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故事何以通向理论

沙垚

杨文根

故事何以通向理论

作者 |沙垚、杨文根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原文 |

非常荣幸拙文《乡村数字自主性及其生成机制——以一个电商平台的经营实践为例》得以在《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的初稿完成于2024年底。感谢张樹沁老师的邀请，使我们在技术社会学的年会上有机会发言，分享了“乡有未来”的故事，并探讨了平台经济中“大树底下是否长草”的问题，即在大平台下沉的背景下，返乡青年进行数字化创业的可能性。没想到这一话题引发了多位学者的兴趣。2024年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时期前后，平台经济的研究焦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县域，但大多讨论仍集中在“下沉”现象，而较少关注自主平台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乡村文化研究，很少涉及平台经济。最早认真讨论这一议题大约是在2020年冬天。当时，沙垚与河南大学师生前往焦作调研，发现了一个并不算成功的乡村直播案例。其主要问题在于平台规则不断变化，留给小型MCN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加之乡村物流体系不够完善，导致该村的直播创业团队不得不自行开发小程序，并与地方政府合作，动员本地社会资源，建立新的团结机制。

当时，我们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下对这个故事进行批判与再批判的。第一层批判指向政治经济学者对资本和平台的批评，揭示了隐藏在直播红利背后的剥削机制和情感劳动。第二层批判则针对此类研究本身。这些研究往往将中国案例简单用于验证西方理论，这一点也需要批反思。那么，在批判之后又该走向何处？有些学者强调主播个体的主体性，也有研究者强调国家与制度的调节作用，这些固然重要，但我们思考的是：是否存在一种适度抽象而又能落地的乡村自主性？因为在多重外部力量的作用下，也许是出于“不得已”，但客观上城乡融合在县域范围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机。而在城乡碰撞与互补的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一些带有自主性色彩的实践。

恰好在这段时间，我们开始在全国多个县乡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在追踪的多个“青年入乡”案例中，“乡有未来”浮现出来。为了生存，被迫返乡的青年们竭尽所能，动用全部的智慧和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我们不仅采用了传统的蹲点式田野调查，比如在山村里和经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跟随线索进行流动观察，追踪商品、服务、信息、人员等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发现场域中的多元行动者，勾勒出他们的行动逻辑。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和付伟老师有过多次讨论。他一直强调：写一篇论文，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说一个道理”。

“乡有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的做法让我们感到一连串的兴奋：自己养鸡、同城配送、通过直播吸引流量再导入私域、动员在地社会关系、借助地方高校作为稳定的人才储备……不仅身体力行地探索着直播带货之后的生产转向，还解决了乡村直播人才的来源问题。这些都关系到数字乡村应如何建设。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之外，是否也存在自下而上的可能性？每一个故事都如同一滴水，在阳光之下折射出一个时代。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我们需要不断追问：这个故事背后的“大问题”是什么？这个大问题必然与国家战略方向和社会痛点问题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否则，研究就会失去“嚼劲”，或者说缺乏“危机感”。

事实上，六七位怀抱理想的青年在条件相对艰苦的山村生活，养鸡、种地、做直播，颇有一种新时代的浪漫主义精神。平台负责人L曾问我们：“你们知道一只鸡下一个蛋需要多长时间吗？”“五秒钟”，我们脱口而出。他告诉我们，是三十分钟。我们十分惊讶。我们也曾像人类学家一样，多次和L在村里的火炉边谈心，希望听他亲自阐述“乡有未来”的意义。他说，许多二本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人生似乎没有选择，但在这个项目中，他看到了许多学生的转变。他们眼中有了光，心中满怀对家乡的情怀和热爱，而且这是一个可复制、成本非常低的创业选项。此外，文中未提及的是，L出生在这个垦殖场，他的爷爷曾是垦殖场小学的校长，这里的村民不少是当年留下的知青。因此，他主动传承了知青文化、垦殖文化，他的很多视频并非为了追逐流量，而是出于某种情怀。

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外审专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初稿原本的分析框架大致是数字平台的“组织再造—社会嵌入”，但对于兼具科层制与市场制特征的数字平台而言，这一框架似乎不够完善。经评审专家建议，我们改为“流量—供应—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我们意识到，框架是对故事的结构化呈现，而结构化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原先侧重组织形式变迁和外部环境适应的框架，在思维上仍较为传统。评审专家敏锐的判断，帮助我们构建出创新的类型比较，从而支撑起“乡村数字自主性”这一概念。

行文至此，“故事”之后的“道理”也就呼之欲出。“乡有未来”和L的故事，都指向了自主性。他不仅自主创业，还自觉传承文化，并积极带动社会，主动在政府、高校、村庄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穿针引线。最终，这不仅是他个人主体性的体现，在他爷爷的协调帮助下，村民们也开始养鸡；县城多所中小学的老师、家长们在朋友圈帮忙推广；县委组织部也以人才名义给予他政策和身份支持。他以自身为纽带，串联起一个若隐若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很难在学理上明确界定，但身临其境时，却能真切感受到。

在评审过程中，无论是外审专家还是编辑部，都反复追问：乡村数字自主性和传统的乡村自主性有什么区别？我们意识到，一方面，原创概念是在和理论脉络对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仅仅提出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追问中阐释这一概念的具体贡献。数字时代放大了乡村自主性中原本存在却常被忽视的开放性。20世纪以来，乡村经历了数次革命性变迁，但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横截面上，乡村始终在保持自身传统和习俗的同时，秉持一种面向未来的姿态，并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夹缝中开辟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空间。乡村数字自主性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当人工智能进入乡村，又将带来哪些新情况，碰撞出怎样的智慧？

最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乡村研究不仅应关注传统乡村的代表性，也应关注现代化乡村的示范性。今天的乡村依然存在许多空心化、留守问题以及返贫风险，这些当然值得深入研究。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样是紧迫的使命。中国乡村应走向何方，需要当代学者共同探索，因此必须做面向未来的学问，发现未来可能性的问题，并提前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一逻辑下，“乡有未来”具有其学术意义。尽管从产业规模来看，很难说它是成功的；但它回应了重要问题，给出了方法，提示了方向。

感谢外审专家、感谢编辑部老师。在从投稿到发表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如何深化思维、提炼原创理论，这是构建中国学派所必须的素养和路径。空洞的口号无法建成中国学派，它需要许多具体的原创概念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