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教育人，12种“在场”：一场关于教育的真诚追问

9月10日晚，12位成都中小学教育人站上“三尺之外·在场”的舞台。这是红星教育传媒在第42个教师节推出的教育分享节目，也是我们向教育者致敬的特别方式。

不设讲稿，不避真实。12位一线教育人，从教龄十年到三十年，从数学、化学、语文到足球训练，他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教室深处“被看见”与“被理解”的瞬间。如何在“小透明”身上发现光芒，如何在AI时代重新定义教师的不可替代，如何在分数之外守望一个完整的人。这不是一场经验分享，而是一次对教育现场的深度思考。

作为红星教育传媒连续两年在教师节推出的品牌活动，本次“三尺之外·在场”直播分享通过红星新闻客户端视频专区，视频号“红星教育观”“学长来啦”“探校菌”及“海流-HAILIU”等账号同步直播。

数据的背后，是优质教育思考正在获得它应有的回声，当教师把目光从讲台延伸到生活，教育才有了真正的在场。

邱旭，用30年教龄体悟到一个朴素的道理：数学最大的敌人不是“不会做”，而是“我怕”，怕考不好、怕不够聪明、怕让父母失望。“我怕”的背后，是把数学成绩和自己这个人绑在了一起。

真正让他把这件事想透的，是自己的女儿。高一数学成绩不理想，女儿问：“爸，我是不是不适合学数学？”邱旭告诉她：“你数学好不好，跟你值不值得被爱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你数学一直就这样了，你也依然是我女儿。”女儿不再把数学成绩当成“我好不好”的证明，反而慢慢找到了学习方法，高考拿到140分。

一位毕业近20年的学生告诉邱旭，自己高考数学没考好，但数学对思维方式的塑造深刻影响了她现在的律师工作，比如拆解复杂纠纷、多角度推演，在没有标准答案的现实里寻找出路。邱旭由此感慨：数学真正留给你的，不是卷子上的分数，而是面对困难时的勇气、面对未知时的好奇、面对自己时的笃定。

教了30年数学，邱旭最后说：三尺讲台之内，讲的是函数、几何、概率；三尺之外，守望的，是一个个完整的人。

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姚敏通过学校和家庭两个场景的对比，指出独立自主的核心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想清楚怎样出发，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调整自己”，具体体现为会定目标、会想办法、会看进展、会作调整四件事。这种能力不靠直接给答案，而是靠在不同场景中被设问、被信任、被允许自己来。

真正有效的帮助应随孩子能力增长而逐步减少，始终不减的只有稳定关系和可靠支持。放手不等于不管，区别在于成人的目光是否仍在孩子身上。学校承担学科教学与学习诊断的专业责任，家庭则通过生活提供责任、边界和关系三种训练，二者不可相互替代。

教师和家长都应少给直接答案，多提引导性问题，最终让这些问题变成孩子的自我追问。独立自主的最终状态不是“不需要你”，而是“我知道你在，但我可以自己走”，成人的信任与在场始终是孩子走向独立的底气。

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数学教师周莉莉，曾以为把公式讲透就是全部本分。直到班上一个搞理科竞赛的孩子作文严重跑题，她才意识到：擅长解题却读不懂题意、不会表达自我的“工具人”，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杨叔子院士的话点醒了她：“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她开始在数学课上分享历史故事、数学家典故，开设《数学诗歌》《数学游戏》等选修课，让学生看到数学长在真实世界里。班级里，她设立图书角、开展读书分享，定下班训“修理性精神，塑人文素养”。即便到了高三，孩子们依然保留着兴趣爱好。

有人质疑：升学压力这么大，讲这些会不会耽误提分？周莉莉认为，人文教育和理科教学并非对立关系。苏步青一生写下五百多首诗词，吴文俊院士研读古代数学史走出独特科研道路……真正走得长远的理科大家，身上都有丰厚人文底蕴。

她比喻说，数学是严谨锋利的铠甲，人文是铠甲上盛开的玫瑰。公式能算出试卷上的标准答案，唯有人文能帮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在数学的王国里，她选择先种下一朵玫瑰。

陈怡从一节语文课开始反思：学生借助AI深入读懂了《赤壁赋》，其理解深度甚至超过一般课堂讲授。当AI比老师知道得更多、讲得更深，老师还能教什么？

陈怡首先承认，在知识传授层面，AI做得更快、更准、更全。但她用实验证明：AI生成的教案堪称完美，却无法回应真实课堂中四十五个活生生的人，那个眼神涣散的男生、那个深陷自我怀疑的女生、那些沉默并非理解而是困惑的孩子。

