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已经崩塌：谈谈对“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最新长文的看法

正当前不久中国人正喜迎马年春节的时候，在德国慕尼黑——这个昔日德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巴伐利亚王国的王都、“啤酒馆政变”的发生地、《慕尼黑协定》的签署地、197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这里盛装开启了。

在有关国际安全的领域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和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分量最重、级别最高的两个国际性多边论坛。其中，慕尼黑安全会议由于其辐射全球的影响力而首屈一指，旨在协调亚太地区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就是以慕尼黑安全会议为蓝本建立的。

在2026年初的这场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相比起各国政要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会上的一篇万字发言——《旧秩序已经崩塌》则更是引起了全球有识之士的瞩目。在这篇发言中，达利欧直言道：

“几十年来维持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大国政治”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国家间冲突的五种主要形式——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中，前四种将成为常态”，“资本战的具体手段包括资产冻结/扣押、切断资本市场准入以及禁运与封锁”；

在“战时经济状态”下，“许多国家股市关闭是常态”，“由于担心货币价值，战争期间非盟国之间普遍不接受货币和信贷”，只有“黄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白银或以物易物——是战争时期的流通货币”。

尽管这只是达利欧一人的发言，但它却与同样在本次会议上出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现场所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再加上近期愈演愈烈的中东战局形势，黄金价格在历史高位不停大幅震荡的表现，似乎达利欧对“旧秩序已经崩塌”、“新轮回即将到来”的判断正在成为这个新世界、乃至于今后世界的最佳注脚。

那么，达利欧的这一“盛世危言”究竟是未雨绸缪的警示忠告，还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危言耸听呢？

创立于1975年的桥水基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其创始人达利欧曾在2008年准确预测了美国金融危机、在2010年准确预测了欧债危机，也是2025年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的作者。达利欧与中国的交往很深，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商界官员名流的座上宾，他的儿子麦修还曾于90年代在北京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学读过书。

应一位读者朋友的要求，野望谷将谈一谈对达利欧的这篇新著——《旧秩序已经崩塌》的些许粗浅见解。同时，由于《旧秩序已经崩塌》同达利欧的另外两篇长文——《金钱、内战与秩序崩塌的前夜》、《大周期下的投资生存指南》在内容和逻辑上有很强关联性，所以野望谷就将对这三篇文章的解读放在一起来讲。

（由于内容较多，本次解读将分上下两篇；本文为上篇，至于内容更加精彩、话风更加犀利的下篇将通过私域渠道呈现，阅读路径参见文末）

【一】

达利欧一直坚持“大周期论”，他将帝国兴衰交替的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第二阶段“资源分配体系建立”，第三阶段“和平与繁荣”，第四阶段“过度扩张与泡沫”，第五阶段“秩序崩溃与冲突”，第六阶段“内战/革命/战争带来的旧秩序瓦解”。

几年前，达利欧尚且认为我们处在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之间，也就是1945年二战后建立的现行国际秩序正在瓦解，我们对旧秩序彻底崩溃的临界点已经依稀可见；

但进入2026年后，达利欧则提出我们当前已经踏进了第六阶段，也就是旧秩序已经崩溃，缺乏规则、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已经到来，战争与冲突不可避免，混乱将成为世界的常态，这将是本轮大周期的真正底部。

其实周期论的逻辑框架并不鲜见，然而达利欧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着眼的乃是“大周期”。之所以谓之“大”，乃是由于达利欧所指的“大周期”通常以80年为一个轮回，也就是恰好一代人的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野望谷的看法其实与达利欧颇有相似之处。不要觉得80年这个时间周期很长，相比起过去我们常言的以10年为一个经济循环周期来说，时间跨度长达80年的大周期往往才更有意义，原因在于：

如果观察周期轮动的时间范围太短，那么我们选取的案例样本就会发生极大的“幸存者偏差”，这将导致我们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正确推导出未来的时局走势。

