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国文物百年：流转、回归与文化自信

▲知名古董商安思远纽约寓所一景

图片来源：佳士得

回顾近百 年的中国文物流动史，实则是一部民族复兴的浓缩史诗。从被动流失的无奈，到为生存而“割爱”的艰辛；从国力崛起驱动的荣归故里，再到内外环境剧变下的相对停滞。每一次流动方向的转变，都是国家命运在文化领域的深刻投射。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其流动轨迹映照着国家的兴衰起伏与国际地位的变迁。回望半个多世纪，中国文物的流动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四个鲜明阶段。这段历程，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暗含文化话语权在全球格局中的变化。从被迫离散到主动归家，再到当下的相对静止，每一次潮流的转向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

谈及文物外流，许多人脑海中会首先浮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惨痛场景。不可否认，战争与殖民掠夺确是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开端，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深重的民族情感创伤。然而，如果将当今散落在欧美、日本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的中国文物，除了被掠夺，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历史成因。

▲古董商卢芹斋之女莫妮卡与北魏石狮

合影于巴黎彤阁（Pagoda Paris），1937年

2025年这件卢芹斋旧藏石狮

于加州亚洲艺术品拍卖行以42.5万美元成交

图片来源：California Asian Art Auction Gallery (CAA）

这一阶段的文物流动，还有伴随国门被迫开放而出现的、以“贸易”为主导的系统性外流。自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兴趣迅速升温，尤其是精美的瓷器，成为欧洲宫廷、日本财阀和美国新贵争相竞逐的奢侈品。巨大的需求催生了成熟的古董贸易网络。

▲佚名《广州十三行图》，布面油画，清19世纪

曾为罗伯特·维勒斯（Robert Willocx）收藏

成交价 1.08万欧元，2023年苏富比巴黎

在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外国洋行林立，本土的古董商行也应运而生，它们深入腹地，系统性地收购文物，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输往海外。当时活跃于国际市场的日本山中商会、卢芹斋的来远公司等，都是这一流向的重要推手。如今拍卖场中偶见的晚清民国仿制早期明五彩或者宋瓷的作品，其实多是“外贸需求”背景下的产物。

▲清末仿明万历五彩砚台，为出口日本作品

热释光断代距今约130年

图片来源：荣宝斋（深圳）拍卖

这一时期的外流，同样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与民国时期的政局动荡。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如庚子赔款）或缓解财政危机，官方层面也曾经不得不变卖部分内府珍藏或库藏文物。因此，今天在海外所见的中国文物，其来源虽复杂——包含劫掠、盗窃、走私等非法途径，但绝大部分，尤其是构成海外中国艺术收藏体系基础的、数量庞大的中高档文物，其流出的主要途径是“买卖”。

▲阿尔弗雷德·朱利乌斯·福克尔

（Alfred Julius Forkel 1873—1934）的收藏日记本

他曾是一名商人，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

因此几乎游历了全球，他收藏了大量中国单色釉瓷器

图片来源：荣宝斋（深圳）拍卖

当时的交易模式是外国买方付钱，中国卖方（或中间商）出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市场化流通被接受或被默许。这种基于市场交易的流失，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超战争劫掠的瞬时破坏，且更具系统性和隐蔽性，对海外中国文物收藏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在废墟中诞生，百废待兴，且面临西方世界的严密封锁。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宝贵的外汇，而当时可用于换取外汇的资源极其有限。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换取外汇而合法设立了文物商店。为此，相应的文物管理体系与法规也随之建立。一方面，1950年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将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列为严格保护对象，禁止出境。

▲上海文物商店

起源于清晚期茶楼市场

创始于1921年，1958年公私合营

复立于1978年

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古玩商店”

另一方面，在各大城市设立国营文物商店（如北京文物商店、上海文物商店等），并赋予其一项特殊使命：有组织、有计划地出口未列入“禁止”范围的“一般性文物”以换取外汇。这些文物商店成为当时文物流通的主要渠道。普通民众若持有祖传或偶得的文物，在缺乏其他合法流通途径的情况下，也会将其出售给当地文物商店。

▲国营文物商店内景

这一时期的文物出口，具有鲜明的“计划性”和“创汇导向”。文物商店的收购和销售，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外汇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其销售对象被明确限定为“外宾”，即主要面向外国客户。

