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新卓 | 乡土慢病图谱：农村老年人的慢病治理困境

靳新卓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老槐树下，几位老人围坐在村口闲聊，他们聊天的话题总是绕不开“头晕”“吃药”“复查”这些词。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等慢性病如同老年人乡土生活的底色，嵌入农村老年人的晚年日常。他们是土地的耕耘者，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却要与病痛共存。他们手握“医保”，却在卫生室药品无法报销与县城医院路途遥远中左右为难。村医是基层健康“守门人”，却要一边应对政策考核的硬指标，一边化解老人们的信任隔阂。发生在乡土间的慢病困境，是中国乡村医疗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健康体系的碰撞。

一、带病生存：老人们的慢病管理困局

农村老年人抗争慢性病的过程，充满了乡土生活惯性与现实情况的碰撞。他们在慢性病治疗中陷入重重困境，被生活牢牢束缚。

案例1：72岁的李大爷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熟悉中医治疗。他患心脑血管疾病已有50年，同时患有冠心病和慢性心肌梗死，风湿和腰椎间盘突出也时常发作。他认为西药“伤脾胃”，所以坚持用中药治疗、用中医按摩调理，发病时还会抿上6克白酒，用以“活血通络”。但基层卫生室根本配不到他需要的中药方剂，所以，他每次抓药都得托子女跑到县城。来回折腾不说，一旦子女没空，断药便成了常事。

案例2：82岁的张大爷坚信“科学治疗”，他患高血压、脑供血30余年，能够按时、熟练地使用家里的血压仪，每月也会定时复查。即便如此，由于他的儿子常年在外工作，对他很难有生活上的照顾，无人陪伴的孤独成了健康隐患。没人及时提醒吃药，他偶尔也会忘服药物，只能自己凭感觉补服。

案例3：71岁的王大娘更是“多病缠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明明办了慢性病卡，能够享受报销，购买所需药物，她却总以“忘记吃药”“没症状就停药”“药贵舍不得吃”等理由擅自调整用药，还总爱吃高盐、含糖的食物，致使病情反复加重。

老人们的治疗选择难逃现实的掣肘：信中医的缺药材、跑远路；遵西医的怕忘服、少陪伴；有保障的不自律、乱用药。慢性病的管理，在乡土场景中变成了一场与自身习惯、家庭支持、医疗资源的艰难拉扯。

（一）经济与生活的双重枷锁

“吃药比吃饭贵”是不少农村老人共同的感慨。农村老年人收入较少，每月100-200元的养老金，再加上子女零散的赡养费用，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经济支撑。刘大娘患肺气肿两年，肿胀发作了7次，一直依赖省中医院开具的中药，每年光药费就高达2600元。这对仅靠养老金和子女补贴的她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即便有慢性病卡的老人，也不是高枕无忧。王大娘每月药费加复查费约200元，虽能报销一部分，但剩余费用还需子女承担。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长期累积下来也是不小的压力。

饮食管控又是另一场“持久战”。老人们大多知道慢性病要“少盐少油、忌发物”，但一辈子养成的饮食习惯难以轻易改变。李大爷患高血压16年，明知嗜辣多盐不利于病情，却还是改不了口；王大娘也坦言，做的饭总觉得没味道，忍不住多放盐，“一辈子都这么吃，哪能说改就改”。这种认知与行为的脱节，是乡土生活习惯所致，也让慢性病的管控难度陡增。

（二）就医选择中的信任困境

“村卫生室看不好，县城医院跑不起”，这是农村老人就医的真实写照。多数老人对村卫生室的信任度不高，李大爷从不去村诊所，身体不适时只愿电话联系村医上门；80岁的陈大娘患脑血管疾病，村卫生室没有她要的药，只能每月跑到县医院取药；王大娘更是直言，村卫生室“药不全、报销少”，也满足不了她的诊疗需求，她只能舍近求远去县城医院购药。

老人们的不信任并不是空穴来风。村卫生室确实存在诸多短板，仅配备血压计、血糖仪等基础设备，难以开展稍复杂的检查。即便是常用的慢病药物，尤其是部分中药方剂，村卫生室也难以全面提供。就算能够提供，也不能通过医保或慢卡报销。这种城乡医疗资源的显著差距，让农村老人陷入“就近看不了病、走远又折腾不起”的两难境地。

二、守门之困：村医的慢病服务难题

村医是农村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扎根乡土，连接着老人与医疗资源，却在政策要求与现实条件的夹缝中步履维艰，面临着人员不足、任务繁重、信任缺失等多重挑战。

（一）分身乏术的随访任务

慢性病随访是村医的核心工作之一，按要求，每位慢病患者每年需随访4次，还要开展免费体检、健康科普等服务。但农村村医的人力配置严重不足：有的村2350人只靠1名村医负责慢病管理，要对接109名高血压患者、47名慢性病患者和5名慢阻肺患者；有的村60岁以上老人有三四百人，仅2名村医承担全部随访工作。巨大的工作量让村医们分身乏术，一位村医坦言：“光台账就记不过来，随访只能尽量挤时间，有时候实在顾不上，只能电话简单问问情况。”

更让人头疼的是老人们的配合度问题。部分老人迷信偏方，对科学治疗不以为然，拒绝参加随访和体检；有的老人常年不在家，或者行动不便，找到人都要费一番周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村医们想尽了办法：打电话联系子女劝说、每月组织一次健康讲座、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服务。但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随访工作逐渐流于形式，难以真正改变老人们的健康行为。

（二）资源短缺的服务瓶颈

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不足，是村医开展慢病服务的最大障碍。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普遍只有血压计、血糖仪等基础设备，缺乏必要的影像检查仪器，面对复杂一点的慢病症状，只能建议老人转院。药品短缺、无法报销也是常事，慢病特效药无法供应，常用药报销比例又太低，“有病人没药治”成了村医们的常态。一位村医无奈地说：“没办法报销，老人们拿药嫌贵，去县城医院或者药店买，我们也没办法。”此外，村医的专业能力也有待提升。农村慢病患者多伴有多种并发症，病情复杂，但村医们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面对疑难杂症束手无策。加上薪酬待遇不高，难以吸引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村医队伍老龄化严重，服务能力难以跟上慢病管理的需求。

（三）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

村医与老人们之间的信任隔阂，让慢病服务的开展雪上加霜。部分老人因村卫生室设备简陋、药品不全，对村医的专业能力持怀疑态度，不愿听从医嘱；有的老人则因过往的服务体验不佳，对村医产生抵触情绪。而村医的健康科普形式单一，多以讲座、口头提醒为主，难以贴合老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接受习惯，沟通效果不佳。“我们劝老人按时吃药、定期体检，可他们就是不听。”一位村医道出了心中的委屈。这种“村医想管、老人不听”的局面，让基层慢病管理陷入被动，政策设计的健康宣教与随访目标难以真正落地。

三、结语

农村老年人慢病治理，是乡村医疗现代化的一道现实考题。老人们面临着医疗资源不均、经济拮据、生活习惯难改等困难，就医与用药处处掣肘；村医则面临人力不足、资源短缺、信任隔阂的难题，基层健康服务难以落地。这背后，是城乡发展失衡与传统生活模式同现代健康体系的碰撞。破解困局，仍需凝聚多方合力，不断探索，让基层慢病治理真正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