就像达利欧所举的例子，假如把自己“空投”到1900年的话，按照1900年时世人的观点遴选出“全球十大强国”，立足当时的视角来看，这十大强国个个都有称雄称霸的希望，没有人能预见到它们中有谁在财政、体制、社会上的些许危机将有可能导致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完全覆灭。

站在1900年的时点来看，这十大强国中的每一个都非常适合被纳入多元化投资组合的目的国，因为19世纪下半叶的繁荣给予了当时人们足够的乐观理由，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黄金盛世还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琳琅满目的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惊艳了来自全球各地摩肩接踵的人。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里，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新高，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财富增长，各种金融工具创新到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几乎没有战争，除了些许财富差距扩大、怨恨滋生、债务高企之外，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即便1900年前后有些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了，但那些杂音在彼时看来似乎都无伤大雅。

然而事实却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将爆发两次席卷全球的大战，这十大强国中将有7个都惨遭浩劫，有的甚至已经荡然无存，如果真的把资产配置到这7个强国中的话，那么必将至少经历一次财富完全归零的时刻。即便是把资产配置到美国、英国这些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强国，那也必然经历过极其严重的财富破坏和资产价格暴跌的时期。

显而易见，如果只选取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的历史作为观察样本的话，你会很容易将那7个已经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完全覆灭的昔日强国自然排除在外，似乎这样的财富归零时刻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叫“幸存者偏差”。

但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一种奢望：眼下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你如何能够肯定历史不会重演？你如何能够想象得到世界前十大强国中，竟能有多达7个最终走向了不归路？你如何能够看准当今世界十大强国中，谁才是可以幸存下来的那3个？你如何能够确保自己不会重蹈80年前你的祖辈遭遇财富归零时的悲剧呢？

退一步说，即便是只观察1945年之后的最近80年历史，也不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债券和资本市场都是一路保持上涨的，不少经济体的金融资产价格较之80年前可能还是下跌的、或者是基本持平仅有小幅微增的。

假如你只观察美、英两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回报，然后就得出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必将在波动中抬升的结论，那么实际上就是只依据了过去80年中最和平、最繁荣、最幸运的两个国家的案例，这种认知显然是扭曲和片面的。

当然了，那些金融资产价格长期萎靡的国家中有相当部分都不属于发达国家，若继续延循“幸存者偏差”的谬误，你会很容易地将这些国家剔除出资产投资配置范围之外。

但问题在于：你如何能够确保历史上那种财富浩劫的现象不会再现呢？你又如何能够确保自己所投资的标的国家，在未来依然能够维持发达国家的水准、维持大国强国的地位呢？即便我们不把周期拉长到80年那么久，你又如何能保证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不忽视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不下注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不抄底日本呢？

不要觉得动辄80年的大周期距离自己很遥远，它一旦发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临的就不只是资产贬不贬值的问题，而是财富可能直接归零的巨大冲击。如果在80年大周期中选择错误了的话，那么即便是在每一个10年小周期中都踩点正确，最终的结果也极可能是徒劳的。

相信很多人都对投资失败、资产减损有过心理预期，其中不少人也都为此做了各种应对准备；但能够为投资彻底一败涂地、金融资产一夜蒸发有过心理预期，并为此提前做些准备的人恐怕就寥寥无几了。

人们在购买基金理财时通常会关注回撤率，那是因为人们多半都见识过基金净值下跌带来的痛楚；然而人们却不会因此对金融市场关上大门，那是因为人们多半都没见识过金融市场彻底崩溃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也不要觉得这种以80年为周期的兴衰轮替就一定会有迹可循。就好比在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没有人会想到一场刺杀就能诱发一次世界大战；在英法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也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度劫掠一轮。

这些可能导致大周期剧本改写的迹象，在当时要么是难以预料，要么是虽已发生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毕竟先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和繁荣一直在告诉着当时的人们，和平与致富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所有人想的都是如何不在上涨阶段里踏空，没有人会去想下跌阶段是不是已经漂浮在天边、正在朝人们招手。

