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张彤禾是华裔作家，2004至2008年间在东莞担任《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期间与几位打工女孩结识，并观察、记录她们的生活，很感谢她对东莞打工女性的记录，尽管作者的视角问题经常为人诟病，但是文字间的时代气息，以及真实的生命经验依然是难以掩盖、令人触动的。
她写的女性打工者大概是比我的父母一辈小差不多一轮，可能思维方式已经不完全一样，但地理空间和重叠的时代记忆依然让作为读者的我觉得她们非常鲜活和接近。
但读下去的时候渐渐感觉到作者叙事的某种倾向性。或者说感觉到作者只是从她们的意识和经历中截取了自己感兴趣的片段，用来拼凑出一幅她期待的中国社会画卷，达成她满意的理解的闭环。简单来说这个框架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线性的解放性叙事，到了城市，新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不顾一切的出人头地，然后在社会关系上是算计、孤立的，而作者对此抱着一种不假思索的肯定和浪漫化的态度，过分乐观地支持现代化——建立在对她们吸血的基础上的现代化。
我知道这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说，批判的、苦大仇深的叙事已经很多，我们需要更多元的视角，而且不可能面面俱到。确实，她提供的只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带着美国人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学术训练，并且在阶层化的分配格局的不可避免地出自于特定的谋生方式和利益自觉。
我不知道作者如何定位华尔街日报读者期待看到的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东莞，但我隐约感觉到她感兴趣的是某些特定的方向，她更想要表现的是进入这个城市生活闯荡的试图摆脱束缚的勇敢无畏的女性，为自己的、独立负责的女性，而这似乎完美地楔入了某种名为“全球化”、名为“美国梦”的图景。视角的问题恰恰是重要的，视角的差异本身总是很容易被隐藏。
作者虽然不去纠缠历史的、结构的问题，但这本身就已经在用特定的角度描述中国社会变迁洪流，她们在挣扎，但她们充满希望（因为全球化，因为那个社会在变化），历史终结的福音已被听见。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对于她们的记录，对她们生活经历的裁剪，最后给我留下了匆忙与狭促的印象。
我们都知道，不加反思地赞美加入全球分工和不加反思地批判普世主义都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因为无法处置所有那些被旁观的痛苦、矛盾和失败，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站队的本能。但同时，我们也想要看到更多超出这种本能超出这种游戏的东西，而不是一些预制的思考、预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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