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好色又贪杯，抛弃怀着三胎的妻子，却才华惊世让后世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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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时光倒回2004年11月的那个深秋，香港殡仪馆外寒风瑟瑟，却挡不住汹涌的人潮。

场面实在太罕见了：金庸拄着拐杖来了，倪匡红着眼眶来了，罗大佑抱着吉他来了。

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站在街边，手里攥着歌词纸，有人轻轻哼起《楚留香》，哼着哼着就哭了。

你说黄霑是才子？他好色好酒，还当众撒尿！可就是这个人，写出了《沧海一声笑》。

当年他追大美女林燕妮，人家根本看不上他，骂他是“咸湿佬”。可黄霑是谁啊？脸皮厚过城墙！

他天天抱一大束花堵在林燕妮家门口，管你收不收，反正让你一开门就想起我。就这么死缠烂打九个月，硬是把这位金庸都夸的才女追到了手 。

茶餐厅里总有人哼“浪奔、浪流”，唱片店喇叭里飘着“沧海一声笑”，这些刻进中国人DNA的旋律，全出自同一个矛盾的男人：黄霑。

他敢在节目里亲张国荣，敢醉酒跟成龙叫板，敢在妻子怀孕时追才女；可就是这个被骂“没规矩”的人，2004年去世时，金庸、倪匡、罗大佑全来送他，上万市民站在路边，攥着他写的歌词不肯散。

时光回溯到几十年前，在那所教会小学里，看着自家弟弟被隔壁那个后来名震天下的李小龙揍哭，黄霑的第一反应不是告老师，而是挥着还是软绵绵的拳头冲上去要个说法。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十分钟不到，他就像个沙包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连门牙都给打松了。按常理这该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或者至少是记恨，可黄霑居然在这个打服他的对手身上看到了一种迷人的“真”。

他不记仇，却记着怎么扳回一城——趁着李小龙上厕所的时候搞偷袭，一把扒了这位未来功夫巨星的裤子，还冲人家做鬼脸。

那份不打不相识的少年意气，成了他性格最精准的注脚：不管你是谁，我想招惹就招惹，我想做朋友就做朋友。

成名后他总拿着这件童年糗事四处显摆，与其说是在炫耀友谊，不如说是在展示自己那种毫无阶级观念、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童本性。

但这份“不知道怕”的野性，如果仅仅停留在孩子气的恶作剧上，那就不是黄霑了。他在感情这座迷宫里，也是拿着大刀不管不顾地砍出一条血路。

那是1976年，在一场觥筹交错的派对上，林燕妮这朵带刺的玫瑰刺中了他的眼睛。那时候他家里有着身怀六甲、肚子里装着第三个孩子的发妻华娃。

正常的男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多会选择隐忍或者偷情，但黄霑选择了一种最惨烈的“真诚”——他不仅当场沦陷，还要把这沦陷宣告天下。

他毫不避讳地跟媒体承认自己是“全世界最坏的男人”，把负心汉这顶帽子像皇冠一样戴在头上，仅仅是为了给他和林燕妮的感情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

他爱得高调且喧哗，甚至拉着查良镛（金庸）来给他们背书，那幅“黄鸟栖燕巢”、“林花沾朝露”的对联，见证了他想把这段孽缘修成正果的野心。

可这段像是从别人手里硬抢来的幸福，终究还是像烟花一样散了。不管是因为那传闻中因为百万珠宝引发的龃龉，还是那个若有若无的秘书绯闻，结局是他被踢出局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才子哭得像个找不到路的孩子。

好友黄永玉劝他要点失恋的“诗意”，他却红着眼睛吼回去：“都要上吊了，还要什么鬼诗意！”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个连痛苦都学不会优雅的人，爱的时候要把天捅破，痛的时候也要嚎得震天响，活脱脱剥了一层皮也不肯穿上一件虚伪的防护服。

如果说才情和滥情是他的一体两面，那么这种性格到了生活的谷底，竟然硬生生熬出了一股令人咋舌的韧劲。

九十年代的香港风云变幻，黄霑也在投资浪潮里输得丢盔弃甲，那些年他在电影圈砸下的钱像丢进海里的石头，不仅连个响都没听见，还把他从云端的“香江才子”拽到了负债千万的泥潭里。