大周期与小周期是两套逻辑、两门学问，但它们并行不悖。大周期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小周期属于政策学和经济学范畴，掌握小周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抓住可带来财富增长的投资主线、不至于跑输通胀，掌握大周期是为了让我们尽可能规避极端情况下的财富归零风险、不至于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了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在特殊情况下，大周期可能比小周期更有现实意义。假如一轮大周期的轮回期限就是达利欧所演算的80年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经历大周期兴衰轮替的那个最低点——即第六阶段“内战/革命/战争带来的旧秩序瓦解”。

之所以小周期通常以10年为一个轮回，乃是由生产与消费的供需矛盾、政府的逆向调控政策影响、货币发行的相对通胀与相对紧缩所共同决定的。按照人类的普遍工作效率、生产作业流程、政策反应时滞、政策影响链条，这一场周期起伏轮动下来通常就是10年。

——这是一种由人类物种本性特质所决定的、被人类群体性共生性特质所推波助澜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同理，之所以大周期通常以80年为一个轮回，乃是因为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就是80年。80年过去后，经历过动荡和战争的老一代人已经彻底离开，新生的一代人已经彻底没有了灾难浩劫的锥心之痛、没有了身家财富一夜蒸发的肉体记忆。

这一代人会把他们在和平繁荣年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看到的现实视为法理正统，也会将他们凭借个人努力或家族传承所得来的财富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往往不懂得妥协退让、调和平衡，而是更倾向于以一种或坚决捍卫反击、或恣意挥霍凌辱的姿态去面对，最终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剑拔弩张、越来越缺少转圜余地，冲突一旦显现便不可避免，乱局一旦发生便不可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由人类物种本性特质所决定的、被人类群体性共生性特质所推波助澜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站在全球视角来看，这种总体上处于和平、稳定、繁荣、增长的年代确实已经持续了80年之久了，谁又敢保证眼下是不是已经有一股惊涛骇浪处于暗流涌动之中了呢？

作为个体，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能否侥幸图存，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防患于未然。

【二】

达利欧认为：“所有投资本质上都是用今天的整笔支付，换取未来的现金流。这些未来现金流的规模由经济增长和通胀决定”。

把达利欧的话换成我们更容易理解的表述就是：任何一种投资在未来能够取得多大回报，从根本上讲都是由“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长周期里的宏观经济指标所决定的。

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所有投资从本质上说都是拿今天的钱对未来进行下注，赌的是今天这笔钱在全社会财富总量中的占比对等折算到未来某一天时，能够换取到比今天数量更多的一笔钱。

假如这个赌注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原因不外乎就是两种：一种原因是未来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另一种原因是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总量更多了、因而用于衡量一定社会财富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

在以主权货币作为衡量社会财富主要载体的当今世界，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就是我们不得不依赖、也势必要关注的两个最重要的长周期里的α（阿尔法）。然而预测这两种阿尔法所依据的却是两套不同的逻辑：

经济增长率更多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人口、市场、资源、科技、体制、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政治同样能够对其产生影响，但政治的影响多半是基础性的，它会通过体制、社会、文化等渠道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且一旦确立下来后短期内就不会轻易改变。政策亦能够对其产生影响，但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对冲型的，拉长周期来看后，你会发现政策只能平滑小周期、却难以左右大周期。

而通货膨胀率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因某种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往往只是一个导火索，更关键的在于当局面对这种经济危机时倾向于采取何种应对手段，以及有没有能力采取明智合理的应对手段，这与该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信仰、治理能力高度相关。

一般来说，当我们对一个国家的体制和文化足够了解时，就能够相对准确地预测出主管经济、贸易、货币、财政部门的下一步动作，进而计算出通货膨胀率的可能走势，这通常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不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它们都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人口、文化、资源这些天然经济禀赋起制约性作用，政治、社会、体制这些国家架构基石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科技、教育这些动态经济禀赋起决定性作用，政策、法律、金融这些政府治理工具起调节性作用。

