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业市场20年冰河期：一代人失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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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各种“市场”中，“就业市场”无疑是被人们倾注了最多情感的一个。因为在就业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既不是实物、也不是服务、亦非资本、信息、数据、技术，而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

既然是一种市场，那么就业市场也便跟其他的商品市场一样，决定其兴衰轮替的根本动因就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在这方面，曾经的日本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也最令人唏嘘的历史镜像。

从泡沫经济年代里的“暖春一代”，到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冰河世代”，从就业市场供不应求时的“昭和企业战士”，到就业市场供过于求时的“平成废宅”，在20世纪90年代生育高峰到来之前与之后分别步入社会的两代日本人，其年龄差距大约不过10岁，但他们却仿佛一代生在了天堂、一代生在了地狱，他们联袂上演了一出人世间最为惨痛的冰与火之歌。

而故事，还要从40年前的日本说起。

【一】

朝鲜战争之后的40年，是日本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辉煌的40年。

在连续多年经历了8%以上的GDP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便已跻身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第一梯队。

70年代，美欧各国深受中东石油危机困扰，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但这一时期的日本依然维持了年均5%的GDP增速，从1978年开始便稳稳占据全球10%的经济总量份额。

1985年，为了扭转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联合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五国政府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一份旨在让美元贬值的约定，史称“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大幅抬高了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日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占比因此一跃提升到了15%，日本的人均GDP也一夜之间超过了美国。

以此为标志，日本的经济泡沫膨胀到了巅峰。

到了1990年前后，日本股票总市值达到了美国的1.5倍，东京都中心区域房价达到了当地人均年收入的20倍，“卖掉东京便可买下整个美国”的传说便发生在这一时期。日本三菱地产豪掷2000多亿日元购入矗立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则让日本国民深信不疑的盛世幻象上升到了顶点。

在《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说不》两本惊世之作的推波助澜下，日本各大企业都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豪情万丈，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揽新员工。

碰巧的是，在80年代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基本都是60年代出生的群体。由于日本在30、40年代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年轻育龄人口，这就导致了60年代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一段生育低潮期，进而造成了80年代日本就业市场的巨大人才供给缺口。

于是，这批出生于60年代、并在80年代进入社会的幸运儿，就恰好赶上了日本就业市场最黄金的十年，他们被视为昭和时代最幸运的一代人，史称“暖春一代”。

另外，当时日本高考的大学录取比率平均只有30%，大部分高中生毕业后都无法跨入大学校门，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大学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含金量。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日本“暖春一代”只要手上持有一张大学本科文凭，那么他就会成为所有日本一流企业的HR们都要趋之若鹜、想方设法招入麾下的“天之骄子”。

比如，日本野村证券在1988年提供给新入职员工的薪酬结构中，光是每年的交通补贴就高达400万日元，如果是中层干部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而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日本野村证券提供给新入职员工的全部年薪也不过400万到500万日元（相当于20到25万元人民币）。

至于商科（相当于我国大学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更是被日本各大企业视为掌上明珠。彼时野村证券为了抢到东京大学商科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惜人手赠送一辆高级轿车作为“见面礼”。

在商科各专业中，又数金融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最为吃香，他们毕业后的薪资水平也是高人一等。能够就读金融专业、入职金融机构是所有大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当时的东京银座街头，甚至发生过几名刚刚入职金融机构的大学生喊价100万日元、只为争抢一辆出租车的都市传说。

为了能够提前锁定大学生们的就业选择，日本企业甚至甘愿冒着违反政府规定的风险，打着各种旗号与大学院校开展交流合作，目的就是为了提前锁定那些距离毕业尚有一两年之久的在读大学生。而这些在读大学生们一旦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书，那么他们此后一两年里的校园花销基本就会被这家企业一应包办。

1989年，日本厚生省（日本主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的政府部门）甚至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声称：日本就业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至少还要持续5年。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坚信明天会更好，他们无一例外给自己的人生规划出了一条“高考——大学——工作——奋斗——晋升——致富——成功——荣退”的线性路径，并在这条道路上不遗余力地挥洒着汗水、奉献着青春。

而日本企业对求职者包容与偏爱的作风，甚至会一直延续到他们参加工作以后。

比如当时有很多在日本企业里上班的白领女性，她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主动辞职，然后拿着离职金和失业补助去全球旅行，等玩够了再回国重新找工作、甚至干脆还回到原单位上班，几乎没有人会担忧辞职后还能不能再找得到工作的问题。

