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2年5月，日军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这次突袭，日军做了精心准备，派出了大兵团，并组建一支“益子挺进队”，形势危急。
日军的“益子挺进队”规模不大，但是却非常招人恨，这支队伍类似于特种部队，穿着我军军服，专门攻击薄弱之处。
25日，“益子挺进队”思思咬住我军的后卫部队，而我军负责断后的则是赫赫有名的左权将军（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说起左权，那可是我军少有的“学霸型”人物，他毕业于黄埔一期，与陈赓是同学，后来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理论水平很高。
另外，左权经陈赓介绍入党后，对党十分忠诚，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战功赫赫。抗战期间，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是彭老总最重要的助手，黄崖洞保卫战中，他也是主要的指挥者。
左权是文武双全，作为副总参谋长，他还要统筹全军的后勤、情报处理，运筹帷幄，处理得井井有条。
大家都知道彭老总脾气火爆，动不动就“骂人”，但唯独对左权客客气气，从来不发火，甚至还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左权的建议。
曾有人问原因，彭老总回答说：“我找不到对他发火的理由。”足见左权的智谋之高，有人说彭老总是我军最锋利的剑，左权则是能让彭老总保持清醒的大脑，此话不无道理。
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中，被我军围困在冈崎大队，依靠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我军攻打2天2夜，伤亡极大。刘伯承、陈赓劝说改变战法，却遭到彭老总拒绝，他的命令就是“不惜代价，必须拿下”。
这个时候，左权认真分析日军的火力布置后，等待彭老总发火完毕后开始提建议，他把自己的方案摆出来，心平气和给彭老总分析利弊。
“硬攻是拿战士的命填，不如围三缺一，留个口子，等他们突围再伏击。”
在合理建议面前，彭老总接纳左权的建议，使得战斗胜利结束。左权和彭老总可谓是一对“神仙搭档”。
这次突袭，也是为了报复我军百团大战对日军的重创，来势汹汹。负责断后的左权25日在十字岭与敌人短兵相接，糟糕的是，我军几千人，大部分是北方局机关干部、党校学员、新华日报社的文职人员，被“益子挺进队”堵在了半山腰。
左权本来带着警卫人员已经翻过了十字岭，脱离了危险。然而，他看到被堵在山腰的文职人员，毅然折返了回去，站在高处指挥恐慌的人群继续突围。
日军看到后，使用迫击炮进行试探性打击，左权心里明白，此时只要卧倒或者找一处土坎掩体躲藏起来，就能躲过日军的精准炮击。但是这样做，也会使得恐慌的人群失去主心骨，境况变得更加凶险。
他镇定自如，继续指挥着人群突围。日军的第二发炮弹很快打了过来，年仅37岁的左权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消息传来，彭老总整夜无眠，抽了一个晚上的香烟。虽然1942年12月，彭老总派出一支精干力量组成暗杀队，趁着大雪夜潜入山西祁县将“益子挺进队”刺杀，为左权报了仇，但是左权没了，八路军前总的参谋系统瞬间瘫痪。
没了左权，彭老总白天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晚上还要处理堆积如山的电报，眼睛熬成血红却也感到吃力。为此，他思量再三，向延安发去电报，想从3个人中要一个人接替左权的职位。
这三人分别是叶剑英、林彪、滕代远。电报到延安后，毛主席也犯难，授衔叶剑英是军委参谋长，管着全军的军事协调，肯定去不了。林彪刚从苏联养病归来，身体虚弱，无法上前线，滕代远是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还在军委兼着职务，也难以脱身。
毛主席思量再三，决定忍痛割爱，派滕代远前去协助彭老总。滕代远与彭老总也是老搭档，早在1928年的平江起义中，彭德怀是军长，滕代远就是党代表。
两人带着红五军在湘鄂赣的枪林弹雨里钻山沟、打游击，无数次背靠背突围，那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过命交情。两人之间的默契，根本不需要磨合。
滕代远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赶赴太行上任。他到任后，几乎延续了左权之前一切的政策，甚至连与彭老总沟通交流的风格也一模一样。在他的努力下，八路军的“大脑”很快顺畅运转，对日军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对此，滕代远谦虚地说：“左权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参谋长，我只是代替他完成了还没完成的事业”
向这些革命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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