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很少对女权发表直接的观点,因为我发现,人们评判事物的标准总是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比如众多男性觉得武大杨景媛特别恶劣,因为法院判定图书馆的性骚扰不成立,人们此刻是相信法律的。但是面对大同强奸案,法院判决强奸成立,众多男性就表示不相信法律了,坚持认为是女方敲诈。
看起来是双标,其实标准很统一,就是看 判决结果是否合心意,不合意就是法院错了,合意就是法院对了,总之不能让男性受委屈,这就是价值观在影响判断事物的标准。很多民间争论,是因为背后的价值观不一样。
只是,很多价值观不能大大方方的承认,使得讨论往往流于表面,并不深刻。比如去年郑智化吐槽机场,我支持郑智化,因为他也是在为公共利益发声,很多人反对郑智化,表面上是因为他不好好说话,本质上是因为自己不是残疾人,但这话不好意思说,就找郑智化不懂礼貌的问题。
我觉得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好好说话”,这是我的价值排序。机场放出的现场视频,是加速过的,把郑智化渲染得像奥运体操冠军一样矫健,如何对待这段视频,还是取决于大家的价值观。
比价值观更高的,是事实,但普通民众能有多少获取事实的渠道呢,调查记者都快没了,谁来负责告诉你事实。再说了,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所以刀尔登说起袁崇焕事件,有个精准的判断,“容易的办法,就是从各种负担解脱出来,直接判断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它”。那么谁是坏人呢,还是看大家的价值观。我不觉得罗翔、劳东燕,方方,郑智化是坏人,也是因为我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表格,按照对自身的重要程度对所有事情排个序,捍卫某种价值观,就是捍卫某种表格。女权和女权的反对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核对这个表格,但这样的讨论是缺失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儒家所说的家国天下,秩序的维护天然依靠上位者和下位者,就算是最穷的男人仍然有上位者的渴望,所以他的妻子就需要成为下位者。
很多时候, 人们把女权当作洪水猛兽,是怕女权照出自己价值观里的不堪。就像鲁迅在《灯下漫笔》里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我想,女权的反对者,是无法想象去脱离更大现有秩序,没法想象上位者和下位者的消失,这里面是有自己利益的考量,但更多的是软弱。 没有女权视角的价值观,不过是旧秩序的回音。
孙中山那边都干得热火朝天了,皇宫的太监却没法想象没有溥仪的日子。所以很多男性喜欢维护现状说什么男女已经很平等了。但很多传统价值观都会从一些不易察觉的小事上露出马脚。
几年前,我在读理论物理研究生的时候,用的是 Peskin的《 量子场论》,有个伟大的定理是诺特定理( Neother’s Theorem ),它将对称性和守恒量联系起来, 每个连续对称性都有着相应的守恒定律,时间对称性对应能量守恒,空间对称性对应动量守恒。标准模型、规范场都是建立在这一条定理上。
当时授课老师是个很纯粹的人,没说诺特是一位女性。 有些东西实在是搞不明白, 后面我找量子场论各种其他学者写的讲义笔记,有一个讲义里面就说了,“诺 特为现代物理所做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足以让男性汗颜",我相信这是他的溢美之词,但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微妙的想法,男性是一个默认的参考系,女性总要在这个参考系里活动,所以会不自觉地要拿来对比。
由于 女性在当时一般不允许担任教职 ,所以诺特只能在德国数学研究所长期无薪工作,还得顶着希尔伯特的名义去讲课。 希尔伯特抗议过:“ 大学又不是澡堂,为何不让女性进入? ”。 而她真正获得教职,距今不过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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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特, Amalie Emmy Noether )
之前,我还听过非洲作家奇玛曼达的一件事儿,她在美国写作赚了钱,有一次和朋友路易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吃饭,看到泊车的小青年特别卖力,就决定给他点小费,小伙儿特别开心,从 奇玛曼达的手里接过钱,然后对路易说,谢谢。因为路易是男的, 奇玛曼达是女的,因为小伙儿相信,这位女士的钱,无论如何都是从这位男的身上来的。
这事儿后来被她写进了一本书里面《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
在中国的例子我就不举了,免得惹麻烦。我身为一个男性,平时也会忽略很多细节,但我所能看到的,绝非是男女已经很平等了。那为什么一定要男女平等?因为我相信那会是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生活,这同样是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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