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新表态震动古巴，回望64年前的猪湾硝烟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美国可能迅速与古巴达成协议或采取其他行动，并称在“解决”伊朗问题后，下一个将是古巴。与此同时，美方被披露在谈判中向古巴方面传达了特定政治诉求，希望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下台，以推动其所期望的经济改革。针对美方的一系列言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于17日公开回应称，美国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武力威胁，但古巴坚信任何外来侵略者都将撞上一道不可攻破的抵抗防线。

这一幕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64年前的猪湾。1961年4月17日，约1400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和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南部的猪湾（吉隆滩）登陆，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政权。

然而，这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古巴军民在卡斯特罗的指挥下奋起抵抗，经过不到72小时的激战，全歼了入侵部队，俘虏了上千人。猪湾事件的失败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挫折，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美古关系的走向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格局。

在好望角书系《自由古巴》一书中，作者艾达·费雷尔详细描述了猪湾事件的始末，美国为什么会失败？历史会不会重新上演呢？

摘编自《自由古巴》，有删减

文 | [美]艾达·费雷尔

肯尼迪感觉遭到了背叛

在会议结束时，肯尼迪问道，终止此计划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比塞尔回答说，14日中午进行空袭，16日中午开始登陆。

4月14日，在肯尼迪和比塞尔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肯尼迪下达了第二天进行空袭的命令。距离空袭不到24小时，几乎跟“事后再问差不多了”之时，肯尼迪才询问了第一次空袭的飞机数量。当比塞尔回答说16架时，肯尼迪指示他缩小规模，尽量“最少化”。两人在未与任何其他人协商的情况下，比塞尔当场就将空袭飞机的数量砍了一半，降至8架。

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美国第35任总统。

4月16日中午时分，肯尼迪给比塞尔打电话，对登陆行动给予最后批准。当天9点半左右，当运载远征队的船只接近古巴时，肯尼迪在国务院的敦促下，于11时批准了一项重大变化:取消原定于第二天和第三天的空袭，在远征队获得一条从古巴境内起飞袭击古巴的飞机跑道前，不会有进一步的空袭。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掩盖美国参与的痕迹。

中情局的抗议没什么效果，行动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因此，数月飘忽不定的筹划之后，4月17日凌晨，2506旅抵达目的地，决心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解放古巴。登陆时，他们不得不避开从未有人跟他们说过的障碍——珊瑚礁、建筑工人的深夜聚会、地面上的古巴民兵和空中古巴海怒战斗机的火力。古巴飞机轻松地躲过了华盛顿最终批准的最小规模的空袭，朝着远征队而来。尽管中情局曾评估过古巴军队和民兵，但事实是，他们仍然忠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因此远征队还得应对这些人。地面上的古巴部队没有叛变，而远征队也无法撤入山区。登陆后不到72小时，他们就被打败了——114人战死，1189人被卡斯特罗的部队俘虏。

被俘的入侵军

同样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美国是怎么输得如此彻底且盲目的呢？和大多数重要问题一样，答案取决于你问谁。对于2506旅的人来说，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背叛。美国曾许诺进行空袭，以对抗古巴空军。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对这些人来说，这一失败，以及其他失败，注定了整个行动的失败。事件发生后几十年，这种背叛感在美国的古巴流亡圈子里仍司空见惯。这有助于解释部分古巴裔美国人对肯尼迪的蔑视，甚至可以进一步解释他们对民主党的反感。

历史学家对远征队成员的解释则没那么看重。他们反驳说：“肯尼迪从未在任何情况下，向任何人承诺过在猪湾提供军事支持。”这一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即使是4月4日批准的低调版计划也包括进行空袭以对抗古巴空军。远征队队员对最后改变计划的讨论毫不知情。自始至终，他们在危地马拉的指挥官都真挚且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能得到所需的一切支持。危地马拉的一些指挥官甚至可能使士兵们相信，如果他们需要，也会有陆上支援部队。事实上，在古巴海岸有两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显然是在没有得到总统授权的情况下被派往那里的，而且给人一种他们会是“后续行动的一部分”的印象。

正如一位失望的远征队成员后来所说的那样，没有美军的支援，整个计划没有任何意义。考虑到以上诸多情况，这些人感受到的背叛，他们在海滩上感受到的绝望——很久之后仍刻骨铭心——都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说古巴远征队感受到了背叛的切肤之痛，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肯尼迪感觉遭到了背叛，或者至少是被中情局误导了。中情局从未清楚地告诉他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夸大了古巴内部反对卡斯特罗的程度，也没有说明远征队撤到山区有多么困难。肯尼迪尤其责怪中情局。他已经表示，行动必须是秘密进行的，空袭的规模要尽量小，而且永远不会有美国军队现身。而中情局居然不放在心上。因此毫不奇怪，在此次溃败的几个月后，肯尼迪就解除了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以及负责该计划的中情局头目理查德·比塞尔的职务。

