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裁到亲信、35岁门槛放宽后焦虑更甚、"假装上班"蔚然成风——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工作？

2026年3月，职场人的朋友圈流传着一组意味深长的对比图：一边是Meta宣布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计划，20%的员工（约1.58万人）将被"优化"；另一边是"假装上班公司"在北上广深悄然兴起，年轻人每天花30-50元租一个工位，只为在虚拟职场中体验"被管理"的感觉。

这不是荒诞剧的剧本，而是当下中国职场最真实的镜像。

当科大讯飞"裁员70%"的传闻在社交平台发酵，当35岁招聘门槛的政策放宽非但没有缓解焦虑反而让中年职场人更加惶恐，当"考公热"在2026年持续升温成为年轻人眼中的"诺亚方舟"——我们有必要追问：今天的职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裁员的底层逻辑：从"能力优先"到"成本优先"

先来看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

某大厂HR在经历两次裁员潮后透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裁员不是按能力来看的，而是按成本。年薪30万的老员工和年薪15万的新员工，如果能力差不多，先走的一定是老员工。"

这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一种行业共识。

2026年开年至今，全球科技行业已裁员超2.6万人。亚马逊三个月累计裁员近3万人，创下成立30多年来的最大规模裁员纪录；微软AI业务负责人公开预言，律师、会计师、项目经理、营销人员等白领岗位的"大多数任务"，将在未来12-18个月里被AI完全自动化取代。

但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象：裁员的同时，大厂们却在AI赛道疯狂扩招。

字节跳动计划2026年为算力基础设施投入约500亿元；腾讯重构AI研发团队，新设立AI Infra部、AI Data部；百度All in AI，自动驾驶和大模型岗位需求旺盛。

裁员与扩招并行的背后，是一套全新的雇佣逻辑正在形成。

传统的雇佣关系建立在"能力-回报"的等价交换之上：员工用技能和经验换取薪酬，企业用薪酬购买员工的劳动价值。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被"成本-效率"的算法所取代。

企业不再问"这个人能力强不强"，而是问"这个岗位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要么是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要么是AI和自动化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35岁员工成了"重灾区"。根据怡安翰威特的调查，2025届互联网大厂校招生的"白菜总包"已达35万+，SP offer突破50万，而同岗位35岁左右的"老员工"，薪资普遍在30万左右。

表面上，老员工更便宜。但企业的账不是这样算的：

年轻人：能加班、无家庭负担、学习意愿强、管理成本低、可塑性强。 35岁员工：薪资不低但增长预期高、家庭牵绊多、加班意愿低、管理成本高、思维相对固化。

当"性价比"成为用人决策的核心指标，35岁就成了一个危险的分水岭。

但这只是第一层。我们需要追问第二层：为什么企业会越来越倾向于"成本优先"而非"价值优先"？

答案藏在产业结构的深层变化中。

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经历了疯狂的增量扩张期。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更关注"把事情做大"，人力成本在庞大的市场增量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时候，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带来的价值远超其薪资成本，"挖人"是常态，"人才溢价"普遍存在。

但今天，增量变成了存量。

当市场增速放缓、资本退潮、盈利压力增大，企业不得不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率导向"。在这种背景下，人力成本从"投资项"变成了"成本项"，"降本增效"成为最高优先级。"降本"的最快路径，就是替换掉"贵"的人，换上"便宜"的人，或者用AI取代人。

再追问第三层：这种"成本优先"的雇佣伦理，会把职场带向何方？

答案令人不安：它正在系统性地瓦解传统的职业契约关系。

在"成本优先"的逻辑下，员工不再是企业的"人力资本"，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人力成本"。忠诚和经验不再有价值，反而成为"昂贵"的原罪。这种伦理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好好工作就能安稳度日"的社会契约。

当员工意识到"努力不一定安全"，当"被裁"成为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职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修罗场——每个人都在拼命证明自己"便宜且好用"，同时担心明天会不会有比自己更"便宜好用"的人出现。