由此她提出：AI知道得越多，老师不是越不重要，而是越重要。老师的核心价值在于三件事——做那个“挡住答案”的人，在最近发展区里推学生一把；做那个“看见你”的人，用几百次微小的“看见”让学生相信不竖起刺也能被稳稳接住；做那个“帮你寻找意义”的人，把知识织进具体生命里，帮助学生将理解连接到自身的迷茫与困惑。

陈怡最后回到那个读懂《赤壁赋》的学生，问他为何产生追问，学生愣住后轻声说：“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人很渺小。”这个愣住的瞬间，才是教育的开始。

有十年教龄的陈柯蒙发现，每个班都有那么几个安安静静、不太被注意的“小透明”。

家长们的焦虑很具体：担心孩子将来不会争取机会，把孩子的“存在感”当成自己的“成绩单”，或是无法接受孩子的“普通”。实际上，这些孩子并非平平无奇，有爱看《昆虫记》、能细数每种甲虫习性的小林，还有擅长做PPT、在班级活动中找到价值感的小王，他们的“透明”不是缺点，而是内向性格的一种主动选择。

“改变是从被看见开始的，不是从被要求开始的”。在陈柯蒙看来，孩子的光芒有的亮在表面，有的藏在深处，教育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一个老师的目光，应该延伸到教室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

一个男孩因同桌无意拿错彩笔便沉默整节课；篮球队长输球后挨个指责队友；大队委选举中好朋友故意不投对方票。三个孩子身上有同一个影子——“我”。

王刚指出，这并非独生子女的“通病”，而是儿童认知发展必经的“自我中心”阶段。但问题在于，当前环境往往无意中强化了这种倾向：家庭里多个大人围着孩子转，学校里分数排名不断强调“你比别人高就是好”，评价中很少有人说“你很会替别人着想”。

为此，学校设计了一系列实践：漂流书签让孩子分享书籍、跳蚤市场交换物品、课堂合作学习，还有“夸夸我的好朋友”等班会课，有意识地将“事情结果”与“人的价值”剥离。家长也被要求在家让孩子学会分享，少问“赢没赢”，多关注进步。

变化悄然发生。那个因彩笔沉默的男孩，后来愿意把书借给同桌；好胜的篮球队长输球后对队友说“下次我们赢回来”。王刚说，教育最怕的不是孩子考不出好成绩，而是孩子除了自己，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从“我”走向“我们”，需要时间，而教育要做的，就是把“看见别人”的机会一次又一次放到孩子面前。

梁嘉瑩曾对“好老师”有一个笃定的答案：不出错、追求完美。直到一个男孩掀了桌子。

那天因作业未及时交齐，梁嘉瑩在班上发了火，规定主动补交者可免于重写。一个男孩拿着作业本补交，她却因情绪生硬拒绝，男孩摔了本子，又在同学起哄下掀桌冲出教室。梁嘉瑩怒气冲冲去找他，却远远看到他缩在角落哭泣。那一刻她意识到：违背承诺的是自己。她蹲下来道了歉，男孩眼中的愤怒一点点化开。

此后他变得主动，她也学会了“蹲下来”，不是身体，而是姿态，从一个评判者变成站在孩子身边的人。

不久后，有学生指出她读错了“挫折”的读音。她当着全班认错并表扬了质疑者。从此课堂上随时有孩子举手说“我有个不同的想法”。梁嘉瑩明白：老师不是权威，敢于承认“我不知道”“我错了”，比硬撑“我什么都懂”需要更大勇气。

十年教龄，她从追求“绝对正确”到敢于说“我错了”，再到愿意承认“我不知道”，和孩子一起成长。她得出结论：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权威，而是一个真实、有温度的大朋友。成长不是站在高处把答案递下去，而是蹲下来，和他们一起寻找。

高中化学老师谭丽花，同时也是一个高考生的妈妈。双重身份让她在家校之间站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既被家长责怪过，也抱怨过老师；既劝过别人“别急”，也为自己孩子的分数失眠过。

一位父亲深夜发来长串消息，责怪高中老师不如初中老师负责、不盯着孩子学习。谭丽花解释高中学习方式不同，对方却回：“你们就是没有初中老师负责。”那一刻她感到一道鸿沟横在中间。

直到女儿高考失利，谭丽花失眠整夜，反复想“是不是哪个环节没盯住”。她突然理解了那位父亲，不是他“不讲道理”，而是位置不同：家长眼里时间是一个个节点，考不好就天塌下来；老师眼里时间是一条长长的线，孩子的起伏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但鸿沟不止于此。有些家长眼里的“好”是“替”孩子好，替他着急、安排一切；老师眼里的“好”是孩子终究要“自己”好，学会自己负责、自己面对挫折。谭丽花说，孩子身边的大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忍住不帮他整理”。

