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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叔
很多人提起以色列和伊朗,第一反应就是“天生死敌”。
仿佛这两个国家从诞生起就势不两立。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对如今恨不得兵戎相见的国家,历史上曾亲如手足。
两国的矛盾,从来不是什么千年宗教恩怨、文明冲突,而是20世纪后半叶地缘政治博弈催生的“新怨”,是利益、信仰与权力交织的必然结果。
01
把时钟拨回到公元前6世纪,那时的伊朗还叫波斯帝国。
当巴比伦的铁骑踏平耶路撒冷,无数犹太人沦为阶下囚、流离失所时,是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伸出了援手。
他不仅推翻了巴比伦的暴政,更颁布了著名的“居鲁士诏令”,明确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
在犹太教的经典记载中,居鲁士大帝甚至被尊称为上帝的“受膏者”。
这是外邦君主从未获得过的至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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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波斯,是犹太民族的庇护所,是他们在黑暗中最坚实的依靠,这种跨越千年的历史温情,也成为两国关系中最特殊的一笔。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深陷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处境艰难。
而伊朗,作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在当时的中东格局中显得格外特殊。
在以色列开国元勋本-古里安的“边缘主义”战略中,伊朗被视为对抗阿拉伯世界的“天然盟友”,这段双向奔赴的关系,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进入了真正的蜜月期。
说出来可能没人信,那时的两国亲密到不分你我:
以色列80%以上的石油都来自伊朗,双方还共同修建了石油管道,将伊朗的石油输送到以色列乃至欧洲。
作为交换,以色列向伊朗提供先进的武器、农业技术,甚至帮助巴列维王朝建立情报机构,两国还曾联手研制导弹,共同谋划针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打击计划。
更直观的画面是,1976年美国开始向伊朗交付F-14“雄猫”战斗机后,伊朗的空军基地里,除了伊朗飞行员,总能看到以色列军事顾问的身影。
他们负责提供技术培训,协助伊朗熟悉战机操作,这份合作深度,在当时的穆斯林与犹太国家之间,堪称罕见。
02
一切的转折,都定格在1979年。
这一年,一场席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爆发,不仅终结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也终结了伊朗延续千年的君主制。
霍梅尼在万众欢呼中返回德黑兰,一个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为口号的新政权正式登台。
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伊朗的对外立场发生了彻底转变。
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而与美国紧密结盟的以色列,则被贴上了“小撒旦”的标签。
两个同样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民族,在狭窄的中东棋盘上正面相遇,摩擦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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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霍梅尼敏锐地抓住了阿拉伯世界最敏感的巴勒斯坦问题,将反对以色列作为输出伊斯兰革命、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旗帜。
他曾公开宣称:“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消失”,这句话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成为了伊朗此后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导向。
从此,一个以波斯人为主体的国家,彻底站到了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冲突的最前沿,成为以色列最坚定的反对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陷入绝境的伊朗,曾秘密从以色列购买武器。所谓的“不共戴天”,在生存利益面前,也变得灵活起来。
以色列的算盘很现实:它担心伊拉克一旦战胜伊朗,实力会大幅提升,进而对自己构成更严重的威胁。
因此,以色列选择通过隐蔽方式,向伊朗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零部件,1981至1983年间,相关军售规模约达5亿美元,其中包括F-4幻影战斗机轮胎、蝎子坦克零件等关键物资。
为了规避国际制裁,以色列还在伦敦成立私人军火商、空壳公司,搭建起隐蔽的全球武器运输网络,悄悄完成与伊朗的交易。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以色列和伊朗还拥有共同的敌人——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发动“巴比伦行动”,出动多架战斗机长途奔袭,成功炸毁了这座核反应堆,而伊朗对此,实则暗中乐见其成。
03
如果说1979年的革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那么过去四十多年的中东格局演变,则让这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伊朗率先构筑起自己的“抵抗轴心”:从黎巴嫩的真主党,到加沙的哈马斯,再到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朗通过提供资金、武器和军事训练,将这些代理人牢牢绑在反以战车上。
以色列则针锋相对,构建起“围堵联盟”。
主动与海湾国家修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的势力重新逼回波斯境内,切断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网络。
如果说1979年革命是以伊关系破裂的导火索,那么核问题,就是让矛盾彻底激化的核心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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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还得到了美国的技术支持。
1957年,美伊签署《关于民用原子能合作的协定》,美国为伊朗提供轻水反应堆与核技术培训,1967年又协助伊朗建成5兆瓦反应堆,这成为伊朗核工业的起点。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核计划一度停滞,但在两伊战争后期逐步重启。这一举措,让以色列如坐针毡。
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拥有核武器不是普通的威胁,而是生存级别的焦虑。
以色列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一旦伊朗掌握核能力,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核威慑”优势将荡然无存,国家安全将直接受到致命挑战。
04
如今,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早已从隐蔽的影子战争,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导弹、无人机直接上场,冲突一触即发。
2024年4月13日,伊朗首次直接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与无人机,这一行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危险阶段。
这也是伊朗第一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直接军事打击,背后是对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使馆的报复。
这场延续四十多年的恩怨,早已不只是两个国家的事,背后牵扯着美国、海湾国家的利益,关乎全球能源供应与地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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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是对中东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争夺。
更令人担忧的是,冲突正在不断升级扩大。
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支持的代理人组织纷纷加入战局,形成了针对以色列的“抵抗之弧”;而以色列则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
中东真正的悲剧也正在于此:
所有人都知道和平的珍贵,却都执着于“先赢了再谈和平”,结果就是仇恨循环往复,冲突不断升级,没有尽头。
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时,不该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好人与坏人”的对决:
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而是一段关于历史、利益、信仰与权力交织的复杂叙事。
在这段叙事里,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不断升级的冲突和不断加深的仇恨。
而最终承受这一切的,永远是两国普通的民众。
作者:言叔,资深财经观察者,20年笔耕不辍,用历史的眼光解读财经,关注我,看懂趋势,看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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