二、35岁焦虑的悖论：门槛放宽了，为什么更慌了？

2025年以来，一个看似利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广泛关注：山东、新疆、贵州、四川等地陆续放宽了事业单位招聘的年龄限制，四川直接将本科学历放宽至38岁及以下，研究生放宽至43岁。

但吊诡的是，政策放宽后，35岁以上职场人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重了。

这是为什么？

先看一组数据。

全国总工会2022年的调查显示，35-39岁年龄组职工中，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这三个数字在所有年龄组中都是最高的。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80.1%的求职者认为年龄限制是找工作的最大障碍。

政策放宽覆盖的主要是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在中国总就业市场中的占比不到5%。真正的主战场——民营企业、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隐形的年龄门槛从未真正消失。

更重要的是，焦虑的本质发生了转移。

2022年，35岁职场人的焦虑是"能不能找到工作"。2025年，随着部分事业单位放宽年龄限制，一部分人获得了"进门"的机会。但新的焦虑随之而来："进门后，会不会被更便宜的年轻人替代？"

这是一种"虚假希望"制造的更大落差。

追问第二层：为什么35岁成了职场的"生死线"？

表面看是年龄歧视，实质是"性价比"的重新计算。

中国职场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35岁正是经验积累到可以独当一面、家庭责任最重、对收入预期最高的阶段； 另一方面，企业在存量竞争压力下，更倾向于雇佣"便宜好用"的年轻人，或者用AI替代中等技能岗位。

这个矛盾在"薪资倒挂"现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25届互联网校招生，JD基本年包40万+，字节后端开发26k x 15，腾讯15薪；而工作10年的35岁老员工，同岗位薪资约30万左右。

新人更贵，但企业愿意付这个溢价。为什么？

因为新人的"贵"是一次性的，而老员工的"贵"是持续性的。新人的高薪资买的是"潜力"和"可塑性"，老员工的薪资买的是"经验"——但在快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中，昨天的经验可能今天就过时了。

追问第三层：35岁焦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时代隐喻？

答案是：它暴露了"延迟退休"与"提前淘汰"之间的巨大断层。

一个荒谬的现实是：35岁，企业觉得你"太老了"；65岁，政府才允许你退休。

中间这30年怎么办？

如果35岁就成为"职场弃民"，但距离法定退休还有30年，这30年的生计如何维持？这不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风险。

35岁焦虑的本质，不是"年龄焦虑"，而是"结构性失业焦虑"。它折射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残酷现实：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正在瓦解，而新的替代方案尚未建立。

三、"假装上班"与"考公热"：话语权的悄然转移

2025年，一个新奇的商业现象在北上广深悄然兴起："假装上班公司"。

每天支付30-50元，你可以获得一个真实的办公场景——标准化的工位、高速Wi-Fi、茶水间闲聊的同事，甚至还能体验"职场cosplay"：拒绝"上司"布置的任务，对老板进行反向PUA，明目张胆地聊天、打游戏、浑水摸鱼。

与此同时，2026年的"考公热"持续升温。国考招录年龄放宽、各地省考增加招录名额，吸引了创纪录的报名人数。年轻人把考公视为"退路"、"避风港"、"诺亚方舟"。

这两个看似无关的现象，实际上指向同一个深层问题：职场话语权的转移。

先说"假装上班"。

为什么会有年轻人愿意花钱"租"一个上班的场景？

表面看是为了应对家人的期待——失业了但不想让家人担心，于是每天"假装上班"。但更深层的动机是：他们需要一个"在职场中"的身份认同。

当真实的职场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确定，"假装上班"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心理庇护所。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工作"的形式，而不必承担真实职场的风险和压力。它是对现实职场的一种"戏仿"，也是对新雇佣关系的一种无声反抗。

再说"考公热"。

考公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民营企业职场生态的"用脚投票"。

公务员考试的热潮，不是因为他们都热衷于公共服务，而是因为体制内提供了一个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承诺：确定性。

在民营企业，你可能会在35岁被裁、可能在40岁失业、可能在50岁找不到工作。但在体制内，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两个字的价值，在今天的职场环境下已经变得无可估量。

