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的40年金融人生

2026年3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一则讣告，宣告了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的逝世。

1959年出生的王兆星享寿67岁，他是继2024年首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2025年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之后又一位离世的前金融监管机构高层，同时也是第一位离世的前中国银监系统高层。

王兆星是2019年退休的，他从两年前开始便已被病痛缠身。科班出身的他拥有长达近30年的金融监管生涯，涉足银行、证券等多个金融领域，其中担任中国银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和主席助理长达14年，是中国银保监会组建后首位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王兆星完整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演进的点滴进程，他作风专业、行事低调、性格务实，业界口碑极好，是公认的学者型干部。

在王兆星去世后，有财经媒体评价他是“两袖清风，勤恳敬业”，“不苟言笑，为人处事不卑不亢”，“从不媚上欺下，不攀附权势，也不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称得上“一位银行监管专业主义的杰出领导者”。

【一】

王兆星是吉林榆树人。

榆树是一个由长春市代管的县级市，也是吉林省人口最多的县。在王兆星出生那会儿，榆树市的名字还一度叫做“公主岭专区”。

榆树走出过不少财经金融领域的名人。除了王兆星之外，1930年出生的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1956年出生的原中财办副主任、原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他们都是从吉林榆树走出来的。

王兆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生，他1978年秋入读了吉林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这个吉林财贸学院就是今天吉林财经大学的前身。

历史上的吉林财贸学院走出过不少金融领域的大咖，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德伦，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刘连舸，原广东省省长助理、原粤海集团董事长、原合生创展集团总裁武捷思，原中国光大集团总经理、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罗哲夫，他们都是来自吉林财贸学院的校友。

其中，马德伦、武捷思、罗哲夫都是跟王兆星同一时期在吉林财贸学院里读的书，刘连舸则是他们几人的师弟。

后来，武捷思和刘连舸都曾考入由刘鸿儒亲自创办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攻读硕士。而位于北京中关村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正是今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

至于马德伦，他在后来的2008年初和易纲一道，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晋升为了副行长。

在同一时期，隔壁的吉林大学也有两位年轻人正在攻读经济专业，他们一位是后来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另一位是后来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

在80年代，综合性大学尚未崭露头角，国内高校还是专业类院校的天下，这些专业类院校很多并不是隶属于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而是归口于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比如，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就在全国范围内直属了4所本科高校和7所专科高校。

尽管王兆星就读的吉林财贸学院曾在50年代短暂归属过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但到了80、90年代时则被划给了国家税务总局领导。因此在80年代的吉林省，仅有长春金融专科学校这一所归口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高校。

1982年从吉林财贸学院本科毕业后，王兆星立即赶赴陕西财经学院攻读研究生，而陕西财经学院正是彼时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4所本科高校之一。在后来的2000年高校合并浪潮中，陕西财经学院被并入了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了今天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前身。

从1982年到1990年，王兆星在陕西财经学院一连待了8年，先后读取了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期间还当了2年金融系教员。

王兆星读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正是曾任陕西财经学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银行信贷管理学科的奠基人”的著名经济金融学家江其务。在过去多年里，江其务教授培养出了许多位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名声显赫的人物：

除了王兆星之外，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原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庄心一，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王廷科，原中国再保险集团董事长、总裁刘京生，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原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他们都是出自江其务门下的高材生。

这其中，胡怀邦在陕西财经学院待的时间最久。胡怀邦是跟王兆星同一年从吉林来到陕西财经学院的，他后来也留校当了老师，一路做到了陕西财经学院副院长。直到后来的1996年，胡怀邦才离开陕西，调任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另一所本科高校——中国金融学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后来又升任院长。

在同一时期的陕西财经学院里，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江小涓，后来的中国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央金融办常务副主任王江，后来的海通证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中国民生投资公司董事长董文标，他们都曾在这里或读书学习、或担任助教。

【二】

1990年的一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来到陕西财经学院视察工作。几个月后，恰逢博士毕业的王兆星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工作。

在那会儿，刘鸿儒已经不再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而是专职以国家经济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操办起了资本市场的体制改革和证券监管的框架搭建。

当时，前面提到过的马蔚华正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是李贵鲜行长的左膀右臂。而刘连舸则即将离开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处级秘书的岗位，在那之前的几年中他直接服务的领导正是刘鸿儒副行长。

历史上，伴随着中国财经金融领导体制的变迁，中国人民银行也曾经历过好几个时期：

1978年之前，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是混为一体、合署办公的。1978年，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自建门户，打那之后才成为一个单独的部委机关。1983年之后，人民银行才被明确了身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属性，此前由人民银行承担的商业保险、商业银行属性陆续被剥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先后组建。

但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金融系统也尚真正未区分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的概念，更谈不上分业监管的思想。彼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全国金融市场的集中调控部门，又是所有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部门，既监管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也监管证券业、期货业、基金业。

掩盖在这种“大一统”式金融监管体系之下的，是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多头管理局面。就拿资本市场来说，当时全国的证券公司都是由人民银行主管，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分别是由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主管，沪深上市公司则是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主管，这种局面也正是刘鸿儒受命操刀资本市场改革的时代背景。

