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押方志敏的所长建国后被调查，他拿出一张纸条，副省长请他帮忙

1950年冬，浙江东阳北麓中学英语教师凌凤梧，被人匿名检举曾担任国民党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所长，而该所曾关押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两名负责镇反运动调查的干部走进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办公室瞬间静下来，同事和窗外围观的学生都露出震惊神色。

凌凤梧放下手中的粉笔，粉尘落在写满英文单词的教案上。面对调查人员出示的检举材料，他没有辩解，转身从宿舍的旧皮箱底层，翻出一个用三层油纸包裹的物件。层层展开后，一张泛黄发脆的纸条显露出来，上面的字迹虽有褪色，却依旧清晰：“谢木吾兄减镣之谊，此恩铭记。——方志敏”。

“木吾是我的字。”凌凤梧向调查人员解释，1935年他任职期间，不仅未迫害方志敏，反而曾设法为其更换轻镣。调查卷宗显示，凌凤梧1896年生于浙江孝顺镇工商业家庭，1922年考入浙江省立政法专科学校，1935年1月经推荐代理该看守所所长，这与他的自述完全吻合。更特殊的是，方志敏遇害后不久，凌凤梧便被国民党以“通匪嫌疑”拘禁，释放后随即脱离官场返乡教书，这一反常经历让调查方向发生转变。

时间回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作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他的身份极为特殊，国民党当局随即用四辆铁甲车将其押解至南昌，囚禁于凌凤梧负责的看守所。

为迫使方志敏屈服，国民党当局手段频出。先是在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将戴着手铐脚镣的他押在铁甲车上示众。据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记载，现场万人沉默，无人欢呼，这种沉默让监场的国民党军官格外紧张。随后，蒋介石亲自赴南昌劝降，各类高官及方志敏的旧识轮番上阵，均被他严词拒绝。

凌凤梧在后来的回忆材料中提及，方志敏入狱后不久，便提出需要一间清静的牢房和纸笔。出于职业职责，他将方志敏转移至管理相对宽松的“优待号”——此处多关押国民党高级军官或知识分子，与凌凤梧的办公室仅隔一个小天井。此后数个月，凌凤梧常在深夜查监时，看到方志敏的牢房亮着灯，“他伏在旧书桌上写字，有时直到天快亮才休息”。

一次巡查中，凌凤梧发现方志敏行走困难，走近才看到其脚踝被十几斤重的铁镣磨得血肉模糊。他随即向军法处申请更换轻镣，以“便于劝降工作开展”为由，最终获批将铁镣更换为4斤重的型号。这一细节，与他出示的方志敏手书字条内容完全印证。

在凌凤梧的默许下，方志敏得以安心写作。他以顽强意志创作了《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16篇文稿，共计十余万字。这些文稿通过看守所上士文书高家骏（凌凤梧的同乡，曾参与学生运动）秘密带出监狱，最终辗转交到党组织手中。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国民党秘密处决于南昌下沙窝刑场，遗体与脚镣一同被草草掩埋。不久后，方志敏写给凌凤梧的字条被军法处查出，凌凤梧以“通匪嫌疑”被拘禁三天三夜。经友人斡旋获释后，他牢记方志敏“远离国民党官场”的劝告，毅然返乡，在东阳北麓中学当起了英语教师。

调查核实清楚凌凤梧的经历后，相关部门为其澄清了嫌疑。1956年春，凌凤梧正在课堂上讲解语法，学校突然接到江西省政府的加急电报，邀请他即刻赴南昌。抵达后他才得知，发电人是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也是“方志敏烈士遗骨调查小组”组长。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一直致力于寻找方志敏的遗骨。毛泽东曾多次提及：“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1955年，根据刘少奇指示，江西成立专项调查小组，但因时间久远，仅从当年负责刑场拍照的摄影师口中得知行刑地点在南昌下沙窝，具体位置已无从考证。

1956年，南昌市在沙窝规划建设化纤厂，施工工人在地基作业时，发现一堆骨骸，旁边紧挨着一副生锈的铁镣。调查小组虽判断这可能是方志敏的遗骨，但下沙窝曾是国民党刑场，骨骸众多，缺乏直接证据确认身份。此时，方志纯通过档案查到凌凤梧为方志敏换镣的记载，立即发电报邀请他前来辨认。

在下沙窝施工现场，凌凤梧蹲下身，双手轻轻托起那副与泥土粘连的铁镣。他先是掂了掂重量，随后用手指抹去镣铐内侧的铁锈，当看到上面刻着的型号印记时，老泪纵横：“就是这幅！当年我为方志敏同志换的，只有4斤重。”

结合凌凤梧的证言、铁镣规格及后续专业法医鉴定，1958年5月26日，江西省政府正式确认，这批遗骨正是方志敏烈士的遗骸。

从南昌返回东阳后，凌凤梧继续留在讲台教书育人。据学校同事回忆，他从不主动提及这段经历，只有学生问起《可爱的中国》背后的故事时，他才会拿出那张字条的拓印件，平静地讲述当年的往事。

此后，凌凤梧继续在东阳教书，直至退休。他与方志敏的这段特殊交集，也随着烈士遗骨的确认，被载入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