追问第二层：话语权是如何转移的？

在过去的增量时代，企业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是HR的口头禅，"996福报论"是老板的金科玉律。员工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游戏规则。

但在今天的存量时代，话语权正在发生微妙的转移。

一方面，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考公、躺平、辞职、创业，用各种方式逃离传统职场；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内卷"的吐槽、对"996"的批判、对"PUA"的抵制，形成了一种反制的舆论压力。

"摸鱼"、"躺平"、"佛系"，这些看似消极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它们不是对自我发展的彻底放弃，而是个体在付出与回报严重不对等时，通过减少无谓的劳动投入来表达对制度压力的无声反抗。

追问第三层：话语权的转移，会改变什么？

答案是：它可能倒逼一种新的雇佣伦理的形成。

当"强制下班"成为头部企业的新政策，当"反内卷"成为官方话语，当"35岁门槛"被政策明令放宽——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微妙转变。

年轻人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用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留住人才？如何在"降本增效"和"员工体验"之间找到平衡？

但这种转变是缓慢的、不确定的。在存量竞争的大背景下，"成本优先"的逻辑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话语权的转移，更像是一场"拉锯战"，而非"终局"。

四、内卷与躺平：一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战

"内卷"这个词已经从学术概念变成了全民热词。它描述的是一种资源有限条件下，群体内部的过度竞争状态——每个人都拼命投入更多，但总体收益却不增加，甚至减少。

今天的中国职场，正是这种"内卷"的典型场景。

根据DHR Global的调查，2026年83%的白领知识工作者感到至少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在英国，91%的成年人报告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高或极端水平的压力。在美国，72%的员工面临中度到非常高的工作压力。

但内卷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简单的"竞争激烈"，而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系统压力。

人类学家项飙对内卷的描述非常精准：它如同一场无休止的内部消耗战，在资源有限、上升通道受阻的系统内，人们被迫陷入"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

在这种无处可逃的围城中，"躺平"应运而生。

躺平不是懒惰，不是放弃，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退出——拒绝参与无意义的竞争，拒绝用健康和尊严换取微薄的回报，拒绝在被设计的游戏规则中继续消耗自己。

追问第二层：为什么躺平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因为传统的"努力-回报"逻辑正在失效。

过去，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今天，这个承诺已经破产。

房价高企、收入增长停滞、阶层固化加剧——当年轻人发现，即使拼命工作也难以在大城市立足，即使996也无法换来预期的晋升，"努力"的意义就开始崩塌。

在这种背景下，躺平是一种理性的计算：既然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不如减少投入，保存自己的身心健康，寻找其他的生活意义。

追问第三层：内卷与躺平的博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答案可能是：一种更加分裂的职场生态。

一方面，头部人才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AI时代，顶尖的技术人才、创意人才、管理人才的价值会被进一步放大； 另一方面，中等技能岗位会加速被AI替代，大量职场人被迫向低端服务业转移，或者陷入长期的不稳定就业。

在这种生态中，"内卷"和"躺平"会成为两极分化的两端：一部分人拼尽全力争夺稀缺的高端岗位，另一部分人则选择降低欲望、退出竞争。

中间地带的"普通打工人"，会越来越少。

结语：我们需要怎样的职场未来？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工作？

在传统社会，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也是身份认同的来源。一个人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地位、尊严和社会关系。

但在今天的职场环境下，这套逻辑正在瓦解。工作不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不再能提供长期的安全感，甚至可能损害身心健康。

当Meta裁员1.58万人、当科大讯飞"裁员70%"的传闻四起、当35岁成为职场"弃民"的门槛——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如何保住工作"，更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怎样的职场"。

雇佣关系的变迁、内卷躺平的话语、35岁焦虑、话语权的转移——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时代命题：当技术进步和资本逻辑不断重塑劳动力市场，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该如何安放？

政策可以放宽招聘年龄，企业可以推行强制下班，个人可以选择考公或躺平——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

真正的解决，需要重构用人价值观：从"便宜好用"到"经验赋能"，从"短期效率"到"长期价值"，从"成本优先"到"人本优先"。

这不仅关乎每一个打工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