▲广州市文物商店的“文物出库特许证”，1996年

图片来源：荣宝斋深圳拍卖

由此形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早年在文物商店售出的物品，通常会附带一张官方“出口证书”，这张小小的纸片，在后来的文物交易与回流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文物身份与合法来源证明，其价值随时间越发凸显。

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直到90年代初，虽然政策逐步放宽，允许国内民众在文物商店购买部分商品，但受限于当时普遍的经济状况——民众尚处在解决温饱的阶段，文化消费能力有限。

▲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内，1980年

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上半期，文物商店的业务重心依然以“出口创汇”为主。明清民窑瓷器、普通书画及杂项等，仍是出口主力，主要流向欧美和日本市场。这种政策性的、有管理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海外的收藏基础。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进入腾飞阶段，国力显著增强，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这一深刻变革，重塑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流动方向。一场声势浩大的“文物回流”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贯穿了2000—2010年，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1993年夏天，中国内地第一场艺术品拍卖举行

图中举手的便是知名藏家张宗宪先生

图片来源：朵云轩拍卖

驱动这股回流热潮的核心动力，是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之间显著的“价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国内新富阶层对承载着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文物艺术品需求激增，而短期内国内市场的供给（尤其精品）相对有限。这导致同一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国内拍卖行的成交价往往远高于其在海外的成交价。

显著的价差，为敏锐的藏家、行家与资本提供了清晰的套利空间。于是，大批中国买家开始活跃于国际拍卖行、古董店与画廊，目标明确——将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重新购回国内。

▲徐邦达先生为中国嘉德拍卖敲响第一槌，1994年

图片来源：嘉德拍卖

这一回流潮伴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爆发性成长，两者相互促进，形成显著共振。两个时间点尤其具有代表性：2003年“非典”疫情短暂压抑了市场，但2004年即迎来报复性井喷，标志着市场进入高速增长通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但中国艺术市场在2009年率先实现强劲复苏并创下新高，凸显了中国买家的巨大热情与购买力。

国内拍卖行（如嘉德、保利）的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不仅在国内征集拍品，更积极在海外设立办事处，直接参与回流源头的竞争。

▲皮诺家族捐赠圆明园鼠首和兔首，捐赠仪式现场

中国国家博物馆，2013年

回流的渠道在这一时期也日益多元化。

其一，拍卖行仍是高端精品回流的最主要途径，屡创天价成交纪录；其二，由资深行家构成的古董商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将文物带回国内销售；其三，私人洽购日趋活跃，藏家间直接交易或通过中间人完成；其四，捐赠与追索同样发挥作用，如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捐赠兽首，或政府通过法律途径追索被盗文物 （如唐贞顺皇后陵壁画），虽然数量占比不大，但社会影响与象征意义重大。

▲2007年，爱国企业家何鸿燊斥资

6810万港币于香港苏富比购得马首

并于2019年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

总体而言，近20年是“中国买全球”在文物艺术品领域的生动写照。大量珍贵文物通过市场化途径回归故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内收藏体系，而且显著提振了文化自信。

然而，市场的发展也遵循周期性规律。大约从2020年前后开始，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持续了近20年的文物回流大潮明显降温，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流动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常态：“出不去，进不来；自己人买自己的。”

▲知名古董商朱塞佩·埃斯肯纳齐与西周早期伯矩簋合影

导致这一局面的核心因素，是国内外市场“价差”的消失甚至逆转。首先，国内市场价格回调，受近几年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古董艺术品市场遭遇显著降温。非顶级精品的整体价格水平较前几年高峰时期普遍下调，保守估计平均缩水幅度可达到一半，买家因此变得更加谨慎和挑剔。

与此同时，海外市场价格却相对坚挺，导致部分品类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价差红利的消失，直接改变了交易行为。

▲知名中国古董商蓝理捷（James J.Lally）

于2021年宣布关闭经营35年的纽约艺廊

“进不来”的实质在于，文物虽在物理上可以进入中国，但要面临高达13%的进口增值税以及可能的关税。在2000—2020年价差悬殊的时期，买家愿意承担这部分成本，因扣除税费后仍有丰厚利润。如今价差消失甚至出现倒挂，这笔税费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因此，很多买家选择不再从境外购买，或即便购入也暂存于境外，推迟回流，因为未来在境外出售可能更具成本效益，且市场受众更广，尤其针对高价值藏品。

