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学”专刊｜周魁一、蒋超：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

编者按

周魁一先生（1938—2026）。先生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水利学会原水利史研究会会长，是当代中国水利史、水文化的一代宗师，也是大禹文化的传承者、稽山镜水文化高地的创建者之一、浙东运河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者。周先生此文是1990年绍兴鉴湖会议的核心论文之一，不但对古鉴湖的兴废作了专题研究，还创造性的在鉴湖兴废的历史教训中提出了“应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发展”的观点。振聋发聩，影响意义深远。

鉴湖学专刊特推出此文，以供同仁学习借鉴，守正创新，弘扬光大鉴湖文化。

“鉴湖学”专刊（五）——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1)

周魁一 蒋超

提 要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鉴湖建成于公元140年。它是一座灌溉、防洪以及向城市和运河供水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对绍兴地区的环境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居于当时全国领先地位。鉴湖兴利达1000年之久，北宋末年被围垦成田，引起本地区洪涝灾害大幅度增加。

本文依据宋代原始文献资料，着重对宋代鉴湖水深进行研究，得出鉴湖废毁前后的蓄水量，并与今鉴湖及其上游水系的水资源调蓄能力相比较。结果表明，宋代大规模围垦前，鉴湖的库容比今天本区水资源调蓄能力的总和大一倍，可见鉴湖围垦前仍能正常发挥作用，对鉴湖的围垦并非由于泥沙的严重淤积所引起，并非无法避免的自然变迁。鉴湖的围垦是人为破堤泄水，降低湖水位的结果。

鉴湖围垦后得到了湖区的土地，但却失去了调蓄水资源的湖泊，破坏了生态环境。围垦后100多年相较于围垦前100多年，本区水旱灾害分别增加4倍和11倍，所失远大于所得。可见鉴湖的围垦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一种短见行为，是违背自然规律并遭到自然报复的一个例证。作者认为，人类为克服不利的生存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是积极的、必要的，但同时也应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的发展。

古鉴湖创建至今已经1850周年了。1850年前，古鉴湖在人们胼手胝足的劳动里诞生，之后，它为绍兴人民兴利达一千年之久。一千年后，它却在人们掠夺土地的围垦中废毁了。至今又过去了约八百年。古鉴湖从兴建到废毁的历史留给我们一些什么经验教训，以往已有历史地理专家做过深入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水利工程技术和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古鉴湖的科学技术水平进行分析，对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得失进行探讨，进而涉及人类和自然相互关系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

1990年鉴湖会议周魁一、蒋超《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手稿

一、鉴湖的效益和水利工程技术水平

古鉴湖是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于永和五年（140）主持创建的大型蓄水工程，是和今安徽寿县的芍陂和河南息县以北的鸿隙陂齐名的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陂塘之一(2)，它还具有防洪、航运和城市供水的综合效益。鉴湖位于会稽山北麓，北面筑堤形成蓄水陂塘。最早记载鉴湖的是刘宋时期《会稽记》的作者孔灵符(3)。他说鉴湖“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应为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顷”。《会稽记》久已佚失，这段文字出自北宋的《太平御览》，宋以前的类似引文还见于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十二》和南宋的《嘉泰会稽志·镜湖》。《嘉泰会稽志》的引文作“旧经云：湖水高平畴丈许，筑塘以防之，开而泄之。平畴又高海丈许。田若少水，则闭海而泄湖水，足而止。若苦水多，则闭湖而泄田水，适而止。故山阴界内比畔接疆，无荒废之田，无水旱之岁”。所引《旧经》与《太平寰宇记》的《会稽记》引文相比，不仅叙述层次相同，文字表述也基本一致，可见《旧经》即《会稽记》。它扼要地概括了鉴湖的水利形势。

鉴湖的水利效益如何？《会稽记》形容说，今绍兴一带在当年已是村落遥相连接，境内无荒废之田，田无旱涝之忧的富庶之区。《会稽记》的作者孔灵符是山阴人，大明年间又做过会稽太守，他对鉴湖的描述是否掺杂有对家乡的情感和本人治绩的夸饰呢？不是的。据正史记载，今绍兴地区那时的确已是很富庶的地方了。《宋书·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中谈到，山阴县地方已是民多田少，大明元年（457），孔灵符曾提出建议，将山阴居民的一部分，向东迁往余姚、鄞、三县，去“垦起湖田”。所说湖田大约是想仿照鉴湖的水利模式去进行开发。此事交由大臣廷议，先后共有十四位大臣参加讨论，基本的认识是：山阴富室田地多，穷人既可租田耕种，缘湖居民又可养殖水产，并不必移民。如果政府动员迁居，离开故土去垦荒，富人不会去，穷人则需要政府提供安家费，所需经费不少，不如因其自然。大臣们的认识虽也各有不同，但其中无一人提出孔灵符关于山阴民多田少的说法不是事实，而只是从不同方面强调移民垦荒的困难。宋孝武帝最终还是采纳了孔灵符的建议，结果鄞县（今鄞州区）等三县地方“并成良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此后不久，孔灵符就从丹阳（今南京一带）调任会稽太守了。绍兴地区在当时的繁荣，由此可以得到印证。《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在孔季恭传论中进一步描绘了本地区经济的发达景象。他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认为绍兴地区的经济繁盛甚至超过了当时富庶的关中地区。特别要指出的是，沈约的如上评论，提出了会稽“带海傍湖”的地理形势，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这一带经济的繁荣是得益于鉴湖的滋润。沈约是浙江德清人，他对绍兴经济的描述应该有更多的可靠性。自此之后，有关鉴湖巨大效益的论述史不绝书。古鉴湖对绍兴的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疑义的。

鉴湖的显著效益首先依赖于科学的水利规划。鉴湖南靠会稽山脉。山脉从东南到西北横亘绍兴境内。鉴湖之北则是宽阔的山会平原，再北则面对杭州湾。鉴湖的修筑巧妙地利用了这山—原—海高程上的变化，依山筑塘成湖，积蓄会稽山脉诸溪之水，顺着自然地势启放湖水灌田。孔灵符对鉴湖的认识不限于文字的归纳，他还有亲身的水利实践。据《水经注·渐江水》记载，当年孔灵符曾在上虞县境兴建了一座水利工程。上虞县东有上塘、阳中二里，在曹娥江之南，经常有水害发生。孔灵符先在蜂山前湖筑埭围湖，控制了山溪来水，埭下开沟，引湖水向南入江。之后又在入江口处建两座水闸，江水低时开闸排水，江水高时闭闸防江水倒灌。这项工程虽未说明是否有灌溉效益，但它的总体规划却和鉴湖如出一辙。可见《会稽记》对鉴湖的科学描述是以作者亲身实践为基础的。对于鉴湖规划的科学内涵，现代学者又有更深入的研究(4)，本文不再赘述。

