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亿一夜蒸发的尘封往事：荣智健的豪门野望与首富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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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国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

当荣宗敬在1933年的生日宴上说出这句豪言壮语时，蒋介石还没有打定主意抗日，孔祥熙才刚刚接替宋子文当上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至于那位今后将在上海滩与人推杯换盏的青年公子哥荣智健，距离来到这个世界尚有9年。

76年后的2009年1月，荣宗敬的侄孙荣智健的名字被写入了《荣氏家谱》。不过此时的荣智健可担不起“功成名就”这四个字，因为他正在被一笔金额高达146亿港元之巨的投资亏损，哦不，应该是投机亏损，折腾得焦头烂额。

2009年3月，香港太古广场会议中心，荣智健最后一次以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中信泰富的业绩发布会。此前一年多里，中信泰富的港股市值已经蒸发了95%。面对发布会上此起彼伏的质疑和诘难声，荣智健一如往常般镇定自若，表示对中信泰富的未来仍旧怀有信心。

可谁知，仅一周多后的2009年4月初，香港证监会就联合香港警方一道，以涉嫌“做出虚假陈述”、“串谋欺诈”为由，全面进驻中信泰富公司展开调查。5天之后，荣智健引咎辞职。

跟荣智健一起离开的，还有一路追随了他二十多年的时任中信泰富总经理范鸿龄，以及荣智健的长子、时任中信泰富执行董事荣明杰，荣智健的女儿、时任中信泰富执行董事兼财务主管荣明方，荣智健的小儿子、彼时中信泰富最年轻的董事荣明棣。

此刻，距离家族荣膺那句全国闻名的至高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一】

荣氏兄弟的原始积累

1942年，是江南重镇无锡沦陷日军铁蹄下的第5个年头。这一年，无锡有两个日后将在华夏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婴儿呱呱坠地。

他们俩一个姓周，出生于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西前头村的一个贫苦人家，父亲给他取了个俗气的名字：周元根。直到十几年后读初中时，因为跟班上的另一个同学重名，周元根才在班主任建议下改为了几十年后那个中国人将家喻户晓的大名。

另一个姓荣，出生于西前头村往西30公里的无锡市滨湖区荣巷里的一户名门望族，家族给他取了个寄予厚望的名字：荣智健。

不同于城外那个鸟不拉屎的西前头村，荣智健出生的荣巷那可是无锡独一无二的风水宝地。它北倚惠山屏障，南望百里太湖，东接锡惠名胜，西通梅园妙景，荣家的祖上早在明朝时就迁居到了这里，到荣智健这辈时已经在此地开枝散叶、树大根深了。

若往久了说，荣家祖上有迹可查的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老师荣启期，孔子人生第一次当官就是在荣启期的封地上效劳。若往近了说，荣家在近现代的飞黄腾达，则跟江南一带贯穿整个清朝的师爷文化脱不开关系。

当时，荣氏一族传到了荣俊业这一代。荣俊业凭着肚子里的几分墨水，先是给当地的华亭县知县做了幕宾（华亭即今天上海的松江），后来又傍上了晚清名臣张佩纶，成了张佩纶帐下的幕僚。

张佩纶是谁呢？张佩纶当时官至清廷的左副都御史，跟大学士李鸿章关系友好，后来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大女儿，成了宰相李鸿章的驸马贤婿。多年后张佩纶夫妇将有一个孙女，她的名字叫张爱玲。

不仅如此，张佩纶还颇得袁世凯推崇。袁世凯曾说：天下翰林“我眼里只有三个半”，这其中的一个就是张佩纶。多年以后，张佩纶的一个堂侄还将成为袁世凯的亲家。

不过，身为“清流”的张佩纶对于为官主政却极其不在行。

在19世纪末中法两国爆发福建马尾海战之际，张佩纶刚刚署理福建船政大臣。结果因为张佩纶粗心大意、指挥不当，导致清军水师甫一开战就全军覆没，吓得张佩纶是屁滚尿流、临阵脱逃。在逃跑途中，张佩纶还不忘矫饰获胜，以图欺骗朝廷的奖赏，最后东窗事发，被革职流放。

但张佩纶对属下还算义气。他自知大势已去，便在流放途中把幕僚荣俊业推荐给了另一位晚清洋务派大佬、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做文书。

靠着伺候张之洞的便利条件，会来事儿的荣俊业给当时一个叫朱仲甫的候补道谋到了一个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的实缺。

厘金局是干嘛的呢？当时的清廷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对列强割地赔款，财政早已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为了填补资金窟窿，朝廷就默许各地官府对来往的商家征收“厘金”，也就是最早的贸易税。