▲菲律宾传奇亚洲艺术品收藏家、安思远的老友

玛丽·泰瑞莎·L·维勒泰（Mary Theresa L.Villarete）的宅邸

“出不去”的壁垒则来自日益严格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五条（2020年修正版）：“国家禁止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国有重要文物以及依法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出境。”第六十六条：“文物出境，必须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办理文物出境许可证。”

法律上禁止一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物出境；对1911—1949年的民国时期文物实行严格审核和限制出口；部分1949年后已故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也被列入限制名单。这使得符合出口条件的中国文物数量几乎为零。此外，前20年“回流”消耗了大量海外流通的优质藏品，海外市场也面临精品枯竭的局面。

▲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

藏家，同时也是业界公认的权威亚洲艺术古董商

在他去世之后，纽约佳士得于2015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举办了“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会

六场现场拍卖及一系列网上拍卖，总成交额超1.31亿美元

此外，国际收藏群体的代际更迭加剧了文物流动的停滞。随着支撑上一轮中国艺术品收藏热潮的支撑力量——欧美老一辈重要藏家和古董商（如安思远、埃斯卡纳齐、坂本五郎等巨擘及其同时代人物）相继淡出市场或离世，收藏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

▲南宋官窑青釉葵口盘

成交价5588.5万港元

2025年香港苏富比伊势彦信专场

新一代国际藏家兴趣转移，他们的继承者更倾向于当代艺术、西方艺术或设计品，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热情和认知深度普遍不及上一代。缺乏强有力且持续的国际买家接盘，进一步固化了“好东西释出，最终接手的必然是华人（无论其身处何地）”的市场格局。

例如，2024年媒体曾报道“鸡蛋大王”伊势彦信的藏品，担心他收藏的中国陶瓷可能因其破产而流入拍卖市场进而回流中国，但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实际上也正在发生。

▲南宋官窑米黄釉直颈瓶

成交价2477.5万港元

2025年香港苏富比伊势彦信专场

当前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流动，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内循环”状态：国内市场交易主要在本土藏家之间进行，海外市场的交易主要由海外华人藏家主导，跨境的大规模、常态化流动（无论是流出还是回流）基本停滞。所谓“出不去”（受限于法规和资源枯竭）与“进不来”（受制于税费和价差消失），正是对这一现状最精练的概括。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文物流动史，实则是一部民族复兴的浓缩史诗。从被动流失的无奈，到为生存而“割爱”的艰辛；从国力崛起驱动的荣归故里，再到内外环境剧变下的相对停滞。每一次流动方向的转变，都是国家命运在文化领域的深刻投射。

▲北宋定窑刻牡丹纹净瓶

成交价2246万港元

2025年香港佳士得

当前的“流动停滞”期，表面看似市场交易的降温，实则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它标志着依赖“价差套利”驱动的粗放式回流时代的终结，国内外对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值认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碰撞与磨合后，正趋向更理性、基于文化本体价值的新平衡。

本文所指的“出不去”反映出国家守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能力；“进不来”（指商业性大规模回流）则体现了市场规律的自然调节。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内循环”为主的状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文物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的本土化和话语权的回归。当交易主要发生在深谙其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的群体内部时，价格的形成将更少受外部市场波动干扰，更多基于其本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及藏家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也促使国内收藏理念、学术研究、市场规范逐步走向成熟。

▲清雍正 仿官釉弦纹大贯耳瓶

成交价 402.5万

2025年荣宝斋（深圳）秋季拍卖

未来的中国文物流动，或难再现过去那种波澜壮阔的单向潮汐，可能呈现更精细化、区域化（如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作用）、主题化（特定门类或学术价值的流动）的特征。

▲荣宝斋（深圳）2025年拍卖现场

图片来源：荣宝斋（深圳）

无论如何演变，这段从大规模外流到回流再到相对平衡的历史进程，已深刻地改变全球中国文物收藏版图，并持续塑造着中华文化在全球语境中的价值定义与影响力。这看似平静的“停滞”，实则是文化自信沉淀与价值根基重塑的关键阶段，为下一个发展周期的到来积蓄力量。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刊载于《收藏/拍卖》杂志秋季刊

原标题：《中国文物50年流转记事：从外流到回归，再至价值本土化的文化转型》

作者：王歌

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硕士、资深艺术品经纪人

现任荣宝斋（深圳）古董器物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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