鉴湖要发挥适时调蓄的水利效益，还需要配备许多工程设施，其中主要的是湖堤和闸堰。

鉴湖的堤防建在湖的北边，即《嘉泰会稽志》所引《旧经》中“湖水高平畴丈许，筑塘以防之”的塘。湖面之所以能高出灌区地面丈许，从而形成自流灌溉的优良条件，并不是由于湖底高于湖外地面，而是湖堤蓄水，抬高湖水位的结果。对鉴湖堤防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庆元二年（1196）会稽县尉徐次铎所写的《复鉴湖议》(5)。当年湖堤分属会稽和山阴两县。东面在会稽县界的是从五云门至曹娥江的一段，长72里；西面在山阴县界的是从常禧门到西小江的一段，长45里。嘉泰间，府城周长约二十四里，按正方形计算，五云门至常禧门间距离约6里。总计鉴湖堤东西长123里。东西两堤之间，还有沿稽山门驿路向南直到山脚的长约五里的堤防，这段南北堤将鉴湖分作东西二湖。不过南北堤上有一座三桥，桥下有闸门，东西两湖湖水可以由此相通。当年全湖周长共358里。这是宋代的情况。鉴湖始创时是否就是这个规模，已不得其详。汉宋两代之间，也只有郦道元对鉴湖规模有一个大概的描述。北魏年间的鉴湖又称长湖，或许由于东西狭长而得名。《水经注·渐江水》载：“（长）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和宋代的规模相仿。同时《水经注》中还记载有东西湖之间的隔堤，“又于湖中筑塘，直指南山”。联系《会稽记》的说法，可见自鉴湖建成以来的一千年里，其规模变化是不大的。

宋代鉴湖区地形，据徐次铎说，会稽和山阴两县总体地形是东南高，西北低，湖区也是东湖略高于西湖。至于宋代鉴湖的面积和水深，我们在下面再作研究。

筑堤形成鉴湖后得到了蓄水库容。但要实现对水库水量的调配，用以灌溉、航运和防洪，则需要借助于堤上的斗门和堰闸。在郦道元时期，鉴湖上已有水门69座，但没有说明这些水门的分布和功用。熙宁二年（1069），曾巩在《序越州鉴湖图》中分别记载有灌溉和泄洪两种不同功用的泄水建筑物。用于灌溉的，在东湖上有阴沟14座，西湖上则只有柯山斗门一座。此外，位于东湖东端的曹娥斗门和蒿口斗门，其功用是“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明显是用于泄水防洪。而西湖上的广陵斗门和新径斗门则是用于泄鉴湖水入于西江者。其余的灌溉斗门和阴沟，也可用以泄洪，只是泄水量较小。这里将闸门分作灌溉和防洪两类，是就其主要功用而言。以上斗门、阴沟都设在鉴湖堤上。此外，在古三江口之南还有一座朱储斗门，位于灌区最北边，用以排泄灌区多余的水量。庆元二年（1196），徐次铎在《复鉴湖议》中记述水门甚详，其时在湖堤上的泄水建筑物，属于会稽管辖的有四座斗门、四座水闸和十三座堰；属于山阴管辖的有三座斗门、三座水闸和十一座堰。当年的斗门是大型闸门，水闸形制较小，堰则是无闸门的溢流堰。这些堰闸的分布见图1所示。此外，湖堤上还有临时挖开泄水的小沟和暗沟等，则不在计算之列。在州城东门和西门又有四座水堰。属于会稽的有都泗堰和东郭堰，属于山阴的则有陶家堰和南堰。其中都泗堰在都泗门外，东郭堰在东郭门外。殖利门外的是南堰，西偏门外的是陶家堰。前三闸在东门和南门，为防止鉴湖下泄的水入城。陶家堰则导鉴湖泄水入西兴运河(6)。见图2。

图1 北宋鉴湖示意图

图2 旧越州城图（据乾隆《绍兴府志》图改绘）

以上所说斗门、堰闸的启闭，都以水则为依据。东湖的水则在五云门外小凌桥之东，距州城七里；西湖水则在常禧门外跨湖桥之南，距州城六里。而鉴湖水面常比州城中府河高二三尺。湖下灌区河网相互贯通，灌区内的水位控制则依据建于都泗门东，会稽、山阴交界处的水则。“凡水如则，乃固斗门以蓄之；其或过，然后开斗门以泄之”(7)。前两个水则明显是用来指示鉴湖堤上斗门、堰闸的蓄泄。都泗门外的水则，或当用以指示朱储斗门的开闭。

鉴湖初建时，其上必须设置闸堰设施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的数量和分布已难以厘清。不过广陵、朱储和曹娥斗门可能是早期建成的闸堰之中的三座。广陵斗门在山阴县西六十四里，早期的文献中都提到它，并且对广陵斗门与鉴湖同时建成的事实未见异议。曹娥斗门在鉴湖最东端，位于会稽县东南七十二里。最早提到曹娥斗门的文献是宋嘉祐四年（1059）沈绅所撰《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8)。其中记载汉太守马臻修鉴湖为民兴利，“自尔，沿湖水门众矣。今广陵、曹娥皆是故道，而朱储特为宏大”。虽未肯定就是马臻所建，但其兴建时间无疑是相当早的。其后《嘉泰会稽志》对曹娥斗门兴建时间有不同说法。该书卷三记曾公亮事迹时说：“公亮即曹娥江堤疏为斗门，泄湖水入江，田不病。”《宋史·曾公亮传》也沿用这个说法(9)。不过，《嘉泰会稽志》卷四在记载该斗门时却不肯定地说：“俗传曾宣靖公（公亮）宰邑所置。”曾公亮为天圣（1023—1032）进士并首任会稽县令，嘉祐六年（1061）又位居宰相。沈绅撰《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仅在曾公亮任县令之后二三十年，如曹娥斗门系曾公亮所置，沈绅不当有此疏忽。或此后因曾公亮知名度高而有所附会亦未可知。据此，曹娥斗门系鉴湖早期设施的说法有较大可信度。朱储斗门（又称玉山斗门）位于山阴东北二十里（一说十八里），三江口之南十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朱储斗门建于唐贞元元年（785）。不过沈绅在《新唐书》成书的前一年，即嘉祐四年（1059）记载朱储斗门的创建时间却更早。《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记载，朱储斗门最初为二孔，唐贞元二年（786）在浙东观察使皇甫政的主持下改建为八孔斗门，嘉祐三年（1058）在山阴县令李茂先的主持下，将八孔木闸改建为石闸，这是有关朱储斗门最早和最系统的记载。此后关于朱储斗门的创建时间虽有不同说法(10)，但证以当时海潮侵入内河的状况，沈绅的说法是可信的。朱储斗门的早期形制，邵权在元祐三年（1088）所写的《越州重修山阴县朱储斗门记》中说：朱储斗门位于三江口上游，处于“众浦之会”的关键位置。该处岩基南北二十步。将中间凿平后“植木为柱，衡木为闸，分为八间”，其旁设有水则测量水位，以便“时其启闭焉”。八孔闸门之中，有三孔属会稽县管辖，另五孔属山阴县管辖(11)。

