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婚的代价

“这就是不结婚的代价！”上海普陀区，女儿请来保姆，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不料7年后，53岁女儿也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母女俩每月退休金2万多，保姆一人照顾母女俩，不堪重负，要求居委会接管。居委会告上法庭，申请母女俩的监护权。法院介入后，却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更严重。

​王女士父亲走得早，大姐在加拿大定居，家里就剩她们娘俩。

​母亲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王女士自己也是硕士毕业。母女俩都是高学历，日子过得体面。

​2016年，一场意外降临到这个家中，母亲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王女士自顾不暇，遂以6000月薪请来保姆闻阿姨，帮忙照顾母亲。

​可2021年，王女士也开始不对劲了，先是忘事，后来话越来越少，2023年，她也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

​母女俩都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累坏了保姆闻阿姨。

​她早上五点多就得爬起来。先帮吴阿姨穿衣、洗漱、喂药，再去看王女士。

​最难的是王女士，有时候突然就大喊大叫，不许人靠近。闹起来能喊一宿，闻阿姨只能守在床边，困得不行了，靠着墙眯一会儿。

​更让她崩溃的是，母女二人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她怕自己撑不住。

​她每天睁开眼就发愁，她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她也想过离开，可她走了，母女俩咋办？

​原本，王女士定居加拿大的大姐，是她和母亲的监护人。可2025年4月，大姐突然失联。

​母亲姊妹7个，两个妹妹都在安徽，最小的都61岁了，身体也不好。她们自愿放弃监护权，说实在无能为力。

​眼看母女俩生活陷入困境，居委会向法院申请，担任监护人。

​法官调查后，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难。

​母女俩退休金每月2万多，听起来不少。可她们每月要还1万多的房贷，还要支付6000元的保姆费，这就去了一万六。剩下几千块，管三个人吃饭、水电煤，还有母女俩的医药费，勉强持平。

​没有合适亲属当监护人，法院最终判决：宣告母女俩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居委会做监护人。

​53岁王女士和她84岁妈妈在上海有房有退休金，放在任何人眼里，都是养老不愁的体面人家。

​可疾病一来，全变了。

​阿尔茨海默症最残忍的地方在于，病人先是记不得事，然后不记得人。

​人老了，到底能指望谁？

​大女儿失联了，小女儿躺在身边，比她妈病得还重。

​兄弟姐妹都六七十岁了，隔着几百公里，有心无力。

​两万多退休金看着不少，可扣除房贷和保姆工资，剩下那点钱管三个人吃喝拉撒看病，能剩下啥？

​说到底，这是一个“体面中产”的崩塌现场。不是他们不努力，是病太狠。

​这个故事里，保姆闻阿姨值得被点赞。

​她在吴家干了快十年。最开始是照顾母亲，后来女儿也病了，她一个人扛起两个病人。

​一日三餐，擦身换衣，端屎端尿，夜里还要应付王女士的喊叫。她不是没想过走，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她走了，母女俩怎么办？

​她就是那种最朴素的念头：干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不能扔下不管。

​可她面对的，是两个完全失能的病人，还有近两百万的房贷。

​她以为靠一个人、靠一腔感情能撑住，可现实是，她撑不住了。

​感情再深，也有耗尽那天。她说“我怕我承受不了”，这句话里有多少无奈，干过护理的人才能懂。

​可即便这样，她也没甩手走人。她说，等那边安排妥了，她再走。

​这世上，有些情分是用钱算不清的。

​可这事还有一个角度，如果王女士当年结了婚，有配偶，有子女，局面会不会改观？

​不是说结了婚就能躲过病，而是说，多一个人，多一层支撑。丈夫可以分担，子女可以接班，哪怕不能亲自照顾，至少在法律上，第一顺序监护人就落在自家人身上，而不是全靠一个保姆扛着，扛到扛不动那天，逼得居委会去法院申请当监护人。

​王女士不是个案，不少年轻人觉得婚姻是束缚，一个人过挺好。一个人确实自由。但代价就是当你倒下的那天，身边可能连个能签字做主的人都没有。

​母亲病了有女儿，女儿病了有保姆，保姆扛不住了，谁来？

​民法典第28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

​这叫公职监护，平时用不上，真到走投无路那天，它就在那儿。

​可话说回来，谁愿意走到那一步才想起制度？

​谁不想在病床前，有个人握着自己的手？

​目前，居委会正在和两个姨妈商量，找一家能接受母女俩的第三方监护机构。

​随着老龄化越来越多，有更多老年人或许会遭遇养老问题，以及王女士和她妈妈这样的事情，希望国家出台一些制度和措施，让这些人老有所依。

​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