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下最需要的经济学思维？

为什么说一知半解的经济学思维，恰恰是一颗毒丸？

曾经听到不止一位来自社会学、历史学系的学生抱怨：

那些经济系的人研究的都是什么问题！他们根本不懂，却什么都敢写！

从心理问题、犯罪现象，到家庭教育、王朝兴衰、制度演变等等，在学术研究领域，令“经济学帝国主义”摧城拔寨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假设和逻辑。

平心而论，如果看得够多，会发现，在原生学科从业者看来不无错漏、脑洞大开的模型，也许真的能抓到事情发展的主线。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学术上的事儿，更多人熟悉的是社会上的批评。

在实干派看来，学院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不及企业家的两页经验一眼洞察；而广大民众对经济学“砖家”则更为熟悉，大家已经习惯那些令人大跌眼镜的建议，反而建议专家不要建议。

其实经济学家很少有大错特错的时候，只是这个世界太过复杂，人们往往只能抓住问题的某些面向。

化用其他学科的抗议，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灵魂拷问——

如果信息材料的疏漏情有可原，那么经济学的思维还足够能打吗？

再进一步追问：

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经济学家之间有足够的共识吗？

具体一点，通俗地问——

产业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是否有好的产业政策与坏的产业政策之分？是否有这个阶段是好东西下个阶段是坏东西的区分？一个产业的发展有产业政策的几分功劳，怎么测算判断？

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的强刺激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最好的选择吗？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的其他选项可能会导向怎么样的其他后果？

高水平经济学家有时候会互相争论，都是高水平，为什么会鸡同鸭讲？双方的分歧在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造成这种分歧的究竟是信息差，还是思维差？

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否不可避免带来区域发展的不平等与差异？

如果客观条件永远不可忽视，那么我们是否只能追求无数个“特殊的经济学”？

大师们经常说，问对了问题，学问就做成了一半。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个世界的线索还是太多了。

比如，不成熟的经济学思维，往往是更进一步的危险——

把短期刺激当长期优势：地方政府喊着“招商补贴”就以为项目稳了。结果补贴一到期，市场、人才、配套都走了，留下一座空荡的园区和烂账。

毒性来源：把“政策窗口”误读为“制度性比较优势”。

把经验等于普适规律：做过几个成功投资，就以为模式可以复制。碰到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结局很可能是失败。

毒性来源：忽视空间（城市）与历史路径差异，混淆幸存者偏差与因果。

把数理模型当真理：看到漂亮的回归系数和模型结论，就把复杂社会问题简单政策化。现实中非量化因素（信任、历史包袱、文化习俗）往往是关键。换一种更常见的表现，就是“数字不会骗人，但骗人的人会操弄数字”。

毒性来源：能量化的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用单一论证替代具体情境分析与制度分析：热衷于用供需曲线、博弈论描述所有问题，忽略历史细节与执行机制。

毒性来源：霸权的思维不能代替思维的霸权。

更多泛泛而谈的案例：看到大城市堵车、房价高，就觉得必须出台管制性措施；看到某个行业火热，就认为国家应该重点扶持；觉得企业家就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如科学家和官员有远见……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企业决策、家庭资产或与任何对手谈判时犯了上面任何一种错误，你就是被肤浅的经济学思维毒到了。

用局部的“常识”掩盖了全局的“真实”，结果就是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却不知道经济系统是一个精密的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对于习惯反转、有大局观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学思维可能是一颗毒丸，但在这个信息爆炸又常识匮乏的时代，成熟的经济学思维仍然是任何现实思考想要“登堂入室”所不可或缺的。

经济学思维，远不止是供需曲线、GDP增速或者货币政策这些术语。与其把经济学思维视为药方，不妨视之为“特制眼镜”，在复杂的真实世界中识别出关键的信号与噪声。透过度数不准、充满散光的镜片，可能看得越“清楚”，反而离真相越远。

适配的镜片很多，有限的思维难以穷尽世界上看问题的所有角度，但以下五个基础面向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第一块镜片是“全局观”，在一个基础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理解共性与特殊性的综合框架”。

跳出“做题家思维”，这可能是谋事者首先要告诫自己的准则。我们已经足够熟悉普适的经济学原理要扎根于独特的国情与制度背景这一点，但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怎么样的思考？《大国经济学》一书提出，理解中国就必须从起点独特、规模巨大、转型剧烈的大国性质入手，“大”不是简单的规模概括，而是会本质性地决定社会经济的运行的具体机制，例如央地关系、所有制结构、财政和金融体系、国内外贸易平衡等等。形式与本质有时候是融通的。反过来说，中国的特殊性是否走出了一条既有经济学难以解释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只有放入了足够的变量，摸准了问题本身的容量，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