以上这些斗门和堰闸的作用是什么？建于鉴湖堤上的斗门和堰闸的作用已如上述。朱储斗门的作用则有所不同。曾巩是这样记述的：“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12)。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之一是泄水入江，用以调节灌区河道水位。徐次铎也说：“玉山斗门八间，曾南丰所谓朱储斗门是也。去湖最远，去海最近，地势斗（陡）下，泄水最速”(13)。朱储斗门泄水只是在灌区水位过高时才进行，而当灌区水位不足时又如何呢？《嘉泰会稽志》引旧经说：“田若少水，则闭海而泄湖水，足而止。”这里所说的闭海是关闭入海水道，以保持灌区灌溉的适宜水位。沈绅对朱储斗门蓄淡水灌溉的功能有更具体的记载，他说该斗门“以节二县塘北之水，……溉田三千一百十九顷有奇”。这是朱储斗门的第二个作用。朱储斗门的第三个作用则是抵御海潮内侵，保护灌区的淡水水质。

这一带河流本是潮汐河流。吴越时这一带无海塘和江闸控制，海潮直抵越州城。《水经注·渐江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忠诚于越国的文种大夫被屈死，越人哀之，葬之重山(14)。后一年，伍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怎样解释这个故事呢？郦道元引用汉景帝时人枚乘的话说：“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也就是说，江海波涛并无意识，故事所说的只是海潮涨落的自然现象罢了。《水经注·渐江水》还记载了东晋成帝时的一个事实。晋成帝时何充（字次道）曾任会稽内史王师（约在公元328—330年），“常于此水中得乌贼鱼”，可见海潮之盛，直抵会稽山麓。因此，如何防止海水咸潮内侵，保护农业生产，是绍兴水利的重要课题。于是沿海陆续建设海塘。有人说越国时期已局部开始了这项工程。有准确文献记载的是海塘增修于唐朝。《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会稽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曹娥江旧道）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灌田。开元十年（722）会稽令李俊之增修。后代又不断完善。海塘修建后，海水仍可溯江道而南，所以必须修建江道控制闸门。由此可见，朱储斗门修建时间当在海塘修建并连贯起来的时候，应当早于唐代。郦道元记何次道在会稽大湖中得乌贼鱼的事，是作为旧闻来记述的。东晋以后再未见海潮严重内侵的记载，也可作为海塘和防潮闸较早修建的一个佐证。清代乾隆年间的《越中杂识》一书作者曾如此评价鉴湖等水利工程体系的作用，“向为潮汐往来之区，自马太守筑坝筑塘之后，始成乐土”。强调防海潮入侵的功用，可谓慧眼识金。

鉴湖北临西兴运河，还有主要用于向运河供水的闸门。都泗堰闸是其中的一座。《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中记载有隆兴二年（1164）吴芾修复鉴湖的工程。当时鉴湖大部分已被围垦，蓄水不多，然而凡是运送政府官员及官府物资的船只过往，仍旧要求“开闸通放，以致启闭不时，失泄湖水”。可以看出鉴湖与运河的关系和其上堰闸的航运供水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鉴湖已不单是一座用于蓄水灌溉的湖泊，它已成为由蓄水防洪的湖堤，调节湖水泄放、用于灌溉和航运的斗门、堰闸，防水或导水入城的堰，以及具有排泄灌区渍水以防涝、积蓄内河淡水以灌溉、防止咸潮内侵三种功用的江闸（玉山斗门）等水工建筑物构成的完整的区域性水利系统。鉴湖这座大型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鉴湖的工程技术特点已如上述。其主要技术的历史还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之交。据《越绝书》卷十载，越王句践曾筑富中大塘，塘距县二十里，灌溉效益显著，此后当句践伐吴胜利后，封范蠡子于苦竹城。范蠡子曾在距县十八里处修建灌溉陂塘，以“为民治田”。塘长1533步，相当五里多，也有可观的效益。鉴湖的建设是这些早期工程的发展。其后，鉴湖的水工技术在绍兴地区又进一步推广。公元5世纪中叶，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无淹溃之害”(15)。自此以后，除会稽和山阴外，在邻近的萧山和上虞也兴建类似鉴湖的面积不等的灌溉陂塘达数十处之多。表现出鉴湖水利技术的广泛传播。

1990年鉴湖会议后周魁一会长接受电视台采访

二、古鉴湖的围垦过程及其后果

湖泊一般都有河流汇入，即使是清水河流，也难免带入一些泥沙。这些泥沙一部分可以在湖泊放水时带走，还有一部分则将淤积在湖内。泥沙日积月累，湖泊难免淤浅。以往有人举出古人描述鉴湖的清澈明净、水色碧绿，来说明鉴湖的泥沙状况，似尚不充分(16)。《水经注·渐江水》中记载的若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若邪溪即若耶溪，即今之平水江，它是鉴湖上游的最大河流。若耶溪水的清澈如许，可见鉴湖上游来沙量是很有限的。后世虽有会稽山森林植被遭破坏的记载，但至今，鉴湖流域的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也多在150吨/平方公里上下(17)，泥沙问题也并不突出。湖泊淤积除泥沙直接作用外，还可能由于水生植物附着泥沙和植物残枝败叶的累积。我国东南一带湖泊中多有葑茭草。这种挺水植物有肥厚的根状茎，在水深1—2米富含腐殖土的湖水中生长良好。但是，由于茭草地下根茎发达，繁殖力很强，凡有茭草生长的湖区，湖泊淤积因而加快(18)。北宋的杭州西湖就有这样的实例。苏东坡说，北宋以来西湖渐有葑田。在他初任杭州到再任杭州的十六七年间，西湖湖面被葑茭草覆盖的面积已从原来的十分之二三扩展到占湖面一半。如果再过二十年，将“无西湖矣”(19)。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西湖的苏堤就是当年用疏浚葑田的泥土堆积而成的。

唐代鉴湖的水生植物已很茂盛，唐人诗作中常有提及。那时鉴湖中也已开始出现葑田(20)。葑田并不是淤积成陆的农田，而是在茭草根系与附着土的盘结层上种植。也有以木架浮系水面，以葑泥附于木架上，并在其上种植的，这种葑田可随木架浮泛(21)。所以葑田又称架田。元代农学家王祯赞赏这种种植方式说：“架田附葑泥而种，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22)到了宋代，鉴湖淤积则逐渐显著。湖中个别地带枯水期已出现涸露的地面，于是开始了鉴湖被围垦的过程，围垦鉴湖的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鉴湖围垦过程一览表

综上所述，对鉴湖的围垦开始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虽然围垦与复湖的斗争多次反复，总的趋势是围垦在加速进行。至熙宁十年（1077），湖田面积达到九百顷之多。但这时的围垦活动还是违法的和隐蔽进行的。此时鉴湖面积损失尚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政和年间王仲嶷为越州太守，为了讨好荒淫无度的徽宗，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对鉴湖实行围垦。所得湖田租税上交皇帝私库，供皇室享用。这样一来，豪强富室便不再顾忌，开始了掠夺式围垦。在此后的十年内，湖田面积猛增至二千三百顷之多。至此，鉴湖三分之二以上面积被垦殖，水利效益丧失殆尽。至嘉定十五年（1222），古鉴湖的绝大部分已被瓜分。