此外，当时日本企业中普遍盛行的两项制度，也让员工们彻底不再有后顾之忧：它们一项叫做终身雇佣制，另一项叫做年功序列制。

所谓“终身雇佣制”，指的就是员工一旦被企业雇佣，那就等于是终身托付。终身雇佣制并非单纯依赖于企业的单方面承诺，而是有日本政府的法律规定作为后盾。

在当时的日本劳动法框架下，企业除非是发生了破产，否则不可以单方面裁员；即便是员工出现了严重失职、严重违规的情形，企业也需要向被辞退员工支付12薪以上的赔偿。

因此，这项制度就在无形之中大幅提高了企业裁员的成本，员工也就在事实上获得了铁饭碗一般的保障。

所谓“年功序列制”，指的就是员工的薪资待遇、职级岗位与工作年限挂钩。在年功序列制下，论资排辈便成了企业对员工升职加薪时的主要评判标准，能力、贡献、绩效等等反倒成为了次要考虑因素。

日本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激励并强化员工的忠诚度，它给予了员工一个明确的预期：只要你肯为企业无私奉献青春与才智，那么企业就一定会用经济报酬与社会地位来回报你的付出与忠诚。

可令人意向不到的是，正是这项制度打开了日本企业员工普遍“老龄化”、消极“磨日子”、指望“混资历”的潘多拉魔盒。

【二】

事情是从1990年起开始发生变化的。在开始时，这种“微不足道”的变化总是被自信的人们当作一段小插曲而给忽略掉。

在此之前的1989年初，御极64年的日本明仁天皇病逝，它标志着繁花似锦的昭和时代到此画上了句号；皇太子明仁登基，并改元平成，而当时并没有人能预见到此后日本“失去的30年”将贯穿整个平成时代。

从1990年到1991年，日经指数、日本地价、日本企业的营业额和利润额、日本GDP增速、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陆续迎来了转折点。也就是从此时起，日本经济的泡沫被悄然刺破了。

但是，日本普通民众的感受大约还要再迟滞一些。被视为“日本泡沫经济象征”、同时也是“日本20世纪辉煌遗址”的东京朱莉安娜舞厅直到1991年才会正式开业，在此后的两年中，它的舞池里依然是人头攒动、高朋满座。

然而在此时，嗅觉更为灵敏的日本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们则已经意识到了苗头不对，它们陆续缩减了企业员工的编制。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这两道枷锁此时还被牢牢套在企业的头上，于是日本企业就将员工缩编的大刀首先砍到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头上。

在整个90年代里，日本相继发生了伊藤万事件、二信组事件、大藏省（日本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政府部门）官员贪腐事件、山一证券破产事件、日本长银破产事件，而这每一起事件都成为了日本金融危机加深、经济一蹶不振的助推器。

好巧不巧的是，在90年代毕业参加工作的日本大学生大多都是70年代生人，他们的父辈恰好是日本二战后第一代婴儿潮中降世的群体。

整个70年代里，日本新出生人口接近2000万，比同一时期死亡人口多出了大约1000万。而这新增的2000万人口，几乎全都在90年代涌入了日本就业市场的人才大军之中。

可想而知，突然爆发的劳动力供给碰上已然萎缩的招聘岗位需求，自然就会引发严重的人才过剩局面。日本60后“暖春一代”的兴旺高光尚未消散，70后“冰河世代”的沉寂萧条就已登场。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还有一些政客高举着“就业冰河世代特别支持计划”的大旗来争取民众选票，试图打动那些曾在90年代的就业市场中屡屡碰壁的70后“冰河世代”们，尽管这个“冰河世代”是很多日本人至今都不忍揭开的伤疤。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日本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艰难处境先后经历了四个程度渐次升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始自1992年的市场衰退时期。

在就业市场开始出现人才供过于求的过剩局面后，日本应届大学生的起点薪资年均涨幅从泡沫年代的5%，瞬间跌落到了不足1%。同时，终身雇佣制的存在又使得企业无法主动裁员，于是日本企业的校园招聘规模便逐年递减、直至停招。

没过几年，拥挤在日本就业市场上嗷嗷待哺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形成了一座巨大的人才堰塞湖。

由于此时日本政府尚未取消在经济泡沫年代采取的严格校园招聘管理制度，也就是规定企业只能在每年8到10月份的毕业季进入大学校园招聘，所以无法在毕业季内立即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其身份很快就从“应届生”变成了“历届生”。