陆铭 杨汝岱 等 著

第二块镜片，是“直面真问题的批判性思维”。

掌握了宏观框架后，更需要去找到真正的问题与破局的思路，有勇气去挑战那些可能错误的“共识”。以《大国大城》为例，作者面对城乡发展的困顿，以充满问题意识的思维和扎实论证指出，认为“限制大城市人口”就能解决城市病的观点，就像以为减少吃饭就能治愈消化不良——搞错了对象。一方面转变“平衡”的理念，从总量平衡转为倡导人均平衡，另一方面参考国际经验与内部差异，重新思考城市真正的容量，提出城市化与乡愁的新解。从横空出世时激起大范围争议与讨论，到见证政策转变开始切实重视个体公平权益，《大国大城》运用经济学工具纾解问题而非管制问题，开启了有关区域平衡、城市规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议题的新篇章。可以看到，好的经济学思维不是接受现成答案，而是找到真正的问题，叩问成见，打开视野。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陆铭 著

第三块镜片，是正视无处不在的“约束条件”。

永远在现实重力下思考，正如我们在现实重力中生活一样。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代价。以2021年以来经济学在公众领域影响力断崖式领先的《置身事内》一书为例，其实就是说明白了何谓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发展。以现实条件更新发展话语，一定程度上就是充分理解约束条件。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 著

从内容上说，这本书探讨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作用和机制；从视角上讲，这本书是将一切参与者和因素平等地置入发展经济学。

我们知道，政府是经济世界的监管者，也是参与者，经济发展既存在市场建设目标，又需要在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谋求可行或可接受的做法，加之对官员行为、土地财政、产业政策背后的具体激励与限制的分析，这一脉经济学思维的长处，就是将经济现象所涉的各种约束条件掰开、揉碎、摊平。正如作者谨慎的表态，“是什么”和“为什么”远比空谈“应该怎样”更重要，真正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透视问题本质的第一步就是读懂“约束条件”。

第四块镜片，是洞察关键的“激励相容”，是识别企业家精神之所在。

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会忽视激励。兰小欢曾提到，无论是制度也好、战略也罢，终究离不开人事关系。事在人为，理解这其中所蕴含的随机性，是理解所谓“entrepreneurship”的起点。他认为，相比于“企业家精神”，这个词更应该被翻译为“进取精神”，不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社会各界都离不开这种精神。

在中国社会谈论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无疑是一位绕不开的学者。学界内外对张维迎教授的质疑声从来没有停息过，但这不妨碍市场精神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或许现实世界有无数的“约束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看向激励。要理解能够“创造不均衡”的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从1989年、1993年、2013年、2014年至今不断再版的经典之作《企业家》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

张维迎、盛斌 著

此书虽然成书于30多年前，但它的内容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色，而且对当下的中国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针对性。换句话说，这本书记录的是经济史中大浪淘沙的精华，是超越时间的，因而也不因改革开放局面的变化而过时。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之一，而非简单的商人。书中不仅区分了“套利者”和“创新者”，指出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后者能否不断涌现，还用丰富的案例和论证，说明了为什么试图代替企业家去“挑选赢家”的策略常常失败，因为真正的创新是无法被预见的。激励与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思维最具锋芒的利器。

第五块镜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块，是“历史纵深感”，或者说是一种对历史发生机制的敬畏感。

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喜欢研究历史题材，不论是借此声张自己的观点，还是借此找到适合自己的主题，历史作为经济学思维的富矿，从来也不应被忽视。如今，经历了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学也已然主动与经济学联手。善用历史的纵深，关键不是以经济学的思维去看历史，而是带着经济学的思维去组织历史认识。

以《大分流》闻名的加州学派代表历史学家彭慕兰，与他从事美洲史研究的同事共同推出并不断修订的《贸易打造的世界》，是帮助读者建立历史认识的上佳之选。这本书通过砂糖、白银、稀土等具体商品跨越数百年的全球旅程，生动展示了经济力量如何潜移默化地重塑社会、政治与文化。比如，你会看到一块1896年的墨西哥银元，如何最终在中国江西的山区流通，从而理解全球贸易网络的韧性及其对本地社会的深刻影响。当代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也每天都在重复历史的韵脚，了解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不仅将充分拓宽时间视野与空间视野，治愈“历史短视症”，也能深度启发思想者对于约束、激励与线索的想象。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美]彭慕兰、[美]史蒂文·托皮克 著

黄中宪 译

（电子版敬请期待）

经济学思维不会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一套应对复杂世界的工具。在这个众声喧哗、各显神通的时代，在这个经济赶超的确定路径走到尽头，国民开始品尝世界新鲜的时代，看清本质，独立判断变得尤为重要。告别一知半解的认知陷阱，培养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融的经济学思维。这个世界终将回馈有进取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