一时间全国各地争相设立厘金局，而且是各自为政，收到的厘金都充入地方官的腰包，并不会上缴朝廷。朱仲甫当上的这个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那就好比是今天广东省税务局下面一个分局的局长，级别虽不高，但却是实打实的肥差。

可想而知，朱仲甫对帮了他大忙的荣俊业必然是感恩戴德。作为报答，朱仲甫就招纳荣俊业的侄子荣熙泰进入了他掌管的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给自己当起了助理。

后来，朱仲甫征收厘金的“生意”越做越大，腰包越来越鼓，业务也越来越繁忙。眼瞅着清朝快要完了，家资丰厚的朱仲甫干脆就辞了官，正式开起了钱庄。

但搞钱庄需要有人帮着打理呀，于是朱仲甫就把他在厘金局的助理荣熙泰一起拉“下海”，让他做了钱庄的总账。自此，朱、荣两家便成了世交。

靠着给朱仲甫的钱庄当总账，荣熙泰很快也攒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再加上不论是在广东厘金局、还是在朱仲甫的钱庄，荣熙泰都免不了要跟洋人打交道，这也就让他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里率先获得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到了清末民初时，荣俊业、荣熙泰、朱仲甫这些人均年事已高。于是荣熙泰的两个儿子——荣宗敬、荣德生就接过了父辈们的衣钵，继承了家族产业。

在朱仲甫支持下，荣宗敬、荣德生瞄准了解决人们最基本的“吃”“穿”需求的生意，把商业版图扩展到了面粉业和纺织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荣氏兄弟就已经做成了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前面说的那句“如今的国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讲出来的。这也就是被称为“中国版洛克菲勒”的荣氏家族的近代发家史。

此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便被视为了今天意义上的“荣家”的第一代。

【二】

富家公子的蛰伏年代

到了解放前夕，荣宗敬已经溘然长逝，荣德生也已是风烛残年，荣家的接力棒就交到了第二代——“鸿”字辈和“仁”字辈的手中。

但因为当时的局势波诡云谲，谁都看不清未来会发生什么，于是荣家的第二代从那时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安家扎根：

比如，荣尔仁先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他的儿子荣智宽后来成了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鸿仁定居在了澳大利亚。荣漱仁一度去了台湾，并把儿子杨世缄留在台湾，后来儿子还做了台北的官员。荣鸿元先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巴西。荣鸿三定居在了美国。荣鸿庆去了香港，他的儿子荣智权后来成了香港纺织业联合会主席。

只有荣毅仁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陪伴年迈的父亲荣德生留在大陆。当然了，一起留下的还有他年仅7岁的儿子荣智健。这个不经意间做下的决定，也在冥冥之中让荣毅仁成为了荣家第二代的掌门。

荣毅仁一共有5个孩子，荣智健是他的独生子，其他4个女儿都没有多么显赫的成就。唯有小女儿荣智婉曾被记者追逐，因为这位荣智婉今后将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公公——澳门著名富商马万祺。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捉弄人。

尽管彼时的荣毅仁家财万贯，但他丝毫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改造”中度过。他更不会想到再过四十多年后，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高层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担任官职最高的商人。

在这样一种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荣智健自然是从小就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荣智健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

要知道，荣智健记述的这段往事可是发生在刚解放时，那会儿恐怕放眼全国都没有几个人亲眼见过轿车。

后来在1952年才10岁大时，荣智健就开上了父亲送他的一辆英国产红色敞篷跑车。这一年，那位西前头村的周元根还在为下一顿能不能用窝窝头填饱肚皮而发愁呢。

再后来，荣智健考上了天津大学，还经常掏腰包请班里的同学去学校的小食堂吃排骨。要知道当时正处在6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如若不是荣智健请客，他的那些同学们可能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口排骨。

席间，荣智健谈及自己的业余爱好，竟然是当时人们闻所未闻的棒球。

但到了“文革”时，荣智健和他的老父亲也没能躲过一劫。

当时，荣毅仁被勒令到北京工商联大院里扫厕所，至于大学刚毕业的荣智健则先后被下放到吉林长白山、四川凉山这些穷山沟里的水电站去当苦力。父子两人相隔几千里，这一熬就熬到了1978年。

1979年刚一开年，复出不久的总设计师邀请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这5位商界大佬在人民大会堂吃了一顿饭，史称“五老火锅宴”。高呼着“资本回来了”的荣毅仁，回去后就受命组建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便是如今中信集团的前身。