1991年，经济学家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人在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了应组建一个独立统一的机构来监管证券市场的提案。

根据刘鸿儒的安排，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司干部的黄运成设计了证券监管体制的最初框架：

新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这两个机构，证券委员会的性质是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对资本市场把脉定向和重大决策；中国证监会是副部级事业单位，负责执行证券委员会的决定、监督证券市场的日常运行。

黄运成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同时挂牌成立，刘鸿儒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但直到此时，对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责也依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这种监管格局要直到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与中国证监会合并、中国证监会升格为正部级建制后才被改变。

当时在人民银行内部具体负责监管证券公司的，是一个叫做“证券办公室”的机构。这个证券办公室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在那会儿，全国所有证券公司的成立与重大变动都需要经过这个证券处的审批。

此外，在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深圳市分行，也分别设有一个权力巨大的“证券管理处”，它们分别对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

1990年夏天，王兆星从陕西财经学院博士毕业后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金融监管生涯。而王兆星从事的第一份金融监管工作，便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担任了一名普通干部。

【三】

王兆星刚刚入职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时，时任金融管理司司长是金建栋。

金建栋曾于1988年参加了在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拥有划时代意义的“万寿宾馆会议”，他也是刘鸿儒在证券监管领域的得力干将之一。

除了王兆星之外，同一时期在金建栋领导下的金融管理司里还有两名年轻人，他们一位是毕业于五道口的朱从玖，另一位是当时已担任了处长的蔡鄂生。

后来，朱从玖接替刘连舸担任了刘鸿儒的秘书，最后做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部主任、浙江省副省长。蔡鄂生则在金建栋之后也当过金融管理司司长，最后做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上海分行行长、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巧合的是，在朱从玖之后担任刘鸿儒秘书的是张育军，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这连续3任刘鸿儒秘书都是1985年同级入读五道口的硕士。张育军也曾在金建栋手下担任过金融管理司的干部，但在1993年国务院证券委委员会成立后，张育军就被调到证券委当了一名处长。

多年以后，张育军先是成为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此后又两度接任朱从玖，先后担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金建栋人如其名（“为金融系统搭建栋梁”），在证监会成立之前，地方上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必须要先拿到由金建栋负责的央行金融管理司的批条。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市场上还流传着金建栋与深交所创始人禹国刚之间的一段对话——

禹国刚：“金司长，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么时候能开业？”

金建栋：“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给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福田有个菜市场，罗湖有个肉市场，我这边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啊？叫深圳证券市场，跟菜市场还是肉市场有什么区别？”

就这样，尽管深交所先于上交所开展了股票集中竞价交易，但却在成立时点上被率先挂牌开张的上交所给截了胡。

在金融管理司司长任内，金建栋还亲自审批了华夏证券、国泰证券和南方证券这三大证券公司的设立。华夏、国泰、南方这三家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分别由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牵头组建，注册地分别位于北京、上海、深圳，被时人视为中国证券行业的“中央军”。

没想到几年后，金建栋离开了人民银行，下海去往由他自己亲自审批成立的国泰证券担任了董事长。

1998年，与管金生、阚治东齐名的国内证券行业“三大教父”之一、君安证券创始人张国庆因筹划管理层持股计划而东窗事发，后以虚假注资、非法逃汇等罪名被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

在创办君安证券之前，张国庆的职务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券管理处处长。张国庆入狱后，受命接替张国庆担任君安证券董事长的人，就是从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主任岗位上紧急调来救火的姚刚。

后来，君安证券在证监会的协调下与国泰证券进行了联姻，这也就成了后来国泰君安证券的前身。由此金建栋与姚刚便成为了一个班子里的同事，金建栋担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董事长，姚刚担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经理。

多年以后，姚刚成为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其实，在当时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管理层中，还有一位高管是时任公司党委书记的马金声，他与金建栋、姚刚一道共同组成了领导国泰君安的“三驾马车”。在80到90年代，马金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是马蔚华在央行办公厅的前辈。

另外在多年以后的2010年，国泰君安证券还将迎来一位董事长叫万建华。历史上，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管理司副处长的万建华是第一个向招商局集团老董事长袁庚提议创办招商银行的人。

后来，万建华先于马蔚华一步加盟招商银行，担任了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在1999年马蔚华受邀担任招商银行行长后，两人成为了一个班子里的同事。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年代的风云人物，万建华一手创办的金融机构还有国通证券（今招商证券）、长城证券、中国银联、银联商务、银联数据、证通股份等等。

【四】

王兆星在金融管理司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91年起，他就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先后担任了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

这期间，王兆星的上司、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就是后来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肖钢。80年代初期，肖钢曾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当过秘书。

离开政策研究室后，王兆星又被调往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历任银行司银行管理处副处级调研员、业务综合处处长、银行机构管理处处长。这个银行司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管国内的商业银行，它也是后来中国银监会的最初雏形。

这期间，前面提到的蔡鄂生刚好从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调任银行司司长，是王兆星的顶头上司。当时蔡鄂生手下还有一位副司长，他就是先前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的蒋超良。