单就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来说，在一般情况下，预测经济增长率的意义往往比判断通货膨胀率的意义更高。原因在于：

越是大国强国，就越说明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抗风险承压能力比较强，政策和法律朝令夕改的概率比较低，因而其政府就越倾向于、也越有能力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相对不那么夸张的范围内，或者起码是一个可预测的范围内。就好比，你很难想象像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那些货币一夜之间变成废纸的现象会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身上出现。

但还是前面所分析的，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当极端风险来临时，即便是大国强国也难以抵御。假如一个大周期真是以达利欧所预言的“80年”为循环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眼下的确走到了即将瓦解的时刻。

此时，不论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都无法逃脱周期论的诅咒，滑向低估将是一种普遍性的大概率事件。就像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战到二战期间，对于俄国、日本、德国、奥匈、法国、德国、印度、西班牙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强国来说，居民财富缩水90%都算是好的了，有的国家国民财富几乎直接归零，因为就连它们的股市都是被直接关闭的，至于本国货币则更是沦为了一文不值。

达利欧还从现代金融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大周期兴衰轮替为什么具有必然性：

同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不同，主权货币本质上是主权国家政府人为创设的一种“支付承诺”，它就好比是主权国家央行发行的债务借贷凭证，政府通过其握有的公权力强制人们把这种“支付承诺”当作日常使用的货币；

但这种“支付承诺”天然有两个难以规避的缺陷，一是政府自己有超发货币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是来源于财政危机下的入不敷出，也可能是来源于经济低迷时期的政策对冲，也可能是为了活跃经济、促动增长而提前以超发货币作为前瞻性药引；

二是能够掌握、参与、影响货币发行的政客、金融家、资本家亦有货币超发的冲动，这些人很容易出于扩大个人、机构、阶层财富的动机，从而以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对货币乘数放任自流。比如商业银行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将金融杠杆加到央行政策允许下的极致，并通过各种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变相突破政策监管限制、游走在法律和规则的边缘，就是一种很典型的表现。

假以时日后，这种以主权货币为表现形式的“支付承诺”其增长速度就会显著快过社会财富的真实增长速度（或者说社会财富总值的名义增长率大幅快过了实际增长率），此时这种“支付承诺”的兑现基础就会越来越脆弱，泡沫越积越大，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挤兑”时，泡沫就会瞬间被刺破，那些凭借纸面金融数字来体现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会被戳破原形，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以主权货币作为财富计量单位的现代社会，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永远都有两类人：一类人是种粮食、做工程、造产品、搞研发、以及为他们提供信息物流商业后勤等外部服务的，这群人往往被称作“实业家”或者“实体经济”；另一类人是经营金融、投资、信贷、理财、汇兑、保险、证券、智力咨询生意的，这群人往往被称作“金融家”或者“虚拟经济”。

“实业家”或者说“实体经济”创造的是肉眼可见的真实社会财富（尽管从单位无差别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创造的真实社会财富以货币来衡量时，其“价格”与“价值”经常发生偏离、甚至是大相径庭），“金融家”或者说“虚拟经济”创造的是以主权货币为载体的“支付承诺”（尽管从GDP的计算方法来说，金融业同样能够创造GDP）。

从理论上讲，金融家是要围绕实业家转的，虚拟经济是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社会真实财富总量与金融资产账面价值总额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否则虚拟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金融也失去了它本来只是身为“支付承诺”的意义；

可在现实中，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做到绝对同步，政府也需要有意通过二者的不同步来影响、干预、调节实体经济的节奏和方向，再加上金融家自身又有获益谋利的冲动，而金融家若要谋利则只能通过做大自己能够影响的货币（“支付承诺”）这一生产要素，从而就会导致社会真实财富总量与金融资产账面价值总额的偏离总是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收拾。

因此，金融危机在现代主权货币时代就是无法根除的痼疾，这同样是一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财富增值——危机显现——泡沫刺破——财富蒸发——政策干预——银根收紧——通货紧缩——经济低迷——政策干预——货币超发”的周期性起伏轮替就不可避免，周期论的观点也就在经济学界历久而弥新。