这些历届生们前脚才脱离了校招市场、后脚又立马涌入了社招市场，可他们却并不像社会人士那样拥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做背书，于是很快就变成了就业市场上的弃儿，沦为了“毕业即失业”魔咒的受害者。

为了化解大学生的就业危机，1991年，日本文部省（日本主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的政府部门）雄心勃勃地推出了“研究生倍增计划”，表示高等教育将从“以本科教育为主”升级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

在某些政府人士看来，通过读研来将学子们走出校园的时间推迟个几年，似乎就业市场上的矛盾就能一下子迎刃而解了。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靠拖延之术来回避矛盾的做法终究是徒劳的，大幅扩招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只是将危机爆发的时点延后了几年而已。

更重要的是，当几年之后这批研究生再次毕业时，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岗位需求侧并未修复、同时人才供给侧却因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叠加而变得更加庞大的局面，境遇之艰危前所未有。

再加上学子们的家庭为了支持他们继续读研，已经比旁人支付了更多的读书成本，这也让研究生们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家庭负担变得雪上加霜。

在后来的2002年，日本“研究生倍增计划”最终烂尾，这批“高学历难民”成为了日本历史上一道再也抹不去的伤痛。

那一时期，日本曾上映过一部名为《白色巨塔》的电视连续剧，它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日本一所大学医学院里的教授之间在重压之下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故事。

第二个阶段，是始自1996年的市场沉沦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意识到了此前管束严厉的校园招聘制度限制了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交流，日本政府便全面废除了校园招聘制度。

日本政府此举的初衷是好的，但它却在客观上加剧了大学生之间的内卷。本来大学生们还可以等到毕业季时才会面临企业的筛选，可如今校园招聘随时随地都会存在，这就导致学生们被迫从大一开始就热衷于参加各种就业实习项目，整个大学四年都在“就业军备竞赛”的洪流裹挟中熬过。

除了踊跃参加就业实习之外，日本大学生还热衷于各种“考证”，他们信奉技多不压身，既然要“卷”那就“卷到极致”。

根据日本全国资格检定协会的统计，从1998至2002年期间，行政书士、社劳士等专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数年均增长超过25%。

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望于通过考证来掌握专业技能的想法，完全是身处象牙塔里的日本大学生们的一厢情愿。且不说证书所代表的技能是否真的拥有岗位实用价值，就算是有，待到这些大学生考下来证书之后，他们的年龄也变大了、获得的技能也过时了，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反倒不如考证之前。

另外在这一时期，那些出生于日本二战后第一波婴儿潮的45后群体已经成长为了日本各大企业的管理层和中坚力量，他们被称为“团块世代”。而“团块世代”的子女们大多出生于70后，此时他们正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出现在了就业市场中。

于是，面对铺天盖地涌入的求职者，日本大企业中的优质岗位总是率先向“团块世代”的子女们敞开大门；至于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大学生，不论其能力再怎么出色优秀，也难有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的机会，曾经被视为“求职通行证”的大学文凭从此变得一文不值。

那一时期，日本曾上映过一部名为《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的电影，它通过讽刺日本政界长期存在的世袭制度，也顺带影射了一把日本大企业中的代际传承、阶级固化现象。

第三个阶段，是始自2000年的市场坍塌时期。

在上世纪末的1999年，为了减轻企业经营负担、调动企业招募年轻大学生入职的意愿，日本政府修订《派遣劳动法》、彻底放开了劳务派遣制度。

所谓劳务派遣，本质上就是一种非正式合同用工。

在劳务派遣制度的庇护之下，不论是叫派遣工、合同工，还是叫兼职工、临时工，日本企业都只需要向他们支付仅相当于正式员工4到7成不等的薪资报酬，且无需为其提供医保、养老等福利保障待遇；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调整岗位结构和用人规模，且无需为此承担裁员赔偿的代价。

在劳务派遣制度被合法化以后，过去存在于日本企业内部的终身雇佣制便名存实亡了。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新员工来说，劳务派遣制度不仅彻底打碎了他们此前心心念念的“铁饭碗”，更让他们在企业里遭遇了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超越前辈的“种姓”天花板。

到了2003年，在日本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以劳务派遣形式受雇的人员占比达到了30%。

那一时期，日本曾上映过一部名为《派遣员的品格》的电视剧，讲的就是一位受雇于东京某老字号食品公司、日薪仅3000日元（相当于不到人民币150元）的女派遣员工，如何通过发疯玩命式地工作来极力拉齐与正式员工之间待遇鸿沟的故事。