与此同时，中情局认为肯尼迪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计划不够尽心尽力。对他们来说，是肯尼迪在最后关头的背叛才致使时机到来之时行动未能成功。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在事后写道，许多行动都是以猪湾的形式开始的，但限制和问题往往“随着行动需求的明确而消失。[我们]觉得，当筹码已经下注，当现实情况中出现危机时，为了获得成功，任何行动都将获得授权，而不是放任事情失败”。当肯尼迪坚称美国军队不会直接参与时，中情局根本不以为意，令中情局吃惊的是，肯尼迪是认真的。

几乎是在行动失败的当下，中情局监察长就立即展开了调查。在7个月的时间里，他审查了数百份文件，访问了125名参与者。随后的报告和其他的后续报告指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一个比一个更糟糕的判断失误：改变登陆地点，入侵时机可能不成熟或者说太晚，以及当入侵人员抵达时，大部分为了渗透古巴而训练的古巴人从未被送回古巴。这个“错误”列表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情报保密系统被渗透成了筛子，行动还未发生，就已世人皆知；一个本应秘密进行的行动变成了中情局力不能及的名副其实的军事行动。中情局所谓古巴人会支持入侵的论断是错误的，在当时可获得的证据中没有任何依据。中情局管理者像对待“木偶”一样对待古巴的流亡政客，将远征队队员视作“尘埃”。然后，在最后一刻，总统缩减了空袭的飞机数量，但据报告来看，总统做决定的时候，既没有得到中情局的充足情报，也缺乏对成功的可能性的直率评估。最后，大多数评估报告都认为中情局该负主要责任。“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监察长的报告指出，“尽管中情局明知这一计划关系重大且有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中情局在组织、人员配备和监督方面都没有赋予这一计划应有的一流应对，”结果就是一系列“严重的操作错误和纰漏”以及“缺乏对发展中的危险的认识”。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话说，难道没有人能真正负责吗？1971年，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发明了一套理论来解释猪湾事件。他称之为“群体思维”，即一个房间里有太多的人，他们不愿意发表不同意见，不愿意提出有时很明显的问题，哪怕所有的事实都客观清楚地指向那个方向，他们也不愿意改变方向。他认为猪湾事件完美地概括了群体思维导致决策失灵的过程。

入侵随时可能发生

然而，即使政府和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所有的不足与错误，他们却忘了去考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流亡者的入侵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个问题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入侵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干预也不是在白板上就能展开的。

当两任总统和无数政府机构官员在华盛顿准备入侵的时候，古巴的时间并没有停滞不前。美国政府在1959年11月就已经秘密决定推行反卡斯特罗的计划，当时距古巴革命成功还不到一年；1960年3月，统筹协调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就开始了。

在此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在谴责美国的侵犯，并对入侵可能提出了警告，政府也一直在严阵以待。1959年底，卡斯特罗下令建立一支民兵队伍。这支队伍由接受兼职军事训练的男性和女性组成，以帮助保卫有可能遭到入侵的目标。

1960年初，随着美古关系的迅速恶化，菲德尔扩大了民兵的规模和作用。卡斯特罗确信存在美国入侵的可能性，而且怀疑入侵地点也许会在埃斯坎布雷山区附近，因为那里的反政府游击队很活跃，于是他下令在该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军民一体军事行动。

政府没收了从国外运来的武器，抓获了25名渗透到该地区的美国特工。在美国入侵前的几个月，该地区的古巴军队可能有6万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相比反政府游击队，中情局派遣到古巴的特工更有可能遇到古巴民兵。

古巴反政府武装冲上猪湾街头

在美国策划者的最初设想中，古巴远征队的登陆地点就位于最靠近这些山脉的海滩上。他们一开始选择这个地方，一来是这里的山地可以为远征队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庇护；二来是远征队可以与当地存在的游击队联合，然后进行指挥。时至今日，出于以上这些原因，一些人认为最初选择的登陆点要优于最终的方案。

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那里有重兵把守。可以肯定的是，选择在山区行动与选择在沼泽地行动会有不同的结果，不过考虑到山区大约有6万名古巴士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远征队可以在那里取得胜利。

在古巴远征队后来实际登陆的海滩上，古巴政府也有不少活动。虽然规模比不上埃斯坎布雷山区，但民兵很活跃，他们在海滩巡逻，保卫基础设施，至少有30名扫盲人员在那里教当地人读书认字。让我们回顾一下，要知道最早发现入侵者的两个人，一个是13岁的扫盲员，还有一个是民兵指挥官，之后民兵部队也迅速赶到。即使是一片相对荒凉的海滩，也并非一块可以任由侵略者随意谋划的白板。那里正在建设和已建设的一切——医院、道路、电话亭——都证明了这一点。

菲德尔曾在那里庆祝圣诞节，土地改革没收了大片土地并组建了木炭工人合作社。华盛顿无意间将2506旅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无垠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不曾留下什么痕迹，但在两年的革命中，这个地方的变化可能比之前整个世纪的变化还要大。纵览整个古巴西部，革命可能使得此地成了最不利于美国发起入侵的地方之一。

在远征队进攻的前夕，卡斯特罗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防范即将到来的入侵。他在沿海地区布置了哨兵和部队，命令他们挖掘战壕并加强巡逻。他还让空军将飞机转移到其他地点并隐藏起来，以便躲避美国侦察机的侦察。这一战术奏效了。4月15日上午6点前几分钟，伪装成古巴飞机的美国军机袭击了古巴的三个空军基地。这些袭击本应使古巴空军失去作战能力，限制它们打击2506旅的效果，但这次行动只摧毁了古巴空军22的战力。