这样大一座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的水库在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废弃了，水利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却又来不及做相应的调整，于是问题迅速暴露。绍兴十八年（1148）越州大水，由于失去鉴湖的防洪调蓄，洪水猛然泄往下游，直接威胁州城的安全。当时五云门都泗堰水高一丈，幸未破堰入城。王十朋就此说到，三十六溪之洪水从会稽山汇入平原，以往由于有鉴湖吞纳而城不受害，如今鉴湖被围垦，于是洪水危害加剧，“假令他日湖废不止于今，而大水甚于往岁，则其危害当如何？”(23)好在玉山斗门的作用还保留着，灾情不致更大范围扩展。不过鉴湖蓄水功能大减，洪水时玉山斗门泄水能力就显得不足，绍兴北部平原于是积水受涝。陆游描述当年这一带情形说：“予所居南并镜湖，北则陂泽重复抵海。小舟纵所之，或数日乃归。”其诗首句为：“大泽北际海，渺渺四无路。”(24)至于灌溉方面的问题，在废湖后立即就显露出来。宣和三年（1121）徽宗就曾反省说，鉴湖围垦后田失灌溉，官失常赋，人民流徙。但是却把责任推给“亲旧权势之家”(25)。

鉴湖被围垦后，绍兴平原逐渐进行水利调整，北部平原形成了几个新的蓄水湖泊，部分代替了鉴湖的蓄水功能。㹧犭茶湖就是其中之一。㹧犭茶湖在府北十里，宽十多里。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鉴湖既废，此湖宜以蓄水。”白水湖也是类似的小湖，有蓄水灌溉之利。绍兴平原水利的调整在明代嘉靖年间基本完成。嘉靖十六年（1537）绍兴知府汤绍恩对绍兴水利进行了重大改造。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是开通临浦以北的碛堰，使浦阳江北出钱塘江，而不再东入钱清江（今西小江），减少了绍兴平原来水；第二是在三江口修建了三江应宿闸。闸长五十丈，二十八孔，宣泄能力和控制范围相比于玉山斗门，都大为提高。“旱则闭以蓄之，田足以灌溉；涝则启以泄之，稼不致浸淫。三邑（会稽、山阴、萧山）之民安居乐业。”(26)新中国成立以后，山区修建了平水江等水库，修建了新三江闸代替老闸，绍兴水利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鉴湖围垦后增加了本地区的水旱灾害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湖田也增加了部分收益。比较二者得失，结论是什么呢？庆元二年（1196），徐次铎说：“湖田之上供，岁不过五万余石，两县岁一水旱，其所捐所放赈济劝分，殆不啻十余万石，其得失多寡盖已相绝矣。”(27)湖田每年租税收入五万多石，而因水旱赈济和免税的竟达十多万石，利害关系不言自明。我们还可以用邻近的上虞县（今上虞区）的情况作一补充证明。李心传（1166—1243）曾统计自宣和元年（1119）至建炎四年（1130）上虞县湖田“共得米三万三千余斛（石）入御前，而约放省税米十四万六千余斛。民间所失（尚）不在焉”(28)。为此，绍兴三年（1133）曾指派绍兴知府张守去调查围垦夏盖湖等十三座湖泊后的利害得失，结果是，每年因水旱灾害，“其减放之数以湖田所收补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计四千二百余硕（石），民间所失当复数倍”(29)。政府额外损失四千多石。百姓粮食损失还要多上几倍，废湖为田何益之有？因此，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高宗和宰相王纶论事时说：“往年宰臣尝欲尽干鉴湖去，岁可得十万斛米。朕谓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即所损未必不过之。”(30)总算清醒了一些。

鉴湖围垦的危害，我们还可以从南宋和北宋绍兴地区水旱灾害次数的比较中得到答案。据近人研究，北宋的166年中，绍兴地区有记载的水灾共有七次，旱灾一次；而南宋的143年中，水灾多至三十八次，旱灾也有十六次(31)。南宋水灾频率是北宋的五倍。南宋旱灾的频率更是北宋的十二倍多。此后元代和明代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水旱灾害有所缓解。据统计，明代276年中，绍兴地区有水灾二十一次，旱灾十七次。

三、鉴湖的淤积和围垦前后鉴湖蓄水量的估算

鉴湖围垦前后，从皇帝、大臣到地方各界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废湖围田带来的巨大恶果。但是，如果此时鉴湖确已由于自然淤积而丧失调蓄能力，虽然因此遭受损失，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探讨围垦当时的鉴湖而导致的淤积状况，研究其是否还有足够的蓄水能力，就可以肯定地回答鉴湖是否到了非废不可和无可挽回的地步的问题。

宋代有一些关于鉴湖水深和湖底与堤面高差的记载(32)。但它们之间缺乏统一的高程基准，各记载之间测量水深的水则位置也有变动。这给湖泊蓄水量和淤积量的定量分析带来了困难。为了防止分析中出现大的误差，我们需要从现代的地形和地质测量成果的分析入手。

首先考察一下古鉴湖区的地面和绍兴北部平原地面高程情况。从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可以看出，古鉴湖区地面高程一般在4.3米至5.0米之间，而古鉴湖北部灌区的现今地面高程一般在4.5米至5.5米之间。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古鉴湖区的地面仍比其以北平原地面略低。虽然距离鉴湖围垦当年已有八百年左右，作为大范围地面高程，尚不致有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鉴湖在近千年的运用过程中有明显淤积，截至全面围垦时，湖底仍略低于湖外地面。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鉴湖区的地质情况。1983年曾对现在的鉴湖地区进行过地下泥煤层的调查(33)。发现这一带泥煤共有上下两层。下泥煤层位于地表以下4—6米。上泥煤层一般位于地表以下1.5—3.0米，并集中分布于距地表2米左右的地层中（绍兴城西南的东跨湖桥附近，上泥煤层分布仅0.5—1.0米），层厚0.1—0.3米，层位稳定，水平连续性好。泥煤形成于数千年前的全新世中期，也就是鉴湖建成的数千年前。那么，在鉴湖始建的东汉时期，上泥煤层之上必然有湖沼沉积。如果将这个沉积的厚度按1米估计，则宋代鉴湖废毁时的湖区地面仅比东汉时抬升1米左右。

综上所述，如将鉴湖形成前的数千年的沉积物厚度按1米估计，则鉴湖在近千年的运用过程中，实际淤积量不过在1米上下，而且在鉴湖围垦之时，湖区地面仍比湖外略低。

湖区淤积已如上述。下面我们继续分析宋代鉴湖的蓄水能力。这就要考察那时鉴湖丰水期的水深和相应的湖面面积。庆元二年（1196），徐次铎在《复鉴湖议》中记载了当年鉴湖的水深。这些水深系分设于东、西湖的两处水则的实测值。东湖水则在五云门外小凌桥之东，靠近湖堤的水浅处，由会稽县主管，当年春夏季水深1.7尺；西湖水则在常禧门外跨湖桥之南，靠近湖堤的水深处，由山阴县主管，当年春夏季水深3.5尺。为了便于观测，水则位置必然临近鉴湖北堤。而比起离堤远些的湖中心水深来说，这些水则所测水深自然偏小，因此，为求得鉴湖蓄水量，就要由水则水深实测值推算出当时鉴湖的平均水深，即要对实测值进行必要的修正。我们把东湖水则的春夏季水深实测值加上1尺，即2.7尺；把西湖水则的春夏季水深实测值加上0.5尺，即4.0尺。这个修正值的选择虽没有确切的依据，但比起水则实测值来说，修正后的水深，当更能代表东湖和西湖当年丰水期的平均水深。这个平均水深值代表的是鉴湖大规模围垦之后的水深。

