资企业，杜鹏飞的职级从 D 升到 ED，任职程序经过了公司执委会甚至党委会审批，符合 “间接委派型” 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

从实质来看，他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振华新材的上市辅导和持续督导，工作具有经营管理属性，手里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上市，这就是在从事公务。

这个认定在法律圈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专业人士都不赞同法院的逻辑。，局长也强烈反对法院的认定。

某知名律所合伙人就在财新的文章中明确表态，中信建投是国家出资企业而非国有独资企业，两者在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完全不同。按照 2010 年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出资企业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分两类。

一类是 “委派型”，得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提名任命，在控股或参股公司里从事公务。

另一类是 “间接委派型”，要经企业里负责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组织批准，代表该组织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律所合伙人直言杜鹏飞显然不属于第一类，至于能不能归到第二类，得同时满足形式和实质两个要件。

形式上要看任职是否经过党委、党政联席会这类机构批准，实质上要看是否能代表这些组织履行管理监督职责。

实践中通常认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才可能符合，中层以下干事务性、技术性工作的不算，不能一刀切说国家出资企业的员工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更关键的是杜鹏飞的任职细节。

他涉案的 2019 年职级还是 D（董事），当时只是经过投行执行委员会聘任，压根没有中信建投相关党委的任命文件。直到 2024 年初升到 ED时，才走了公司党委的程序。财新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有知情人士透露，以前聘任 ED 根本不需要党委点头，是 2024 年才开始收紧程序的。

再说说 “从事公务” 这个核心标准。

按照 2003 年最高法的座谈会纪要，公务要么是和职权相关的公共事务，要么是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得是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这类职责，而不是普通的业务性工作。简单说，得是手里握着管理监督的权力，而不是单纯做技术或业务支持。

显然，保代在项目上的那些活儿，跟 “从事公务” 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你们能把招股书写得天花乱坠，能把反馈回复论证得滴水不漏，能把 “保荐代表人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的逻辑捋得头头是道，但这又如何？

终究拧不过上头 “杀鸡儆猴” 的铁腕，连过往的司法惯例、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都能被抛在脑后。

杜鹏飞案的判决，等于给所有国资券商的保代敲响了警钟，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了，在项目上干的活就是在从事公务。

国家工作人员的帽子戴上容易，摘下来难。

这个身份的转变，对国资券商投行人员的执业风险边界产生深远影响，风险陡增。

这里的风险说的可不是像杜鹏飞一样突击入股，而是小到报销、吃饭之类的小事，毕竟各位干投行的兄弟们都知道证监局、交易所的老师到企业现场检查吃企业食堂可都是要自己掏钱的。

你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活动怎么能让发行人承担交通食宿呢？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要是发行人造假上市，那股民是不是得找国家赔偿啊？为啥，因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活动保荐的上市，你的行为就代表国家，那企业出问题，不得找国家赔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