那一夜，林燕妮也走了，家也没了，他站在租来的公寓窗边，望着楼下那些像蚂蚁一样爬行的车流，脑子里那一瞬间是真的想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可脚尖刚要在悬崖边发力，那个等着他回去养老送终的老母亲的脸突然浮现在眼前。

“死了倒是痛快，可欠的钱没还，老娘没人养，这路不能这么走。”这一念之间的退缩，成了他后来最强悍的反击。

从此，那个曾经非名流不聚、非大制作不接的黄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了还债什么活都肯接的“老黄牛”。从商场门口那种嘈杂的路演，到各类插科打诨的小成本综艺，甚至是一句只有几个字的广告词，只要给钱，只要合法，他就把它做得漂漂亮亮。

那句“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在街头巷尾被人传颂时，没多少人知道，这是那个写出江湖豪情的大词人，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为了几斗米折腰时写下的，可即便是在泥地里打滚，他的字句依然掷地有声。

有人笑话他晚节不保，居然沦落到去“卖弄文字”，他听了把脖子一梗：“能凭借手艺把债还清，能让我妈吃好穿好，这就是老子最大的体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这辈子注定要在还债和走穴中度过余生时，他又给所有人演了一出谁也没想到的“回马枪”。在他最落魄、最被人看轻的当口，这个头发日渐稀疏的老男人竟然背着书包走进了香港大学的校门，去攻读博士学位。

选的题目还偏偏是最不讨巧、最没人研究的《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在那堆积如山的古籍文献里，他像是回到了多年前为了写歌词去翻古书的那个午后，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给徐克交差，而是为了给自己这辈子干的行当正名。

他每天像个苦行僧一样去图书馆打卡，拿着放大镜啃那些晦涩的《乐记》和《词源》，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眼，劝他说“霑哥，您这江湖地位，稍微敷衍一下也就毕业了，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可他那股子在厕所里写歌、在窗边把腿收回来的倔劲又上来了：“我都干了一辈子这一行了，要是临了连这行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那才是笑话。”

最终，那篇倾注了心血的论文全票通过，那枚刻着“不信人间尽耳聋”的私章，就是他砸向这个势利世界的最后一块响砖。

即使后来肺癌找上门来，把他的身体当作最后的战场，化疗夺走了他标志性的头发，也没能夺走他的幽默感。

当朋友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推开病房的门，预想中那个凄凄惨惨的病人并没有出现，映入眼帘的是他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咧着嘴在那儿乐：“瞧瞧，这光头多亮堂，省了一大笔理发钱不说，还自带聚光灯效果！”

他拉着同样光头的麦嘉和罗家英，在镜头前把“三个光头佬”的自嘲演成了一场豁达的行为艺术。

那些从他嘴里蹦出来的玩笑话，每一个字里都浸透了苦涩，可经过他那颗不死心的发酵，倒出来的却是有点回甘的陈年老酒。

2004年的那个冬天，香港冷得有些异常，黄霑还是走了。那个曾经热闹非凡的殡仪馆门口，风像刀子一样割着每一个人的脸。

早已隐退江湖的金庸拄着拐杖来了，一生嬉笑怒骂的倪匡眼眶红了，那个曾和他一起在那半瓶白酒里醉过的罗大佑抱着吉他来了。

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手里攥着他在厕所里、在酒桌上、在低谷里写下的歌词，在寒风中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楚留香》。

大家说是去送别，其实大家都知道，只要那一听到“清风笑”的旋律响起，只要还有人记得“浪奔浪流”的豪迈，那个戴着眼镜、一脸坏笑、既能在大雅之堂做文章也能在红尘俗世里打滚的黄霑，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他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首哪怕跑调也绝不重录的现场版狂想曲，就像他刻在骨子里的那个道理——所谓江湖，不过是该哭时痛哭，该笑时大笑，既然来了一趟，就决不能亏待了自己这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