图3 今鉴湖泥煤勘察地质横剖面图

图4 今鉴湖南岸泥煤勘察地质纵剖面图

大规模围垦前的东西湖水深又分别是多少呢？我们需要借助早期的实测资料并找到它和围垦后水深间的关系。曾巩在《序越州鉴湖图》一文中曾引用杜杞的水深资料。那年会稽水则安放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山阴水则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34)。如果我们能找到徐次铎水深与杜杞水深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这两个时期鉴湖水深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都是重要的。首先看看东湖的水深。杜杞时的东湖水则设在县东二十六里的五云桥，五云桥下是当年的主航道，可行大船。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五云桥水则读数较其他读数显著的大。同时徐次铎时的东湖水则设在县东七里的小凌桥，和五云桥相距太远，也难以比较。那么我们再来研究西湖的水深。两个时期的西湖水则都安设在县西六里的跨湖桥(35)。杜杞于庆历六年（1046）任两浙转运使(36)。当年西湖水深比徐次铎时春夏季水深至少高出1尺。这1尺的水深差值自然是围湖垦殖而人为开堤放水的结果。据此类推，杜杞时的东湖水深，也应比徐次铎时高出1尺。

对于大规模围垦前后的鉴湖水深相差1尺的推论，还有另一个佐证。曾巩在《序越州鉴湖图》中引用范师道和施元长的资料说：“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这是大规模围垦前的湖内外水位差。徐次铎则说：湖内水位较湖外高二三尺(37)。这是大规模围垦后的数字，大规模围垦前后湖外水深不会有多大变化，因此，其间的差值所反映的应是湖水位的变化。据此，大规模围垦前的鉴湖丰水期平均水深，应比此后的丰水期平均水深值各增加1尺，即东湖为3.7尺，西湖为5.0尺。为了肯定地定性说明鉴湖废毁前的蓄水能力，以上我们对鉴湖水深的估算，采用的是最保守的数值。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古鉴湖的湖泊面积。宋代围垦前的古鉴湖面积为206平方公里，其中东湖为107平方公里，西湖为99平方公里(38)。如果折合为市制，由于古今面积变化不大，206平方公里约相当于30.9万市亩。开始围垦后，参照嘉祐八年（1063）围垦面积，可知庆历六年（1046）大约已围垦湖田七百顷。鉴湖湖面是原来的四分之三。大规模围垦后的庆元二年（1196）的围垦面积，参照宣和年间（1119—1125）的数字，按二千五百顷估计，所剩湖面则只有原来的六分之一。后代又陆续围垦一些，现在鉴湖区水面仅剩下28.4平方公里，多年平均蓄水量约0.46亿立方米(39)。

那么，宋代大规模围垦前后鉴湖总蓄水量各是多少？我们依据以上推算得到的庆元二年和庆历六年丰水季节东湖和西湖的平均水深值，以及当时各自的湖面面积，对当年库容作如下计算，见表2。

表2 鉴湖蓄水量计算表

将所得到的庆元二年鉴湖蓄水量0.355亿立方米和鉴湖现存蓄水量0.46亿立方米相比较，说明以上对鉴湖围垦前后的水深推算是接近事实并偏于保守的。由此可见，在鉴湖大规模围垦之前，鉴湖蓄水量至少还有2.1亿立方米的容积，相当于一个大型水库。（40）

为了说明2.1亿立方米的库容是否能够满足调蓄鉴湖区的来水和供应灌区的需求，我们有必要把大规模围垦前的鉴湖容积和今鉴湖区蓄水量作一对比。对今天鉴湖区来水的调蓄，除上述的今鉴湖水体外，在汇水入鉴湖区的大小河流上，还修建了一些水库和陂塘。它们的蓄水能力如下表所示。见表3。

表 3 今鉴湖区水体蓄水量统计表 (41）

鉴湖区现有总蓄水量有2.1亿立方米，可以证明，在大规模围垦前，鉴湖尚具有足够的调蓄能力。这一结论和前述北宋与南宋绍兴地区水旱灾害的统计结果也是完全吻合的。顺带说一下，由于宋代鉴湖斗门堰闸的泄水能力较现代水库小，因此，那时鉴湖具有较大的库容，尤其对于防洪来说是必要的。

四、为掠夺土地而破堤泄水是鉴湖废毁的主要原因

对于鉴湖废毁原因和恢复蓄水的关键，徐次铎有深入的认识。徐次铎于庆元二年（1196）任会稽县尉，是统辖弓手的地方治安官员。当年他曾“出入阡陌，询父老，面形势，度高卑”，对鉴湖形势做了细致的调查。他认为鉴湖被围垦固然有自然淤积的问题，而主要原因还在于“盖以岁月弥远，湖塘既浸坏，斗门、堰闸诸私小沟固护不时，纵闭无节，湖水尽入江海，而濒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而盗以为田”(42)。也就是说，鉴湖之所以废，主要是由于堤防和泄水建筑物损坏较多，维修不及时，使湖水泄放过多。为了说明他的论点，他举出绍熙五年（1194）鉴湖冬季向运河供水的事实。当年六月宋孝宗死于杭州，同年十一月由西兴运河移至会稽东南的永阜陵暂时停放。为保证运河的用水，从当年九月霜降节前后开始将鉴湖所有泄水斗门、堰闸关闭蓄水，虽然此后一个多月未降雨，而湖水仅减一二寸。但是由于蓄水后水位抬高，已垦湖田“被浸者久之。讫事，决堤，开堰，放斗门，水乃得去”。充分说明了，即使在大规模围垦结束以后，只要恢复湖堤和完善泄水建筑物，鉴湖正常发挥蓄水功用也不成问题的。这种偷泄湖水以围田的事，从围垦开始时期就是如此。庆历六年（1046）杜杞指出“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于是建议设立水则测水，作为开放斗门的客观依据。斗门钥匙由州府官吏掌握。同时要“宜益理防堤，斗门”(43)，即加强堤防和斗门的修缮。之后，由于官府解除围湖禁令，围造田者更加有恃无恐。春天涨水时期，农田暂时不需要灌水，本来应闭湖蓄水，但是盗耕湖田者害怕鉴湖水位提高，威胁湖田，“请于官以放斗门。官不从，相与什佰为群，决堤纵水，入于民田之内”(44)。可见破坏堤防和斗门的维修和管理，是宋代鉴湖废湖为田的主要原因。其实鉴湖之所以能维持不废，确实有赖于历代对湖堤的维护。《南齐书·王敬则传》载，当时鉴湖区受益户均需服役。无役之年改收维修费。该经费存于地方，“良田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值，民自为用”，否则将“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明确指出了鉴湖堤防维修是鉴湖水利的关键。这种维修制度在此之前当已存在。

围垦是否主要和鉴湖水位下降有关，我们还可以用围垦进行的速度来说明。围湖垦田开始于大中祥符年间，至熙宁年间垦出湖田九百余顷，其间经过大约六十年。而从政和中对围垦开禁，仅十年时间，湖田面积猛增至二千二百顷。围垦速度的突然加快，绝非淤积的急剧增加，这是肯定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一时期鉴湖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水位下降。

