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张闻天病逝，妻子刘英带着他的手稿到北京，王震：我来保存

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张闻天正式平反。

次年5月23日，张闻天的骨灰从无锡迁至北京，同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平反追悼会，并通知了张闻天的家属来北京。

至此，蒙冤20年的张闻天终于获得昭雪。

张闻天追悼会后不久，他的夫人刘英就开始考虑出版张闻天的遗稿，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毕竟张闻天参加革命60年，期间写稿无数，这些稿件收集起来，也要花不少时间，不少张闻天原来的老部下都把自己珍藏的一部分手稿捐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王震当时也拿出来一部分张闻天手稿，这份手稿是张闻天1969年被下放到广东肇庆以后写的一部分稿件。

也许有人会问，张闻天在肇庆写的这些手稿，怎么到了王震手中？

事实上，张闻天的在肇庆手稿是夫人刘英辛苦保存下来的，后来她担心遗失，就把手稿带在身边，后来王震听说此事后，特意将这部分手稿要过来，专门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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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因明确支持彭老总“万言书”的观点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撤销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因受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影响，张闻天再次受到批评。

张闻天之所以受此案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在1936年是中央负责人。

图|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即草岚子监狱

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指示来到华北，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因华北党组织过去被多次破坏，不少党员身陷牢狱。

一次，刘少奇同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聊起华北形势时，柯庆施给出了一个建议：

“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后来就此事请示中央后。

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对此事很重视，在与陕北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中央同意这些同志“履行出狱手续”后，出来继续为党做工作。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这件中央本来早就有定论的旧案被挖出，重新当成了历史疑案，张闻天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1968年5月16日，张闻天、刘英夫妇被人从家里带走，至1969年10月20日才被解除监护、

六天后，因战备疏散的缘故，张闻天夫妇被安排前往广东肇庆，此后他们夫妇在肇庆生活了六年时间，因为需要保密的关系，张闻天当时化名“张普”。

不过，即便是在生活条件简陋，自身身体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笔耕不辍，在六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学习和看书，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和笔记。

按照刘英的话来说就是：

“肇庆六年，闻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的探求。”

张闻天那时身体状况很差，视力只有0.2，可他自始至终没有停下脚步，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对自己的鼓励：

“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情况，应该在肩膀上张着自己的脑袋。”

不过，张闻天当时写这些手稿，并不是那么容易，除了克服内部因素外，还有很多外部因素。

当时，张闻天身边有个新调来的警卫，虽然名义上是负责安全，但实际上是专门监控的，他和监护人员每天都要负责向上级汇报张闻天的一言一行。

为了安全起见，张闻天是半点也不敢马虎，他的桌子上常年放着《毛选》，并不时的翻阅。而调来负责监控他的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对张闻天写的文章情况基本上是不了解，所以在他们的回报中就成了：

“张闻天每天都在学习《毛选》。”

2

对丈夫张闻天的情况，刘英心里是很担忧的，要知道丈夫每天伏案写了些什么，她心里是一清二楚。

刘英也考虑过劝丈夫少写一写，然而张闻天却表示：

“不写不行啊，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不写是不行的。”

张闻天甚至想着，有朝一日他能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一讲自己所写的文稿，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可能不会发生：

“写出来发表看来是不可能，那就藏之于深山。”

1971年9月以后，张闻天的处境有所好转，于是在写作上也更加积极起来。

刘英对此忧心如焚，后来她找来了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外甥马文奇，要他抄录了两篇张闻天的重要文稿，藏在了荔枝下面带回了上海。

不过，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办法也不可能多用，大部分的文稿，还是张闻天和夫人刘英一起保管。

自始至终，刘英都在想办法，如何才能保存下来这些手稿。

一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1974年夏，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努力下，不少老干部都复出工作，并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刘英的弟弟、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彬也获得了平反，中央决定给刘彬开一个追悼会。

刘英作为亲属，也受邀到北京出席弟弟的招待会，她在老友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家暂住的时候，意外碰到了来探望的王震。

王震对张闻天、刘英夫妇也不陌生，一见面之下很自然的就打听起他们夫妇的情况。

得知张闻天的情况后，王震也很是挂心，就安慰了刘英几句，并且对她说：

“你们可以写信给毛主席，我可以代为转交。”

也正是因为有此机缘，张闻天后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希望能再为党工作，毛主席后来特意批示：

“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

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看到一份有关张闻天情况的汇报材料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

在周恩来这个批示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奎贤、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修成来到肇庆，通知张闻天和刘英：

中央决定恢复他们两人的组织生活，今后他们的组织关系由地方来管，保卫则由军分区负责。

尽管那时张闻天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但得知自己有了工作安排，还是兴致勃勃的多次参与调查研究，并频频外出。

1975年8月，经过中央批准，张闻天迁居安徽无锡。

3

至1976年7月，张闻天病逝，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都是在无锡渡过的。

同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后，刘英提出了要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体，她也没有等待什么人批复，就自顾自的到了北京。

为了保证安全，刘英此次把丈夫在肇庆时期写的手稿全部都带上。

在陈琮英家暂住期间，刘英再次见到了王震，这一次她主动谈起了丈夫在肇庆时写得一部分手稿：

“这些手稿我认为很有价值，但也有风险，该怎么处理？”

王震以为刘英要烧掉这些手稿，马上就表示：

“闻天同志写的这些东西是很宝贵的，可不能烧掉，你要是觉得威胁，就拿来交给我保管。”

刘英担心王震的安危，担忧的表示：

“那会不会连累你。”

王震摇头：

“不要紧，现在我当副总理了，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刘英经过再三考虑后，最终决定将这部分手稿全都交给了王震保存。

从1977年开始，为张闻天平反一事被提上了日程。

不过从一开始，这件事的阻力就不小，这主要是因为张闻天的问题还关系着薄一波“六十一人案”以及彭老总的问题，这两件事如果不解决，张闻天平反也就无从谈起。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与刘英很熟悉，后来他还特意劝说，不要心急。

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胡耀邦推动了薄一波“六十一人案”的调查。

1977年11月3日，中组部完成了调查报告，指出薄一波“六十一人案”是一桩牵涉极广的冤案，要求为该案平反，同时报告中还指出了关键一点：

“张闻天是这一冤案的一大受害者。”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在会上提到了六个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六十一人案”，第四个就是彭老总。

当时，陈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立刻得到了在场同志的赞同，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萧克更是明确发言表示支持。

与会者的态度，推动了中央为上述两案的平反，客观上也推动了对张闻天的平反。

不久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不久中央就决定为张闻天平反，不仅将他的骨灰从无锡接到了北京，还公开举行了追悼会。

张闻天追悼会结束后，刘英开始致力于丈夫手稿的出版，王震也将自己手里保存的张闻天肇庆手稿拿了出来。

1979年10月27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报告：

“同意人民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张闻天文集》的意见。”

同年11月7日，负责出版的朱穆之在报告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并请邓力群转报胡耀邦、胡乔木。

胡耀邦在接到报告的次日即批复：

“可先行编辑，完成后发排时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后定。”

不久之后，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组、传记组，使得对张闻天的研究工作也被推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