该剧中的女主角名叫大前春子，她是一位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原本拥有一份众人艳羡的银行白领工作；后来因为银行破产倒闭，大前春子就沦落为了一名食品公司的派遣员工。但大前春子没有被困难击倒，她苦练各种劳动技能，因为她笃信“必须让自己强大到极限，掌握所有技能才能不失业”，最终成了一名战无不胜的职场超人。

当然了，对企业来说，劳务派遣制度毕竟只能用在新员工身上，老员工依然还会享受着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双重护佑。对此，日本企业界很快又琢磨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劳务等级制。

所谓劳务等级制，就是根据劳动者的能力和表现，公开地将劳动者划分为ABC等级，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的时薪。

而在现实中，为了尽最大可能降低劳动力成本，能够被评定为A级的劳动者可谓凤毛麟角；相反，将大学生和高中生划分到同一个劳务等级的做法却是司空见惯。

劳务等级制看似与绩效考评制很类似，但事实上两者大不相同：其一，绩效考评制属于事后奖惩，而劳务等级制属于事前定薪；其二，绩效考评制是一家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而劳务等级制是有日本官方机构背书的、在各家日本企业中均可适用的市场通行制度。

在劳务等级制的压力下，老员工们因年功序列制而带来的资历优越感荡然无存，他们虽不必像派遣员工那样承担失业、丢饭碗的压力，但却随时随地都要面临薪资待遇可能下降的风险。

由于这些上了年岁的老员工大多都在日本地价泡沫年代高位接盘、上车了房市，所以几乎人人都背负了沉重的房贷压力。面临中年职业危机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收入断崖，那么个人资金周转立马就会难以为继。

日本《文春周刊》曾报道过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位在日本某大型企业担任课长的50岁男员工，每天都会主动加班2小时，即便手头并无工作可做，他也不会准时下班回家；究其原因，就是他的薪资相当于派遣员工的3倍，他担心被公司当作无用的人。

可想而知，当老员工们都已经开始因劳务等级制而展开内卷之时，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也就被进一步加剧了。

《文春周刊》中说，这位50岁课长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两年，当时在一家便利店里打工，父子二人常常到了凌晨时分还在餐桌前沉默对坐——一个愁就业、一个怕失业。

第四个阶段，是始自2005年的市场冰河时期。

2005年，由于日趋拮据的日本财政再也无力供养开支庞大的公共教育事业，日本政府便启动了大学法人化改革。

所谓法人化改革，说白了就是让大学摆脱对国家财政的单一依赖，成为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

此后仅仅用了10年时间，日本公立大学的学费就从改革前的生均6万日元，飙升到了改革后的生均53万日元，日本私立大学的学费更是狂飙到了生均80万日元。

根据当时日本厚生省的统计显示，在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后，一个日本家庭把孩子培养成一名公立大学生的总教育花费要达到平均5000万日元，培养成一名私立大学生的总教育花费要达到平均8000万日元；相比之下，一名派遣员工终其一生可获得的总收入也不过1.3亿日元。

如此得不偿失的投入产出比，让不少家境条件一般的父母望而却步。大学文凭的吸引力继续衰减，日本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不再把高考视作独木桥，21世纪后的日本“低学历社会”自此初见雏形。

同时，日本企业从80年代便已启动的出海浪潮，到了此时也已在海外初步打造出了“第二个日本”；东南亚、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都日渐形成了完整的制造加工产业链，其人力成本相较日本本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尽管在日本前首相小泉任内时（对应“平成景气”时期）的日本企业经营状况虽有复苏，但这种复苏并未能激活已经陷入了冰冻状态的日本就业市场。

当时，日本上映过一部名为《东京奏鸣曲》的电影，它讲述了日本一家健康器材生产企业的总务课长，在公司将业务板块迁址中国之后，自己成为冗员、惨遭解雇，但却不敢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的故事。

在这一时期，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大银行不再对日本年轻人拥有吸引力，进入各级政府担任公务员成了日本大学毕业生的首选。

2000年前后，日本一名地方公务员的年均收入普遍能够达到100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0到50万元），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日本一些巨头企业的待遇。

于是，公务员群体在日本社会中便获得了一个叫做“1000万人生胜利组”的称号，“考公热”迅速在日本社会掀起了小高潮。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即便是公务员也并非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在90年代之前，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天量的基建资金投入来维持。可当90年代日本楼市逐渐陷入萧条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捉襟见肘了，日本许多地方的公务员很快就陷入了发不出工资的窘困境地。