宋代已有许多人认识到鉴湖围垦的主要原因是堤防和斗门的破坏。因此陆续有人提出把增高堤防和完善斗门作为恢复鉴湖蓄水功能的主要措施。嘉祐年间杜杞和刁约最先提出这一认识。刁约还建议，承认已开垦成田的占湖泊面积三分之一的湖田，然后将湖堤增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45)。但同时也有人担心，增高湖堤后，一旦决堤，绍兴城将难以保全(46)。徐次铎是坚决的筑堤复湖派。他针对筑堤之后的绍兴城安全问题，提出两点看法。第一，他认为鉴湖上源的来水经鉴湖调蓄和缓冲，已经没有像河流洪水直冲堤防那样的危险；第二，鉴湖堤长期以来没有维修，堤面有所降低，若加高二三尺，则与最初的堤高相仿，不会有什么危险。按照宋代筑堤技术水平，位于鄞县（今鄞州区）的广德湖堤高就有八尺。徐次铎的认识是有充分根据的。先于徐次铎一年，庆元元年（1195）陆游也曾提出筑堤复湖的建议。他在《镜湖》诗（载《剑南诗稿》卷三十二）中说道：

躬耕蕲一饱，闵闵望有年。水旱适续作，斗米几千钱。镜湖泆已久，造祸初非天。孰能求其故，遗迹犹隐然。增卑以为高，培薄使之坚。坐复千载利，名托亡穷传。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吾言固应弃，悄怆夜不眠。

诗人在记述鉴湖废毁后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的事实之后指出，鉴湖的废毁并非自然变迁的结果，而是人们措置失当所致。而如果采取“增卑以为高，培薄使之坚”的复湖措施，必将“坐复千载利”而名垂千古。只可惜自己的见解不能被当权者采纳，以致悲怆得夜不成眠。

宋代也有许多人建议采用疏浚的办法恢复鉴湖。嘉祐八年（1063）绍兴知府张伯玉是疏浚复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带领会稽和山阴两县官员对当时鉴湖中已开垦的七百多顷湖田逐一进行调查。之后，他又提出两种疏浚方案，并具体计算了工期、工程量和完成时间。如表4所示。

表4 张伯玉疏浚鉴湖两种方案计工表 (47）

注：☆原作 712 顷 21 亩 24 步，以每亩 240 步计，折算得 71221 . 1 亩。又每亩面积等于 6000 平方尺，用以计算后项之工日数。

☆☆《永乐大典》记为 3341586，将第一个 5 误写为 3。笔者经计算改正。

张伯玉对以上两种方案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已开垦为田的七百多顷，其田面高低并不相同，有的与堤面相平，有的则离堤顶分别有一、二、三尺。而对于灌溉全部九千顷耕地来说，湖底有四五尺深也就足够了，因此，并不需要挖深五尺，甚至也不需要全部七百顷都挖深三尺，因此，“所开湖约二年皆可罢役”。他还对施工弃土的堆放方式有详细的规划，即近堤处的出土应用以加固堤防，令其高大坚厚。离堤远的则堆成高阜，平整之后可以成田。“如此则用工不多，为日不少，湖不尽开，而灌溉之利固已尽复。”张伯玉的疏浚方案也不失为切实可行的复湖办法。隆兴元年和二年间（1163—1164），绍兴知府吴芾曾主持鉴湖的疏浚。当年“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闸十三所。夏秋以来，时雨虽多，亦无泛滥之患，民田九千顷悉获倍收”(48)。但未记载当时的疏浚深度。徐次铎在《复鉴湖议》中也记载了这件事，不过他批评吴芾疏浚的做法是“未得复湖之要领”，因此，没过几年，又“皆复为田”。他认为，比起筑堤修斗门来说，疏浚不是一个好办法。

宋代关于恢复鉴湖水利效益的建议，除筑堤修闸和疏浚两种主要意见之外，还有放弃一部分已经淤高的原湖区，其余湖面重定界桩，严加保护；有严格立法，加强管理等办法，但都未实行。那么，如果恢复湖堤上的水利设施，是否果真能够达到恢复鉴湖水利效益的目的呢？我们可以从情况类似的邻近地区水利工程的历史找到答案。例如东面上虞县的夏盖湖和西面萧山县的湘湖都有废湖和复湖的多次反复过程。

上虞的夏盖湖位于县西北四十里，北临大海，东北有夏盖山。白马湖和上妃湖水由南面汇入。夏盖湖始建于唐代长庆二年（822），周围总长105里，其中大约有一半濒临山脚，东西北三面有堤，堤长约48里，构成了一个蓄水灌溉水库。南面有闸门控制上游来水，东西堤上各设有十八座闸门，闸下接渠道，渠水灌溉两岸农田。在元代共有灌溉面积约14万亩，湖东西大约各占一半。

夏盖湖原本是一片洼地，较高处曾被开垦耕种，唐代长庆中，永丰、上虞、宁远、新兴、孝义五乡的农民“割己田为之”，即牺牲自己部分田地，依低洼地形构筑成湖。由此可见，其湖中水深是比较浅的。所以日后也自然成为围垦的目标，并由此展开了废湖为田和维护湖泊水利的长达七百年的斗争。首次提出废湖为田，是在熙宁六年（1073）。但只经过十六年，在元祐四年（1089）就因为连续的水旱灾害，不得不恢复夏盖湖蓄水。又经过二十多年，在政和年间，夏盖湖也和鉴湖一样，被当时的太守王仲嶷所出卖，遂再次废湖为田。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曾下令调查东南一带废湖围田的利害得失(49)。建炎二年（1128）上虞县令陈休锡经过调查，决定将已废毁为田的夏盖湖等恢复蓄水。当时绍兴知府翟汝文曾几次以未得到朝廷正式命令为理由进行阻挠，而陈休锡不为所动，毅然实行。当年越境大旱，其他各县遭灾，而唯独上虞丰收。当时有人指出：“向使陈令行之不果，则邑民救死不暇，况（济）他境乎。”(50)此后历元、明、清各朝，废湖与复湖的斗争反复达十多次，直至清雍正六年（1728）以后，夏盖湖才彻底报废。

萧山的湘湖也是类似的例子。它修建于政和二年（1112）。此前当地缺乏水利设施，水旱频繁发生。熙宁和大观年间，当地群众曾两度建议，利用县西两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山脉之间的高地，蓄水成湖，终因一再犹豫，而未施工。政和二年，在县令杨时的领导下，放弃了湘湖范围内原有的1600亩农田，在南北山口筑堤成湖。湖面积共37000多亩，灌溉县北农田约14万亩。湘湖淹没的1600亩农田的原有收入，分摊到湘湖灌区受益田亩(51)。

湘湖刚建成几年，就碰上宣和年间的废湖高潮。当时也曾议论废弃湘湖，但在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之下，湘湖才得以保存。乾道二年（1166）官府和豪强勾结，又欲废湖。后经县令赵善济的一再申诉，湘湖再次度过劫难(52)。此后湘湖也曾一再被毁，又一再重建，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被全部废垦为田。

