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落幕，很多同行还是感到非常迷茫，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大家关注的焦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后面的日子好不好过主要看两点，一是经济起不起得来，二是收入能不能提高。
先说第一个问题，经济能不能复苏取决于经济有没有活力，经济活力从哪里来，答案就是民营经济，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一群愿意用身家性命来折腾的民营企业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历史的经验也足以证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创新和冒险精神根本没有办法被央企、国企所取代。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将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之后这个观点成为了全球经济学界的共识。北大教授张维迎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
当经济活力不够，普通人就业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重温一下张维迎教授关于经济活力与企业家的灵魂三问——
第一问，凭什么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
第二问，凭什么坐办公室的人比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更高明，能替别人的生意做计划？
第三问，为什么一批失败了不用负责任的人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都投进去的企业家更能够做负责任的决定？
如果要找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或许上面三个问题如何被正视和解决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估依据。
我们接着说第二个问题，普通人的收入如何提高。最近从政策层面到专家层面，都在提如何提高居民收入的事，但从来没有哪个政策或者哪个专家能够说清楚到底怎么提高居民收入。
北大教授樊纲提出了两个路径，一个是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一个是增加就业岗位，但这两个路径似乎都很难走通。
我们可以先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补贴、以旧换新这些政策搞了那么久还是无法将消费拉起来，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很难被改善。
就像我们在《返乡潮提前了三个月》一文中所说，今年真实的失业率远比媒体公布的数字来得冰冷，目前甚至连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这“铁人三项”都开始遭遇生存危机，背后则是经济和消费双双下行带来的订单大幅下滑问题。
根据中金的统计数据，中国还有9亿人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收入水平仅仅只够解决温饱问题而已，因此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收入增长困境才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根本性手段。
增加对富人的征税能解决问题吗？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不适合这么去做，表面上是对富人多征的税可以用于弥补低收入人群，实际上却导致更多富人、更多资本选择离开中国。
从逻辑上来说，中国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是45%，差不多是全球的最高值了，继续提高累进税率的话，富人都跑了，加上外资也不愿在中国投资，那谁来增加就业？税金没了政府最后又该征谁的？
现在全社会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如何增加居民端的就业和收入，不过却严重受制于产能过剩的问题，市场在出清，企业都在降薪裁员，那就不可能增加就业岗位，AI、机器人等新兴领域则更难承接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低端劳动力供应。
现状来看，政府层面既要继续做AI、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产业转型，又得想办法增加就业岗位，那是否还是得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处理？
比如短期政策还是以工代赈为主，靠基建、房地产等消化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低端劳动力，因为这也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选择。长期策略则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降低体制性成本（虽然这种大动作很难做到），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有条件对企业、居民部门减税降费，并全面提升居民部门社会保障体系，最终拉动居民部门的就业和消费。
上面或许该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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