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就上瘾的历史书，比小说还好看

文丨魏春亮

《真事隐》这本书，已经在豆瓣每月热门图书榜上挂了好久。

作者是孙立天，前年他出了本超级学术畅销书《康熙的红票》，估计很多人都看过了。

这本《真事隐》是孙立天的新作，名为“真事隐”，但和《红楼梦》无关，而是在讲康熙朝“九子夺嫡”。

九子夺嫡，或者说康熙朝储位之争，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迷雾重重的领域。

太子两次被废、诸皇子明争暗斗、雍正继位的合法性疑云、八爷党阴谋集团……这些问题在雍正上位后，通过删减、篡改乃至虚构康熙朝《实录》，给出了一整套官方解释。

而这些说法，不但影响着历史学家的认知，也由民间故事和影视作品，影响着大众的看法。《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步步惊心》《宫》《甄嬛传》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上述官方解释的影响。

然而，我们都知道，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么，我们读到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发生过的，又有多少是事后建构的“虚构”？

孙立天这本《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另辟蹊径，以新近整理出版的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的日志《北京纪事》为核心史料，通过与康熙朝《实录》的系统比对，为我们重构了一段与正统叙事截然不同的康熙朝储位之争史。

我来讲讲几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01

太子为什么废了立又立了废？

康熙为什么会废掉自己立了33年的太子？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矛盾积累后的总爆发，根据《实录》记载，康熙痛斥太子骄奢淫逸、积习难改。而1708年康熙出猎途中，皇十八子病重，太子毫无关怀之意，引发了康熙的不满。这种说法也被很多影视剧所采纳。

更关键的是，根据《实录》和李光地《李文贞公年谱》等记载，太子夜晚窥探康熙的帐篷，让康熙深感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认为太子要弑君篡位。

可如果说康熙废太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为啥两个月后，康熙又开始张罗复立太子？

在《真事隐》一书中，作者引用纪理安的说法，认为废黜太子是偶然事件，而跟随康熙出猎的传教士巴多明神父的记录显示，在废太子事件发生前几天，太子还在带头徒步前行，和康熙探讨皇十八子的病情，并无任何异样。因此，废黜是突然发生的，并非预先谋划。

纪理安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判断，太子是被大皇子一系陷害的。当时广为流传的“太子行刺”说法，是“大皇子一党把场景编造得很好”的流言。纪理安与太子相熟，了解其为人，因此极度不相信太子会行刺康熙。

而康熙之所以很快就又复立太子，是因为发现自己、太子和皇八子都被大皇子镇魇了，他相信了自己是被镇魇才厌恶太子，而太子之前的异常行为也都是被巫术所害。因此，他真正认为是自己错怪了太子。

作者还强调，不能用现代科学观去评判古人。当时的社会（包括康熙本人）是真正相信镇魇巫术的。康熙一直担心1708年（戊子年）有大事发生，甚至提前命喇嘛大规模念经祈福。

至于最后康熙二废太子，《真事隐》一书则认为，一是因为太子很可能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二是因为他有同性恋倾向。前者一直没有能够治愈，后者在康熙看来是丑闻。

作者给出的这种新观点，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康熙会严惩与太子饮酒聚会的托合齐等人，因为饮酒会加重太子的病情；也解释了康熙为什么会说索额图是“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因为索额图带着太子一起好娈童，把他辛辛苦苦培养的继承人带坏了。

02

八爷是“结党营私、柔奸成性”的奸臣吗？

皇八子允禩，一直都是影视剧中九子夺嫡故事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人物。尤其是《雍正王朝》里王绘春饰演的八贤王，温文尔雅、礼贤下士，却又城府极深、野心勃勃，他聪明能干，却又因为权力欲望和短视决策，在权力争夺中一败涂地。

而在正史中，雍正上台后，皇八子允禩被塑造为“结党营私、操弄朝政”的奸臣形象。

《实录》中大量收录了康熙对他的负面评价，比如，“妄博虚名”“向来奸诈”“妄著大志”“纠合党类”。

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废黜太子后，有那么多朝臣支持皇八子，因为他“奸”，善于伪装，欺骗了大家。

但孙立天指出，皇八子并非因为“奸诈”才得到支持，而是因为他真的很优秀。纪理安评价皇八子是“上帝对朝廷的恩赐”，且是“公认”的，赞美他“出色的工作让其卓尔不群”。

支持皇八子的人就包括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哥哥福全等位高权重之人，这些人不可能都被“欺诓”。他们的支持，是对皇八子能力的真心认可。

另外，根据《实录》记载，当康熙看到满汉大臣一致推举皇八子时，他明确表示反对，并给出了三个理由：

1、“八阿哥未尝更事”：认为皇八子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不够成熟老练。

2、“近又罹罪”：指皇八子不久前刚刚卷入“张明德案”，有结党谋位的嫌疑。

3、“其母家，亦甚微贱”：指出皇八子的生母良妃卫氏出身卑微（辛者库出身），这在讲究嫡庶和母家背景的宗法社会是一个重大缺陷。

但作者通过对《北京纪事》以及相关的史料分析，认为这些理由根本不成立，“未尝更事”与刚让他总管京城事务的事实矛盾；“近又罹罪”是指张明德案，但此案皇八子也是受害者，十天后康熙就恢复了他的贝勒爵位；“母家微贱”更是事后找补。