空袭不仅表明入侵已然逼近，其中一次空袭投弹后更是炸死了7名古巴人，炸伤53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全国讲话，呼吁古巴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卫革命委员会逮捕了那些他们怀疑可能支持美国入侵的人。根据一项估计，仅在哈瓦那就有5万人被拘捕。因监狱不够，剧院和体育场被改造成临时的拘留中心。大多数拘留人员后来都被释放了，而那些支持入侵的地下反政府组织的成员则很快被逮捕、审判并处决。

4月16日，这一天，入侵随时可能发生，人们聚在一起为前一天在空袭中遇害的人举行葬礼。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天的讲话仍然是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讲话之一。他第一次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他继续说道，出于这一点，美国永远都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就在美国后院里搞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随后，4月17日的午夜时分，当新的一天来临时，入侵像他说的那样如期而至，而入侵者遭到了一场溃败。

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失败

对美国来说，同猪湾军事溃败所预示的政治失败相比，猪湾事件本身显得微不足道。古巴的新告示牌上写着，猪湾事件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失败”。这句标语暗示其他失败也会随之而来。

入侵的失败也严重削弱了古巴内部本就脆弱的反对派。美国的此次行动将不少反对派成员带离古巴，将他们训练成为游击队员和秘密行动的执行者，但一些人从未被送回古巴。

那些回来担任秘密特工的人被政府发现后，要么身陷缧绁，要么被处决。那些加入远征队的人在入侵行动中不是被杀就是被俘。美国的行动非但没有推翻卡斯特罗，反而帮助了菲德尔。甚至就连中情局也承认，入侵的失败大大增强了卡斯特罗的实力。

入侵行动发生十天后，中情局报告说，“卡斯特罗的地位比入侵行动前更稳固了”。入侵行动四个月后，大概是在1961年8月17日凌晨2点多，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一位外交官的生日聚会上，肯尼迪的顾问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与切·格瓦拉秘密会面。

切得意洋洋地说，古巴革命是不可逆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将担任共产党书记和国家元首。古巴人民全身心地支持政府，政府将继续扩大与东方集团的联系。切十分高兴地与美国官员分享了另一个信息，“他非常感谢我们的入侵，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这使他们巩固并转变了以下事实——从一个遭欺凌的小国变成了需要平等视之的国家”。古德温几乎无言以对，只好说:“欢迎你。”

庆祝猪湾战斗胜利的古巴革命军

卡斯特罗从猪湾胜利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美国政府不会坐视失败。第一次入侵失败了，但另一次入侵，一次规模更大、更有组织的入侵肯定还会来临。菲德尔猜测，肯尼迪的政治前途就取决于此。因此，在猪湾入侵之后，卡斯特罗与苏联走得更近了，他不仅公开宣布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还积极寻求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苏联人超出了古巴的预期，为18个月后一场重大的全球危机搭好了舞台。

《自由古巴：革命、救赎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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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艾达·费雷尔

译者 林剑锋

出版日期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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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是加勒比海上面积最大的岛屿，也是1492年哥伦布在首次美洲航行中最先踏足的土地之一。这里丰饶的水土，加之一船又一船非洲黑奴，使得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为欧洲带去源源不断的蔗糖、咖啡和烟草。然而财富的背后，是无数土著和黑奴所付出的汗水与鲜血。因此从一开始，追求自由和种族解放就成为了贯穿古巴历史的主线。

随着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西班牙殖民者黯然退场，但新生的古巴共和国（1902—1959年）迅速被美国所控制，成为后者对外扩张政策的战利品，不得不开始了新一轮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959年，卡斯特罗所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古巴人才终于建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独立国家。而美国，这个危险又强大的邻居，从未将目光从古巴身上移开。

事实上，这段长达五个世纪的古巴历史，既是古巴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也是奴隶制、糖产业园、殖民主义和民族革命相生相伴的历史，更是一段古巴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历史。通过近距离阅读古巴的发展历程，我们将见证她从被征服和奴役，逐步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辉煌历史。而古巴这面镜子，也映射出近一百多年来美国逐渐取得世界霸权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从未将视角局限于个别伟大人物。那些在奴隶小屋的微弱荧光下缝纫的人，那些在革命中拿起武器的人，那些没有在官方历史中留下姓名的人，才是古巴历史真正的主角。

[美]艾达·费雷尔

（Ada Ferrer）

艾达·费雷尔（Ada Ferrer）,纽约大学历史教授，自1995年起在该大学任教，主要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她是《起义的古巴：1868-1898年的种族、民族与革命》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获得了2000年伯克希尔图书奖；她还著有《自由之境：革命时代的古巴和海地》，该书获得了耶鲁大学吉尔德·莱尔曼中心颁发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书奖以及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多个奖项。她出生于古巴，在美国长大，自1990年以来一直定期前往古巴并进行研究。

林剑锋，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攻世界史，已出版译作《魔物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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