跟荣毅仁的中信集团同时成立的，还有“国舅爷”王光英创办的光大实业、也就是后来光大集团的前身，以及胡子昂创办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如今已被撤销。

历尽波折后终于等来了春天的荣智健十分兴奋。在荣毅仁的安排下，荣智健很快就南下香港开启了经商生涯。

前面说过，当年荣毅仁有几个兄弟在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所以靠着家族的财富积淀和人脉圈子，荣智健在香港的起步异常顺利。他刚一到香港，手上就有了100万港元，很快这个数值在1982年就增值到了720万美元，到了1984年就增值到了4.3亿港元。

1984年的4.3亿港元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当年的汇率，4.3亿港元兑换成人民币大约是1.3亿元；而当时大陆一名普通工薪阶层的月工资，也不过才40多块钱。但对于打小就见惯了钱的荣智健来说，这区区4.3亿港元的“小目标”不过是他日后起家的原始资本而已。

1987年，荣智健进入了他父亲领导的中信集团，担任中信香港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

目眩神迷的资本运作

尽管出身贵胄，又背靠参天大树，但80年代的中信在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那毕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如何才能弯道超车呢？

荣智健很快就找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这个人就是当时在香港已经家大业大的李嘉诚。李嘉诚教会了荣智健一个词儿：资本运作。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荣智健带领中信香港开展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收购重组。

收购泰富发展，收购港龙航空，收购香港电讯，收购国泰航空，收购东区海底隧道，收购中环添马舰地皮，收购愉景湾，收购澳门电讯，收购大昌行……荣智健通过几次三番的斥巨资、做大单，给后来的中国资本家们亲手表演了一出什么叫“蛇吞象”。

这其中有不少，在当时都是震动香港资本市场的大单。比如他收购香港电讯（今天是电讯盈科的一部分）两成股权，而当时的香港电讯可是港股市场上市值最大的公司。

再比如他收购上市地产公司泰富发展，让中信香港成功实现了“借壳”。1992年，改头换面后的“中信泰富”在完成借壳上市后没多久，就成了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

而拿到了这次中信泰富重组“原始股”的人，就有那位曾点拨过荣智健的高人李嘉诚，当然了也包括荣智健本人。

此时，把大批优质资产囊入麾下的中信泰富已经成长为了一艘巨舰，不论是用红筹股、还是蓝筹股来定义它，似乎都显得不够准确。

于是香港人就给中信泰富量身定制了一个新名词——“紫筹股”，意即“蓝筹”上又套一层“红筹”。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紫筹”身份，也就给了荣智健最好的庇护与加持。

当时的荣智健尽管已经是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但公司毕竟还有董事会，荣智健也做不到一言九鼎。因此每当提议一受阻，荣智健就会立即飞往北京寻求支持。随着一笔笔巨款从北京总部划拨到香港，荣智健就能轻松堵住那些反对者们的悠悠之口。

荣智健不止是在香港市场硕果累累，他还携着斩获的巨资以“港资”身份投资国内。

当时，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资金不足而举步维艰。得知消息的荣智健立刻用中信泰富收购了上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的专营权，后来他又出资兴建了延安东路隧道，开启了若干年后基建项目PPP模式的先河。

可以说，90年代的上海市民开发浦东，那都是脚踩着荣智健“铺”的路渡过黄浦江的。

除了自己上阵打拼，荣智健也没忘记培养下一代。他把自己的3个儿女先后都安排进了中信泰富，其中就有那个后来当了中信泰富执行董事兼财务主管的女儿——荣明方。

这位年轻的荣明方个性强硬，最得荣智健宠爱，荣智健曾为她买下过一艘价值不菲的豪华游艇。

荣明方干过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就是在2005年通过国际仲裁打赢了官司，将中信泰富控制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的过路费一下子提价了67%。而这条东区海底隧道，乃是连接香港新界与港岛的仅有的三条公路海底隧道之一，是多少港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对了，当时荣智健的职务还只是中信泰富——这个中信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的董事长。他之所以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固然离不开父亲的光环效应，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对他的足够信任和放权。

而这位王军同样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王震。

在香港回归前夕的1996年，荣智健找到王军说：中信泰富拿出一部分股份给到管理层，是一种公司治理结构上的与国际接轨，有利于体现大陆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加深国际资本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对此自己已经“做了工作”。

当时，管理层持股的做法在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中信集团内部的人都认为荣智健的想法太过于天方夜谭。可没想到的是，荣智健居然真的把王军给说通了。