上虞西南的西溪湖的情况更加典型。该湖周围七里，宋代可灌田二千余顷。乾道二年被招讨使李显忠等放干，湖田被瓜分。此后屡议修复，都未实现。相隔四百多年，万历十一年（1583）大旱，经当地官绅公议，终于恢复蓄水(53)。

类似夏盖湖、湘湖这样利用洼地和已耕种的部分农田，以及可以依山筑堤的地形而人为修筑的灌溉水库，废弃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恢复。类似西溪湖这样业已废毁四百多年的灌溉湖泊，也仍旧可以恢复和重新利用，那么，鉴湖为什么被围湖垦殖之后，再也没有复兴呢？王十朋对此提出初步看法，他说：“今占湖为田者，皆权势之家、豪强之族也。侵耕盗种，为日已久，一旦欲夺而复之，彼必游谈聚议，妄陈利害。”接着他又反问自己说，即使如此，朝廷可以不必理睬它。只要朝廷坚决，事无不成(54)。言外之意是，不能坚决复湖，问题出在政府内部。建炎四年（1130）陈橐对此有进一步分析。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下收受贿赂，对皇帝则谄媚奉承。他说：围垦鉴湖后，得到实利的是地方豪强，政府如果调查废湖利害，“此辈行贿至千余缗”。同时，鉴湖改作耕地后，地方官将新增加的湖田租税全部上交皇帝私库，和政府财政收入无关。虽然由于鉴湖废弃带来灾荒，农民歉收，官府也因为赈济灾民而需支出大笔救灾款，但这些地方官却说：“此百斛者（湖田租税）御前所得也，不创湖田，何以有此？省计（政府财政）亏羡，我何知哉？”活脱脱地刻画出只管个人升官晋爵的封建官僚嘴脸。对以吸吮人民膏血来供奉主子的卑劣行为，陈橐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在文章最后对当时绍兴太守傅松卿说：“乞只以某今所言，录白交进，苟利于民，某虽死不恨。”(55)表现出他为民请命的胆识。然而对鉴湖废毁之害，有关大臣多次上奏争辩，难道皇帝竟被地方官欺蔽如此？可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昏君本人的贪婪。

政和四年（1114）后王仲嶷公开怂恿围湖造田，并将新围垦的湖田的租税收入上交徽宗私库。靖康元年（1126）后，湖田租税收入又曾一度纳入政府财政收管(56)。再以后又改为皇太后的私人收入(57)。嘉泰元年（1201），有关大臣在请求恢复鉴湖水利时说，为什么废湖为田能够得逞，而废田还湖又这么困难？“推究本原，有奸人规图管庄之利，将此侵湖田献入为慈福宫、延祥观庄田，奸人因此侵碑外低洼之地，尽行包占为田，并无忌惮”(58)。可见豪强势力和地方政府利用皇帝的贪婪，来达到自己霸占湖田的目的，是鉴湖难以恢复的主要原因。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先后在鉴湖边居住了七十年之久，对鉴湖的情况有透彻的观察。他在庆元六年（1200）所作的《甲申雨》诗（载《剑南诗稿》卷四十二）中指出：“甲申畏雨古亦然，湖之未废常丰年。小人那知古来事，不怨豪家惟怨天！”也就是说，这样的暴雨以往也曾发生过，赖有鉴湖防洪调蓄，可不成灾。一般老百姓哪里知道，如今暴雨成灾并不是气象变化的过失，而真正应该遭受怨恨的是废湖为田的豪门贵族。

王仲嶷提出废毁鉴湖的理由是：“鉴湖自然淤淀以成田陆。”(59)这显然是一个借口。综上所述，从工程技术角度来看，鉴湖的废毁是堤防、斗门的破坏。而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鉴湖废毁的根本原因是宋王朝的腐败。

绍兴一带围湖垦田的历史在宋代以前已经开始。刘宋元嘉五年至十年（428—433），谢灵运曾请求将会稽东门外的回踵湖赏赐给他，并打算“决湖为田”(60)，得到了宋文帝的批准。但当时的会稽太守孟认为，此湖水产丰富，百姓十分爱惜，拒绝了谢灵运的要求。此后，谢又要求废毁位于今上虞南部的岯崲湖为田，再次遭到拒绝。但是，时隔六百年，在北宋政和年间至南宋前期，在今皖南、苏南和浙东一带围湖却达到了高潮，甚至连效益巨大的鉴湖也难逃厄运，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缘故，并举出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的事实来加以说明。不过在鉴湖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夏盖湖、湘湖等湖泊的围垦中，却看不出其间的连带关系。宋代人对这些湖泊围垦后引起的水旱灾荒和农业收成下降，几乎是众口一词。即“非水为害，民间不合以湖为田地”(61)。鉴湖的围垦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掠夺土地的结果。也就是说，围垦增加了一些土地，但是却失去湖泊，导致了更大的灌区农田的减产和失收。这次人们改造自然的努力是完全失败了。一百年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2)这是指违背自然规律的一些努力。宋代大规模围湖垦田是遭到自然界报复的，这个报复的后果历经数百年的调整才得以平复。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但是，20世纪以来，围湖垦田却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近三十多年来，仅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五省围垦湖泊的面积就在12000平方公里以上，比现在的四个洞庭湖还要大。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湖泊面积损失达百分之七十，湖南洞庭湖被围垦掉1500平方公里，现在仅剩湖面2840平方公里。湖泊的围垦增加了土地面积，有所收益，但却因此失去了水产、旅游、改善人口稠密区生态环境以及调节地区小气候等优势。即使对于防洪来说，在同样的防洪标准下，湖泊围垦使调蓄库容丧失，不得不依靠修建山区水库、加高河流堤防等措施来补偿，甚至不得不在平原地区另外开辟分滞洪区作为防洪的应急措施。而分滞洪区内的土地利用程度却受到极大的限制。从总体上看，围湖垦殖与退耕还湖孰利孰弊，尚需深入研究。

在古代，人们主要依靠自身的体能去和自然界搏斗，以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今天，人们则主要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力量来和自然抗衡。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与战胜自然的信心增强了，以致出现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今人的力量无疑超出古人千百倍，但是比起自然来说，从总体上来看，人类的力量还是渺小的，所能做到的还是有限的。不仅现在是如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然的巨大支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回顾历史，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生存环境在许多方面也是不断改善的。在自然面前，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陶醉于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不仅要制约自身的繁殖，克服和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应注意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要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的发展。

2025年12月周魁一先生书鉴湖“复兴在兹”

·注释·

(1)本文原载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

(2)芍陂即今安徽寿县之安丰塘。《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正始二年芍陂下胡三省注文引唐李贤说：“芍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又引《华夷对境图》说：“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开六门，灌田万顷。”据《后汉书·王景传》，芍陂系楚相孙叔敖创建，迄今已约有2600年的历史。因自然淤积，今安丰塘较古芍陂为小，灌田二十多万亩，已成为渒史杭灌区的一部分。鸿隙陂在河南省息县北，创建时间不详，汉成帝时一度废毁，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由许杨主持修复。据《后汉书·许杨传》载：鸿隙陂“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到北魏时，鸿隙陂的作用已不显著。

