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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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
文/郑学用
夜色漫过大屯的屋顶时，我给父亲上了最后一炷香。香头三点暗红，在遗像前明明灭灭，像他不肯闭上的、殷殷望着的眼。
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影里，絮絮地说着些旧话，声音轻得像在抚摸一件极脆弱的瓷器。她说起父亲走时的安详，说起这两个“七”里梦见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腋下夹着课本，匆匆地，像是赶着去给哪个孩子上课。
我静静听着，目光却穿过窗棂，望向外面沉沉睡去的村庄。再过几个时辰，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行李早已收拾停当，立在门边，沉默而坚定。可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却怎么也收拾不起来。那感觉不是疼，不是悲伤，是空——仿佛我是一棵树，被人从贴着心窝子的地方，把根须一根一根地抽走了。这空，让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一个词：“根”。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东头的阿柱哥，是个故事。他把毕生攒下的两千块钱，存在山门镇一个商人那里图点利息。商人倒了，钱没了。阿柱哥的天也塌了。那个黄昏，父亲刚从学校回来，听人说起阿柱哥在后山的老松树下坐了一整天。他饭也没吃，转身从里屋的木箱底，取出一个手绢包。那是家里预备翻修灶台的钱，也是两千块。他找到阿柱哥，只说：“拿着，日子还长。”阿柱哥老泪纵横，要跪，被父亲牢牢扶住了。
这件事过去了许多年，阿柱哥和他儿子都已不在人世，可那份情义却延续了下来——昨天下午，阿柱哥的外孙特意从外地赶回来，握着我母亲的手，红了眼眶：“阿婆，以后每年我都来看您。”
这不过是父亲人生账本里寻常的一笔。他的“应该”，从来不只是两个字。村里的小荣，生了二胎，按那时规矩，算超生，要罚五千。五千块，在当年是能压垮一个壮劳力的山。小荣蹲在我家门槛外，抱着头，唉声叹气。父亲给他倒了碗水，听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政策是铁，该交的交。钱的事不用愁，五千元随时来我这里拿。”这句话像定心丸，让小荣稳住了心神。
后来他东拼西凑，终究没来拿那笔钱，但这份情他记了一辈子。前些天来吊唁时，小荣还红着眼圈说：“老阿公那句话，比五千块钱更金贵。他知道我难，肯开这个口，这份心意我永远记得。”
父亲的慷慨，最常倾注的地方还是学校。他当了半辈子教书匠，后来做了校长。他办公室的抽屉，像一口慈悲的井。总有家长搓着手，窘迫地站在他面前，话未出口，脸先红了。父亲便从抽屉里拿出学费减免的申请表，或是直接垫上。“孩子的前程，比钱金贵。”他这样说。那些年，他的工资，常常像雪片一样，悄无声息地融进了别家孩子的课本里、饭盒中。
村里识字的人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于是，家家户户的信件、给政府的申请、打官司的状纸，都往我家堂屋里涌。深夜，煤油灯下，父亲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替人写着，念着，解释着。那些文字，联通了小村与外界，也把“郑先生”三个字，写成了大屯另一部活着的字典。
母亲的声音渐渐低了，倦意爬上她满是皱纹的眼角。我扶她去睡，给她掖好被角。堂屋里，只剩我和父亲的遗像。香已燃尽，最后一缕青烟，笔直地上升，然后，散了。
我轻轻带上门，走到院子里。十二月的夜风，带着霜气和枯草的气息，凛冽地刮着脸。我忽然明白了——父亲替我守着的，不只是这座老屋，更是我的“来处”。他那些“应该”的慷慨，那些深夜伏案的背影，那些从自己身上剥离下来去温暖别人的“血肉”，构筑了我精神世界里最坚实的地基。
我知道何为善，何为义，何为担当，不是从书本，而是从他的身教里，一点一点长成了我的骨血。如今，他走了。那个替我稳稳镇守“根脉”的人，松开了手。
最后一次回望老屋，灯火已熄，它黑沉沉地蹲在星空下，像一个巨大的、温暖的巢，又像一座沉默的碑。我终于踏上了离乡的路。脚步是向前走的，心却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线的另一端，牢牢系在堂屋那炷冷了的香灰上。
风起了，路旁的枯树枝桠呜呜地响，像是无数双手在挥别。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远行，将永远是一种带着“根”的飘零。父亲把他的“根”——那份乐于渡人的仁厚、那副肯为人作桥的肩背——拆解下来，化作千丝万缕，织进了我的生命。
车灯划破冬夜，将故乡抛在身后。我没有回头。眼眶是干的，心里却下起了一场滂沱的雨。那被“挖走”的根，原来早已化作漫天的春泥，随着我，远行。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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