康熙之所以不选皇八子，据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说，是因为从行军打仗的要求上说，皇八子不够强硬，缺乏统帅能力，也就是说“武”不行。

这不仅符合满人传统，也解释了后来为什么康熙那么重视皇十四子，以及当时人为什么会认定康熙选定了皇十四子，因为他平定了西藏，“武功”甚伟。

雍正只是一味记载对皇八子的贬低之词，而从来不提皇八子“武”不行，是因为他不但要掩盖自己在夺嫡初期的不光彩角色、丑化政敌皇八子，还不能让后世知道康熙立嗣的标准。

因为说到武，“雍正正是一众皇子中垫底之人，而雍正希望后世相信康熙喜欢的是恬静之人”。

03

历史是如何被胜利者改写的？

雍正一在立“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予闻一事”的闲散人设，《真事隐》用张明德案推翻了这个说法。

张明德案是太子被废后爆发的第一起夺嫡大案。按《实录》记载，是大皇子向康熙举报：相面人张明德曾给皇八子看相，说他“后必大贵”。随后审讯发现张明德有刺杀太子的计划，皇八子知情不报，遂被削爵。

《北京纪事》的记载则完全颠覆了这一叙事。据纪理安记录，算命师是由皇四子，而不是皇八子带来的。皇四子还被他的父亲打了一顿。

但雍正用自己的权力，却把事情变成了：大皇子与皇八子结党，大皇子举报是为皇八子铺路。而他自己，就可以从始作俑者的不光彩角色中抽身出来。

这样虚构历史的事情，是怎么实现的呢？

雍正四年（1726），皇八子被囚禁，皇三子自身处境艰难，遂给雍正上了一份奏折，表示，“您要是把杀皇八子的罪名推给我，我接受；您说我是他的同党，我也认；您要怎么编，我都配合。”

皇三子随后领衔，带着皇五子、皇七子上了联名奏折，“回顾”皇八子过去的种种作为，配合雍正对皇八子的清算。

这份奏折的内容包括“大皇子告发张明德”“皇八子自幼赋性阴险”“大皇子与皇八子是一党”等说法，这些后来都被《实录》大段照搬，成为官方历史的“依据”。

此外，《真事隐》还揭示了康熙朝原始档案的“异常缺失”，这是更直接的做法。康熙朝《起居注》存世四十七年，偏偏缺少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共六年）——而太子废立事发前后的四十七年秋至四十八年春，正好在这缺失的六年中。

另外，满文奏折的缺失更为触目惊心。从四十七年九月（宣布废太子）到十二月，三个月时间仅存十九通满文奏折，且全部是地方官员所上，没有一通是康熙与北京官员、皇子的联络。

而正常年份同期（如四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有55通满文奏折，其中33通来自北京地区。这种集中在事件发生期间的全部缺失，“很难用遗失来解释”，“只有故意销毁一种可能”。

04

为什么是《北京纪事》？

档案都不存在了，《实录》自然就成了后世了解这段开始的唯一来源，这就是雍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后世只存在经过审核的过去。

这就要说到《北京纪事》的珍贵之处了。

这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纪理安神父主持编写的一份日志型记录，起于1705年12月，止于1712年4月。

最初只是为了记录教皇使节多罗入京后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但因为传教士刚好隶属于康熙内务府，可自由出入内廷，这份日志就意外地记录了大量北京宫廷内发生的事。

其中就包括1708年秋至1709年春太子第一次废黜与复立的完整过程。

纪理安写下这些文字时，不知道太子会复立，不知道雍正会胜利，所以就没有“后见之明”的偏见，这种“同时代人”的记录就格外可贵。

而且，纪理安的记录的信息，或为亲历，或者来自康熙身边的太监、包衣奴才等，可信度比较高。

另外，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读者是欧洲教会，纪理安“秉笔直书”，无需顾忌清朝的政治禁忌。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北京纪事》对废太子期间事件的记录框架（时间、地点、大事顺序）与《实录》高度吻合，可以作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这也是《真事隐》这本书可以立得住的原因所在。

用《北京纪事》这本书，和《实录》等素材对照着看，就像是在玩一场历史探案的游戏。在这里发现一个疑点，又在那个发现个证据，结合起来，推翻先前的说法，再给出一个结论。

这本《真事隐》读起来就像是在看侦探小说，一个个谜团被解开，一个个有瑕疵的说法在新材料的梳理中变得严丝合缝。

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并不是“推翻”了以往的看法，而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只是这种说法更加有理有据，更加严丝合缝。面对不同的“说法”，我们要做的不是选择“信”或“不信”，而是要学会对史料来源、编纂背景、书写动机做出可靠的分析。

《真事隐》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另外一个“标准答案”，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让我们看到《实录》的叙述并非唯一可能的叙述。

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我也觉得这本书里的一些“说法”也值得商榷，但我依然认为它值得阅读。因为，它不仅仅让我们对康熙朝的九子夺嫡有了新的认知，更教会我们“读历史”的一种方法：

如何在不同史料之间寻找缝隙，如何在官方叙事之外寻找其他声音，如何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辨识那些被删除、被篡改、被虚构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真事隐》不仅是一部关于康熙废储的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历史如何被书写”的著作。它提醒我们：

历史从来不是“客观事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不同力量博弈、不同声音竞争的结果。

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是经过层层筛选、删减、重构之后的产物。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可能接近那些被“隐”去的“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