很快，在王军的签批同意下，中信泰富按相当于当时股票市价75%的折让，向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出让了公司18%的股份。为此，王军还一度承受了外界对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摘，而荣智健却借此番交易一举完成了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事业拼图。

从此，荣智健光荣跻身胡润中国富豪榜头部，并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那几年里，以10亿美元上下的身价牢牢占据富豪榜榜首。同时，荣智健也借此奠定了自己荣家第三代掌门的身份。

【四】

金融海啸中败走港岛

时光一晃来到了2008年。此时荣智健在香港市场已经浸淫了快30年，势力早已根深蒂固，荣智健本人也是志得意满。

但荣智健身上却似乎背负着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家族魔咒：

半个多世纪前，他的大伯父荣鸿元就是因为套购外汇而被国民党政府判了缓刑，后来上交了100万美元才被释放，荣鸿元失神落魄之下迁徙香港，最后在巴西客死他乡。半个多世纪后，荣智健将再次倒在一桩外汇衍生品交易上。

2006年时，荣智健曾给中信泰富策划了未来三大支柱业务：钢铁、航空、地产，其中钢铁又是支柱中的支柱。为此，中信泰富一边在国内大肆并购钢铁冶炼厂，一边又在国际上到处寻觅上游的铁矿石资源。

没多久，中信泰富看上了一座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60亿吨储量的铁矿，项目总投资42亿美元，需以澳元支付。当时的外汇市场普遍看涨澳元，看跌美元。

为了锁定汇率风险，中信泰富在2008年7月先后跟13家国际投行签订了24份外汇期权累计合约。合约赌的就是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如果澳元升值，那么中信泰富就会获利；如果澳元贬值，那么中信泰富就会亏损。

什么是“累计期权”呢？累计期权是一种比一般的期权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它有一个较高的取消价和一个较低的行使价，合约生效后，当挂钩资产标的市价介于取消价和行使价之间时，投资者可以按行使价买入固定数量的标的资产；当市价高过取消价时，合约就会自动终止；但当市价低过行使价时，投资者就要按行使价买入两倍、甚至是四倍的标的资产。

可见，累计期权的结构设计对投资者来说并不友好：

它向上有“止盈”，向下却无“止损”，不仅没有止损，投资者还要向庄家加倍赔付。投资者唯一能够与庄家博弈的点，就在于对取消价和行使价的设定。也正是因为知道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所以投资者玩的就是一种赌博心态。

没成想，就在中信泰富签下这些合约后没多久，一场金融危机海啸瞬间就从美国席卷了全球。受到冲击的澳元汇率立刻应声下跌，很快就击穿了合约约定的行使价。

面对不断贬值的澳元，欲哭无泪的中信泰富只能按照远高于市价的水平买入澳元。事后经测算，中信泰富在这批外汇衍生品交易中一共亏损了146亿多港元，折算成人民币就是129亿！

突如其来的巨额亏损铁定会给中信泰富的业绩造成不可挽回的拖累，所以中信泰富的股价也立马跟着迎来了暴跌。光是从2008年9月到2009年1月的短短四个月里，中信泰富的股票市值就萎缩了超过90%。

一时间港岛上人心惶惶，香港股民对中信泰富的指责声谩骂声不绝于耳：

有人说，根据铁矿石项目报告显示，中信泰富只需要花费20亿澳元就可以完成全部投资开发，而中信泰富签订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总额却高达90亿澳元，这不是炒外汇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中信泰富完全可以选择更加安全稳妥的外汇远期或者掉期合约，为什么要将自己主动置身险境，跟十几家投行同时做了一款高风险、低收益的外汇累计期权呢？

有人说，中信泰富重金押注的钢铁、矿产、航空、地产全都是强周期性行业，作为上下游的铁矿石和炼钢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信泰富的经营决策是不是存在严重问题呢？

在汹涌的民意裹挟下，2009年4月初，香港证监会联合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一起进驻中信泰富，展开了联合调查。而香港执法部门掌握的一个确凿证据就是：

中信泰富在2008年9月时还在公告中称“财务或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中信泰富公告的这天，恰好是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的前夜）；结果就在一个月后的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又公告说，将因此前买入的多份外汇合约而蒙受巨额亏损。

可是从2008年10月发布的这份公告内容来看，中信泰富内部应该是在2008年9月的那份公告发布之前，就已经察觉到了将要亏损的风险。毫无疑问，这就牵涉到有无“虚假陈述”的合规问题、甚至是有无“蓄意欺诈”的犯罪嫌疑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大劫难，一向处变不惊的荣智健再次拎出了他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北上求援。