另外，如果细化到以月为单位时，我们就会发现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并不完全重叠，金融周期的波动通常会领先于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数月。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主权货币时代，衡量实体经济所创造的社会真实财富的标尺是货币，而货币的发行又控制在金融部门手中，因此只有当金融部门先发生了变化之后，实体经济部门才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当实体经济部门开始感受到通货膨胀时，往往距离金融部门启动货币超发已经过去数月了，此时实体经济部门会抓住商品售价上涨的契机，开足马力扩大生产；

在成功赚取到大量利润之后，实体经济部门往往都会把这一盈利业绩归功于领导的敏锐、员工的勤奋、技术的进步、产品的畅销、甚至是国家的兴旺，而鲜有人会归功于金融部门用货币这个“锚”所做的牵引。

同理，当实体经济部门开始感受到通货紧缩时，往往距离金融部门开始收紧银根已经过去数月了，此时实体经济部门尽管已经看到了商品售价下降，但一时还节制不了那些已上马的产能、关停不了那些已处于轰鸣之中的机器；

仓促之中，大量产品滞销、资金链条断裂、财务转盈为亏、股价掉头向下的境遇就纷至沓来了，此时实体经济部门就会对自己的勤奋却换不来结果上的成功而感到困惑不解、失望愤懑，同样鲜有人会去从金融部门的货币变化身上寻找原因。

在金融扩张阶段（货币超发时期），社会真实财富在增加，用于衡量社会真实财富的金融货币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此时两者的趋势是同向的，只是时滞有先后、节奏有快慢；

但在金融收缩阶段（银根紧缩时期），社会真实财富并未停止增加，可用于衡量社会真实财富的金融货币却在减少，人们在用货币来对自己的财富进行计价时就会出现负值，这就与人们的体感发生了不符，此时两者的趋势就是相悖的。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在金融收缩阶段（银根紧缩时期）感受到的悲观情绪，总是会大过在金融扩张阶段（货币超发时期）感受到的乐观情绪——的原因。

【三】

上面的第【一】部分论述的是“大周期”（以平均80年为单位），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小周期”（以平均10年为单位）。不论是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它们都跟黄金脱不开关系。

在小周期的底部，黄金具有可抵御以主权货币计价的金融财富在账面上缩水的“抗金融危机”功能。此时，以主权货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都在下跌，甚至货币本身的币值也在下跌，人们纸面上的金融财富都在缩水，但社会真实财富其实是没有减少的，此时不依赖于政府“支付承诺”的黄金就体现出了它的优势。

在大周期的底部，黄金具有可抵御财富一夜之间蒸发归零的“战时货币”功能。此时，股票、债券这些依托于特定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可能都难以正常运行，货币这种依赖于主权信用的“支付承诺”变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黄金作为衡量社会真实财富的“通货”属性则并未改变，此时人们就更加倾向于卖出货币、换取黄金。

这个道理即使是放在各国央行身上也是适用的。比如，当其他国家央行感受到了美元贬值的风险时，为了对抗小周期危机，各国央行就势必要增持黄金；当其他国家央行感受到了美元所依赖的美国主权信用兑现有发生意外的风险时，为了对抗大周期危机，各国央行同样要增持黄金。

而当小周期底部和大周期底部叠加时，人们对黄金的趋之若鹜就将达到顶点，其中各国央行正是最为踊跃、最具本钱的买家。此时即便是把对历史的观察周期拉长到过去80年，恐怕也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案例。

按照达利欧的说法，人们眼下就已经走到了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是继续直行还是换个思路朝左、或者朝右转——这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命题，但即便是能够意识到这个命题存在的人恐怕都还是极少数。

那么，当今世界的旧秩序是否已经崩塌了？它眼下有没有体现出哪些迹象？这些迹象之间有何关联？这些迹象彼此作用之后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这些连锁反应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应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如何才能不被外部的暴风雪所裹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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