从1999年开始，日本内阁连续五年削减国家公务员工资。到了2003年，日本全国公务员薪资降幅平均超过40%，昙花一现的“考公热”火速退烧。

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2023年，日本政府一名公务员的年均收入也仅有470万日元，尚不及2000年时水平的一半。

后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就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已有近百万日本年轻人处于“蛰居”状态，也就是“长期不工作、不上学、不社交”。

当时日本上映了一部偶像剧叫《悠长假期》，讲述的就是一对失意颓丧的年轻人在困境中彼此依偎的故事。所谓“悠长假期”，其实就是指“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

【三】

当时光的钟摆指向2025年时，日经指数在历时近35年的低谷后终于超过了1990年时的高点（目前已经逼近5万点），东京地区房价也在历经35年的徘徊后重新涨回到了1990年时的高位，丰田、索尼等日本大型企业的经营利润接连翻番，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游客挤满了日本的大街小巷，似乎日本社会的一切都开始变得生机勃勃。

与此同时，日本官方公布的就业率数据也恢复到了98.1%，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名义就业率最为充分的国家之一。那个传说中“失去的三十年”，似乎已经从日本国土上渐渐远离。

可事实上，经济势头的好转只是日本就业市场恢复元气的原因之一，另一层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日本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日本新出生人口规模就呈现出了断崖式下跌的势头。

1974年时，日本全年新出生婴幼儿还有超过200万；可到了15年后的1989年，这个数字就只剩下了120多万。进入2016年以后，日本全年新出生婴幼儿更是跌破了100万大关，“少子化危机”现象在日本愈演愈烈。

受此影响，日本从1979年起全国每年净增人口规模就滑落到了100万人以下，从2005年之后更是彻底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光是2024一年，日本全国人口就净减少了91万，存量人口规模创历史新低。

一方面是新增适龄就业人口的净减少，另一方面是到龄退休的老员工越来越多，两者轧差之下，日本就业市场的人才供给过剩局面自然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只是对于那批70后出生、90年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冰河世代”来说，此时此刻他们普遍已经走到了50岁的天命之年。三十年岁月的风吹雨打早已抚灭了他们的斗志、磨平了他们的棱角，他们此生再难以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再绚丽的春暖花开也无法祛除长达30年的冰冻所带给他们的创伤。

此时此刻，我们除了替日本过去三十年里就业市场和大学生命运的跌宕沉浮感到唏嘘之外，还不由的想探讨一个有关人类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命题——

优绩主义是否应当被鼓励？

就拿这批出生于70后的日本战后第二代婴儿潮“冰河世代”来说吧，他们从小被灌输的理念就是“800万团块次代竞争者”。从小父母就会告诉他们，与你一起参加高考竞争的同龄人多达800万之巨，而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家境殷实、权贵附体的“团块次代”。

于是，这群70后们打小就习惯了每周上课6天的学制，对“四当五落”的说法深信不疑（“四当五落”就是说：每天睡觉4个小时的话，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即“当”；每天睡觉5个小时的话，就会名落孙山、即“落”）。

除了繁重的作业、随时随地的考试与竞赛之外，日本学校还会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来划分快慢班，进行分层教学；而且每个学期里都要两次调整分班，以考试成绩将学生划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再寻常不过。

原本呢，寒门子弟通过头悬梁锥刺股式地寒窗苦读，也是有望能实现鱼跃龙门一朝改命的。可到了70年代末，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时，日本政府决心以更加现代和多元化的“宽松教育”替代传统上以填鸭式教学为主的“应试教育”，大幅缩减了语文、数学等主要文化课的教学强度及课业负担，增加了诸如烹饪、手工一类的跟生活技能相关的课程，取消了晚自习，提早了放学时间，并严厉禁止学校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并以此划分快慢班。

但是，日本政府的苦心并未能得到广大家长的认同。既然公立学校的学习强度变低了，那么家长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了私立学校和课外补习班的身上。

于是，日本教培产业很快迎来了一轮爆发式增长。

1970年在日本还无人问津的课外补习机构，到了1976年就已猛增到了1万家，到了1981年更是继续暴增到了2万家。少数财资雄厚的家长甚至给自己的孩子请来了一对一私人辅导，在家里办起了“私塾”。

在日本当时的“课外补习圣地”东京，仅有10岁左右大的小学生们已经养成了给自己打鸡血的集体文化。如今翻看那个时代的老照片，正于课外补习班里上课的日本小学生头绑一条白巾、上书“努力&必胜”的画面仍旧依稀可见。