只是这一次，荣智健的算盘要落空了，因为此时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所处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来呢，开放了30年的大陆已经不再资本紧缺，外资头上的神秘面纱开始祛魅了。过去大陆的确是需要中信泰富这么一个立足香港的招商引资桥头堡，可眼下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也正是因此，中信泰富在中信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二来呢，在当时的思路下，市场化、法治化、开明化才是改革的主流。荣智健及其中信泰富疯狂炒外汇导致巨额亏损，这就等于是给在港的中资企业脸上抹了黑，处置都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还出手相救呢？

别忘了就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间，于香港履职的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的原上海地产董事长周正毅、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和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这3人就先后被下了狱。

三来呢，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已在几年前辞世，他的好伙伴王军也在两年前调离了中信。此时执掌中信集团的两位话事人，一个是董事长孔丹，另一个是总经理常振明，而孔丹、常振明那可都是不能小觑的人物。

孔丹的父亲孔原曾是解放前中央调查部的部长，母亲许明则是重要高层的秘书，前面说的朱小华就曾跟孔丹有过纠葛。而常振明更是有“救火队长”之称，早前王雪冰、张恩照两任建行行长先后落马，组织上都是委派常振明去救的火。

哦对了，常振明还是围棋七段高手，他早年曾入选国家围棋队，跟棋圣聂卫平是朝夕相处的队友。

本来呢，荣智健是寄希望于集团再次出手拯救的，可没想到此举却彻底激怒了集团领导以及更高层。到了2009年初，荣智健还在苦苦挣扎，但形势已经在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香港监管部门进驻调查后不久，2009年4月8日，荣智健连同总经理范鸿龄、副总经理张立宪、副总经理李松兴、执行董事周志贤，以及自己的三个儿女荣明杰、荣明方、荣明棣，一道从中信泰富引咎辞职。

特别是这位中信泰富的二把手范鸿龄，他是宁波天一阁创建者范钦的后裔，也是当时香港市场薪资排名前十的“打工皇帝”之一。在中信泰富担任总经理期间，范鸿龄还兼任着多项社会公职，包括香港强积金管理局主席。如今，范鸿龄仍然担任着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

而范鸿龄的胞妹罗范淑芬，则是前香港廉政专员、也就是廉政公署的一把手，后来她还当过香港科技园董事局主席。

在荣智健、范鸿龄引退后，他们二人在中信泰富的职位均由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所兼任。一年后孔丹退休，常振明接任集团董事长。

2009年4月11日，面对一位外国记者的提问，当时正在国外出访的高层回应说：“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这句一锤定音的话，也就正式宣告了荣智健职业生涯的谢幕。

同时，荣智健家族成员在中信泰富的持股也渐次退出。此后，荣智健便从胡润中国富豪榜的江湖争霸战中销声匿迹。

【尾声】

2014年，在经过长达5年多的调查后，香港证监会判定中信泰富管理层存在误导性或虚假性陈述，需要向4500名投资者进行赔偿，赔偿金额超过10亿港元。

但又过了3年后，香港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最终判决：中信泰富及荣智健等人从事市场失当行为的罪名不成立。

然而，此时的中信泰富已经更名为了中信股份，成了中信集团借道香港资本市场实现整体上市的壳主体。当年荣智健留下的痕迹早已日趋暗淡，渐渐被人们所遗忘掉，今天的中信与荣家基本已经没有了太多关联。

目前，中信股份的总市值已逾2500亿港元。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认为，荣智健败就败在他始终都没有理清“官”与“商”的关系，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出现了偏差，对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和可以调动的资源条件产生了误判。

吴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在于：

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荣智健打小就把“钱”看得很淡。在荣智健眼里，钱去得快、来得也快，盈盈亏亏、亏亏盈盈，这本就是生命里的常态。做生意嘛，本身就是一轮与市场的豪赌，输也好、赢也罢，又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所以哪怕是遭遇了146亿港元的天大窟窿，荣智健也能表现得波澜不惊，这完全不可能是刻意装出来的。就像在离开中信之后，荣智健依然会与他的老友范鸿龄在赛马场上相聚，一起驰骋马场、一起把酒言欢。

毕竟，荣智健与范鸿龄不只是中信的同事，他们还都是香港赛马会的资深骑手。

毕竟，相比于那位在无锡西前头村出生的、曾掀起一番滔天巨浪后又锒铛入狱的周姓同岁人来说，已经年过八旬的荣智健还是足以笑傲此生了。

参考资料：中信股份官网、新浪财经、澎湃新闻、经济观察网、中国经济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