(3)关于《会稽记》的作者有不同记载。此处采用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的结论。

(4)参阅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载《地理学报》1962年3期。

(5)〔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6)《嘉泰会稽志》卷一。

(7)〔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8)该文载《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

(9)《宋史·曾公亮传》载：“知会稽县。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

(10)元祐三年（1088）邵权撰《越州重修山阴县朱储斗门记》（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三册）说，朱储斗门创建于唐贞元中皇甫政任观察使时。初建即为八孔木闸。《嘉泰会稽志》卷四记载朱储斗门建于唐贞元中，当时为二孔木闸。

(11)〔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12)〔北宋〕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载《元丰类稿》卷十三。

(13)〔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14)重山即种山，在今绍兴城西南侧。

(15)《水经注·渐江水》。

(16)笔者曾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劳动，曾亲见水库蓄水后，水色碧蓝澄清的景象。

(17)参阅盛鸿郎等《浙江省绍兴市水资源调查与水利区划》附图11（内部资料），1985年。

(18)参阅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中国湖泊概论》第163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

(19)《苏东坡全集·乞开杭州西湖状》。

(20)《全唐诗》一六五卷、李白《子夜吴歌》中提到“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卷四〇八元稹《酬乐天十八韵》中有“柳条黄大带，茭葑绿文茵”句。又卷二六〇秦系《题镜湖野老所居》（一作马戴诗）中，开始提到鉴湖已发现葑田。

(21)参见宋代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

(22)《王祯农书》卷十一。

(23)〔南宋〕王十朋：《鉴湖说上》，载《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二十七。

(24)转引自《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七“鉴湖”。

(25)《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十三：“（宣和）三年二月一日诏，越州鉴湖，明州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陷常赋。又请佃人多是亲旧、权势之家，广占顷亩，公肆请求，两州被害民户，例多流徙。”

(26)《三江闸务全书序》。

(27)〔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28)〔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绍兴元年十二月丁卯条注文。

(29)《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十一。

(30)《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七之二十五。

(31)参见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载《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

(32)曾巩《序越州鉴湖图》、徐次铎《复鉴湖议》分别有熙宁二年（1069）和庆元二年（1196）鉴湖水深和与湖外水深的比较数据，但用以测量的水则位置有所变动。张伯玉在做鉴湖疏浚用工估算时，曾对湖内地面距堤顶高度有过简单的测量。但它们都只是相对深度数据，缺乏统一高程基准，难以相互比较。

(33)参见绍兴地区环保科研所、杭州大学地理系等单位编写的《鉴湖底质泥煤层分布调查及其对水质影响的试验研究（送审稿）》，1983年。文中还提到本地泥煤的分布不限于鉴湖区，绍兴城内及其以北的㹧犭茶湖、瓜子湖等，地下均有泥煤层分布。承绍兴市水利局邱志荣同志提供有关鉴湖地区地理资料，谨此致谢。

(34)文中未说明这两个水深测量的时间，据文意推测是在丰水季节。这样推测对于计算鉴湖蓄水能力也是偏于安全的。

(35) 以上三处桥梁的位置见《嘉泰会稽志》卷十一。

(36)《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杜公墓志铭》载杜杞于庆历六年任两浙转运使，任内曾筑钱塘海堤。

(37)见徐次铎《复鉴湖议》。原文作“城外之水亦高于城中二三尺，于都泗闸见之”。都泗闸位于湖堤上，可见此水位差值应为湖内外水位差。

(38)参阅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载《地理学报》1962年3期。

(39)参见绍兴地区环保科研所、杭州大学地理系等单位编写的《鉴湖底质泥煤层分布调查及其对水质影响的试验研究（送审稿）》，1983年。文中还提到本地泥煤的分布不限于鉴湖区，绍兴城内及其以北的㹧犭茶湖、瓜子湖等，地下均有泥煤层分布。

(40)宋代以前鉴湖的水面高程比北宋又高出许多。《嘉泰会稽志》卷十三“鉴湖”条在论述废湖的原因时强调指出：“湖之未废，正以堤壅而水高。故若耶溪（今平水江）等诸沟涧皆满”。作者提出的主要论据共有四点：第一，唐代太守都是乘船直达云门诸寺（云门寺在县南三十里）；第二，平水镇（在府东南三十五里）滨临若耶溪。平水之得名是由于鉴湖建成后回水至此，“津涯深广，故曰平水”。从万分之一地形图可以看出，平水镇宽敞处一般地面高程在6.0米左右，依据“津涯深广”的描述，水深当有1.0米上下，可见鉴湖当年水面高程约为7.0米。与古鉴湖区现今地面高程4.3—5.0米相比较，可知当年鉴湖水深约2.0—2.7米，折合唐代市尺约6.6—9.0尺。这与“湖水高平畴丈许”的早期记载也相吻合；第三，龙瑞宫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湖未废时，水浸山脚，进山香客需翻山而过。湖废后，山脚下始修建并行的三条路；第四，唐代乘船可以穿过五云桥，今桥下已成陆地。五云桥在县东二十六里。陆游于绍熙二年（1191）所作《五云桥》诗序也提到这个事实。他说：“往时镜湖陂防不废，则若耶溪水常满，可行大舟至云门北。桥本跨溪上，今乃在平陆矣。”从当年可航大船，到已成平陆，其间水面变化当不在1米以下。此外，《嘉泰会稽志》卷十二在记载会稽县水运交通时还说到，若耶溪从南向北流入鉴湖，在入湖前的二十五里水路可以通行载重五十石的船，也只能是宋代以前的情况。这几条描写唐宋两代间鉴湖水位变化情况的资料都是很结实的。由此推算，唐代鉴湖水面高程当在7.0米左右，比北宋庆历年间高出约1米。徐次铎“今诚筑堤增于高者二三尺，计其势，方与昔等”的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

(41)参阅盛鸿郎等《浙江省绍兴市水资源调查与水利区划》附图11（内部资料），1985年。

(42)〔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43)〔北宋〕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载《元丰类稿》卷十三。

(44)〔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见于《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及有关方志。

(45)〔北宋〕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载《元丰类稿》卷十三。

(46)曾巩《序越州鉴湖图》引范师道、施元长以及曾巩的认识。王十朋《鉴湖说下》有同样的担心。

(47)据《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七“鉴湖”条记载改制。

(48)《宋史·河渠志七》。

(49)《宋会要辑稿》七之四十。

(50)〔宋〕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载《嘉泰会稽志》卷十。

(51)参见民国《萧山湘湖志》。

(52)《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十七。

(53)参见《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六，水利志三，西溪湖条；《民国萧山湘湖志》卷一《宋时两议罢湖不许》。

(54)〔南宋〕王十朋：《鉴湖说下》。

(55)〔宋〕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载《嘉泰会稽志》卷十。

(5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之十七。

(57)徐次铎《复鉴湖议》中说，鉴湖田租“或岁输所入于官，或为慈福宫庄田及荡地，岁输所入于庄”。据清人朱彭所著《南宋古迹考》：“淳熙十五年拟进皇太后吴宫名曰慈福。”

(5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一之一四一。

(59)〔宋〕陈橐：《上傅崧卿太守书》，载《嘉泰会稽志》卷十。

(60)《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

(6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一之一一九。

(6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页。

编辑：李想

审核：戴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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