随着日本民众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日本学校对学生的录取筛选标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

当时日本学校在录取小学生的面试过程中，除了考察学生本人的言行举止之外，还会通过观察学生及其父母的着装来判断其家庭出身和素质涵养。

于是，一家专门为求学学生及其父母定制高端衣着的“奥九令”商场便应运而生了。在那里，光是定制一套孩子本人的着装就需要花费2000美元。

然而，就算是已经如此不易了，可当这一代人在90年代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时，却不幸赶上了日本就业市场的形势剧变，过往二十年的努力似乎一夜之间都付诸东流。

即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也从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公司里的前辈。于是，他们又不出意外地遭到了老一辈人对其“不够努力”、“不思进取”、“从自身找问题”一类的指责，成为了职场上的落魄失意者。

而多年以来的服从式教育，又彻底抹杀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面对前辈的指摘，他们只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自己。

重压之下，心理承受力强大的日本年轻人倒还好，他们顶多就是在一次次的自我证明中拼死“内卷”，大不了就是“内卷”失败、接受平庸随遇而安；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日本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内心的苦恼最终异化为了对情感的排斥、对他人的仇视、对社会的抗拒、对世事的淡漠。

于是，80年代日本企业中宣扬的主题还是“昭和企业战士”，到了90年代日本企业中就处处弥漫起了“平成废宅”的气息。这群在优绩主义号召中成长起来的日本70后，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凝练为了三个字——“断、舍、离”。

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中最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就是二次元亚文化、“宅经济”产业的兴盛，而这恰好与日本一代年轻人的群体性性格变化的趋势相呼应：既然融入不了上一辈人主导的主流文化，那么我们干脆就独自构建一个旁人无法侵入的虚拟精神王国吧！

从80年代宣扬不屈不挠逆境奋斗的流行小说《一碗阳春面》，到00年代以家庭冲突代际对立故事为背景的现象级电视剧《父女七日变》，日本人文化餐桌上的变化恰好折射出了当时日本社会一个残酷且无奈的现实——

不管日本有没有“失去”，至少这一代人的青春都“失去”了。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优绩主义”的概念。而“优绩主义”恰恰是当今许多美国人最为反感和抵触的价值观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优绩主义不过是一场骗局！

“浙江宣传”官方评论曾对优绩主义做出过定义：

“所谓优绩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具备足够才能，努力学习工作，就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世俗标准中的某些荣誉、某些成绩，那么他便是不够努力，自然也称不上成功。”

不可否认，优绩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

它崇尚以财富、权力、地位、名望为终极目标的梦想和抱负，它认为机会均等、社会公平，它宣扬竞争，它相信能者多得、劳者多得，它倡导奋斗改变命运，它反对阶级固化和世袭垄断，它排斥家世和血统的影响，它为自己套上了一层道德且公允的外衣，它十分符合正能量的叙事逻辑。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优绩主义的消极一面：

它会诱发“精英的傲慢”、极易滋生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它会导致“无效的内卷”、把比学赶帮的良性竞争异化为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它的评价权“惟上是从”、从而极易导致被权力或财富的拥有者利用和榨取，它对所谓的“失败者”不抱有宽容、对由此引起的社会焦虑和群体撕裂视而不见；

最重要的是，它垄断了对“成功”、对“精英”的定义权，一厢情愿地把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社会地位名望的高低当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然而，世上本就不该只有一种成功，人活着的意义也不是向谁证明什么、或是为了索取多少功名利禄的回报。优绩主义，已然成了一种与人类社会越来越多元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当代“八股”。

在日本一部名为《山一证券的百年噩梦》的纪录片里，一位90年代入职山一证券的东京大学毕业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以为，繁荣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现实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泡沫终会破裂，而我们，必须学会在废墟中寻找新的出路。”

多年过去了，日本昔日的“一亿总中流”（“中流”即中产阶级）宏大叙事早已化作浮云消散于天际，泡沫破裂泥沙俱下后的当代日本人已然如梦初醒。

宫崎骏导演的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中，少女荻野千寻的父母不顾劝阻而肆意享用供奉神明的饭菜，从而遭到了上天的处置。这个寓意深刻的场景，正是日本历史上的“暖春一代”贪婪于纸醉金迷的幻象中不可自拔的形象缩影。

相反，只有10岁大的荻野千寻看似柔弱稚嫩，但内心却是真挚坚强，在那个曾经物欲横流的日本社会中，她用一股清流让无数人泪目。

或许，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