她见过一位妈妈，孩子成绩一路往下掉，她却说“我们愿意等”。后来孩子真的慢慢上来了。谭丽花感慨：家校之间最好的沟通，不是谁说服谁，而是把信任交给对方。家长和老师爱的是同一个孩子，应该站在孩子的两侧，共同托他一把。

岳靓通过一个痴迷画画的孩子被老师“管教”却屡禁不止的经历，引出思考：问题不在孩子，而在于教育者提供的“土壤”与孩子这颗“种子”不匹配。

当老师发现孩子惊人的绘画天赋后，转而用约定代替禁令，既守住课堂边界，又为孩子开辟了发挥特长的空间，孩子的学习效率反而因此提升。

类似的事情还有——“姓名墙”，让每个新生找到自己的名字，告诉孩子“缺了谁，这座森林都不完整”；师生摄影展，鼓励孩子用镜头探索世界，反问“教育一定要‘有用’才值得做吗？”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好的教育不是把种子分成三六九等，也不是把所有种子撒进同一片土。有十种孩子就培育十种土壤，有一百种孩子就培育一百种土壤。教育最大的魅力，是读懂每一颗种子，为它找到最适合的那片土壤。

刘世刚则从一个高一学生的申请讲起，这名学生曾目睹楼下独居老人家里起火，自己却因不懂救援无法伸出援手。他在申请加入学校消防特色班时写道：“如果有一天，我身边的人遇到危险，我不想再当那个只能看着的人。”

由此他想到另一个学生朱帅，2025年成华区一小区起火，朱帅协助家人撤离后又冲回楼道逐层敲门提醒邻居，整栋楼零伤亡。他的每个“下意识”举动，都来自日常安全教育的训练。

刘世刚发现，如今越来越多孩子主动选择消防特色班，他们的理想不再被就业、薪资裹挟，而是源于对责任与担当的认同。学校要做的是帮他们看清每条路，然后让他们自己选。特色班配备专业教官，系统学习理论、体能、技能，同时也把报考条件摊开来讲，给理想“去滤镜”，而非制造“小英雄”。

刘世刚说，教育从来不只是培养“考高分的人”。参加特色班的孩子也许不会都成为消防员，但这段经历让他们懂得敬畏危险、知道责任边界。教育最动人的一刻，不是学生答对了所有题，而是他找到一个让自己“愿意跑起来”的理由：从“只能看着的人”，变成“能跑上前去的人”。

今年是陈竹教书的第二十一年，被学生称为“太后”。这个绰号起初源于她的严厉和说一不二，后来却逐渐演变为敬爱、尊重与信任。

陈竹用两个故事诠释了这种转变。男孩刘同学多才多艺却贪玩缺乏责任感，她以日复一日的陪伴和等待，帮他学会管理时间，最终以677分考入复旦大学。女孩因脚伤坐轮椅，主动退出合唱演出，陈竹却坚持“一个都不能少”，让她坐着轮椅上了台，台下观众甚至以为那是特意设计的舞台效果。陈竹说：“自信不是‘完美登场’，而是被允许‘不完美登场’。”

在陈竹看来，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道理，不过是某个关键时刻有人愿意蹲下来，帮孩子看见自己本来就有的光芒。她最骄傲的不是学生考了多少分，而是“太后”成了一个温暖宽和、值得信任的依靠。她希望学生彼此关心、勇于尝试，少说“不可以”，多说“那又怎么样，我想去试试”。

前中国女足青年队队员、现足球教练车静，关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12岁退役现象”，即大量孩子在小学后放弃艺体爱好，家长的理由很现实：文化课才是重点，艺体路太窄。

车静想重新算三笔账。第一笔：艺体影响学习吗？她带队的高三学生一边备战高考一边坚持训练，首次参赛即拿第四，其中两人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多人被名校录取。孩子们说踢球反而提升了学习效率。第二笔：艺体赛道真的很窄吗？清华、北大等名校均有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北体大也开设英语、新闻学等普通高考专业，且体育产业规模将超7万亿，复合型人才稀缺。第三笔：走不了专业就白练了吗？车静以自身经历回答，足球给了她好身体、抗挫力、团队意识和一生热爱，这些刻进骨子里的东西，不管做哪一行都用得上。

车静认为，人生不该是单选题，分数不是唯一支点。艺体兴趣可以成为支撑人生的另一个支点，当情绪有了出口，人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她呼吁家长别用旧地图找新路，孩子的成长应是旷野而非单行道。

教育，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被看见、被信任、被允许的瞬间，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而教师的“在场”，就是为这些瞬间的发生，守住一方不慌不忙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