在1995年，曾长期于农业银行工作的戴相龙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年后的1996年，蒋超良也从农行被调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担任银行司副司长。

后来，蒋超良被调往深圳，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前面提到的君安证券张国庆，就是在蒋超良在深圳任职时期案发的。多年以后，蒋超良历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

1998年，央行内部进行了一轮机构改革，原先的银行司、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稽核监督局等部门不再保留，新成立了银行监管一司、银行监管二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等部门。

而这几个新成立的司局部门，都是按照规模与性质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条线式分类监管。比如，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是归银行监管一司监管，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是归银行监管二司监管。

央行这种对国内商业银行条线式分类监管的做法，一直沿袭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比如，目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面设有大型银行监管司、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司、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等若干司局，渊源就在于此。

在这轮机构改革中，王兆星调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机构管理处处长，后来又陆续升任银行监管一司副司长、中国银行监管组组长，并被明确为正局级。

至于王兆星所在的这个中国银行监管组，它是银行监管一司下面对口负责监管中国银行的工作专班。在王兆星兼任中国银行监管组组长期间，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的正是后来的首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在同一时期，王兆星的上级、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是唐双宁，后来他担任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同在银行监管一司、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监管组副组长的是楼文龙，后来他担任了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而在隔壁的银行监管二司，担任司长的是刘士余，后来他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再之后又接替肖钢成为了中国证监会主席。

刘士余手下有一名副司长叫赖小民，后来他担任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董事长。

在担任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副司长期间，王兆星做过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件功劳，就是代表国内银行业参加了加入WTO的“入世”谈判。在长达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历程中，光是银行业谈判就用去了3年。

当时，关于银行业“入世”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外资银行设立和人民币业务准入条件等方面。外方要求中方取消外资商业银行的准入限制，尽快对外资银行实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中方却担心实力孱弱的中资银行无力抗衡那些管理先进的外资银行，从而导致金融行业市场份额被外资银行侵蚀殆尽。

在经过一番漫长拉锯之后，王兆星最终还是维持住了对外资银行设立和人民币业务准入门槛等条件暂时不变，并承诺将在“入世”5年后逐步取消或放宽这些限制。

于是，在那之后的5年过渡期里，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纷纷迎来了一轮集中改制上市的浪潮；同时伴随着“入世”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银行业也迎来了一轮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春天，规模和效益都节节攀升。所以即便是监管后来逐步放开了对外资银行的限制、给予了他们国民待遇，但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也无法再同中资银行相抗衡。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兆星展示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他一天海外留学经历都不曾有过。

另外，在随王兆星一同参加银行业“入世”谈判的年轻干部中，有一位是曾在银行监管一司担任处长的肖远企。后来，积攒了丰富涉外经验的肖远企还曾担任过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世界贸易组织处处长。

【五】

从1997年起，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安排。

在1997年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出于防止经济过热、化解金融风险、避免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违法违规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类情形再度上演的考虑，国家首次提出了要“坚决改变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严格执行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原则”的思路。

在第二年的“两会”上，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合二为一、升格为正部级。

在2002年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中国人民银行从此只负责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领域的宏观调控职能，不再继续承担对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责任。

在第二年的“两会”上，中国银监会正式成立，原先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微观监管职责的银行监管一司、银行监管二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银行管理司等等都被整体划转进了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自此，“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正式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国金融领域如火如荼推进分业监管模式的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了长达66年之久的严格分业监管历史，曾长期被视为美国金融业“根本大法”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自此寿正终寝。

于是当时便有人说：“我看用不了多少年，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一语成谶，在15之年后的2018年，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机构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金融分业监管的改革浪潮中，王兆星被调入了新组建的中国银监会，担任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根据分工，王兆星领导的银行监管三部负责对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监管。

若干年后，银行监管三部被拆分为了监管三部、监管四部两个部门，分别负责监管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再后来的2015年，银监会下设的各条线机构监管部统一按职责内容做了重新命名：银行监管一部改称大型商业银行监管部，银行监管二部改称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部，银行监管三部改称外资银行监管部，银行监管四部改称政策性银行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改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这种做法同今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设机构的建制已颇有相似之处。

2005年，已在金融监管领域耕耘了15年的王兆星升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晋升银监会领导层。

两年后的2007年，王兆星又升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分管审慎规制局、政策研究局、大型银行部、外资银行部，成为了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副手。

在这一时期，前面提到过的唐双宁、胡怀邦、蔡鄂生都先后进入了银监会领导层。

这期间，王兆星还曾短暂兼任北京银监局局长。而在王兆星之前与之后，赖小民和楼文龙也曾担任过北京银监局局长的职务。

在那个年代，若要成为“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一把手，拥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的履历往往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比如：

戴相龙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之前当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行长），周小川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人民银行行长之前当过建设银行行长，刘明康在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尚福林在担任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农业银行行长，郭树清在担任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银保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建设银行董事长，周道炯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建设银行行长，肖钢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当过中国银行董事长，刘士余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农业银行董事长，马永伟在担任保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农业银行行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项俊波在担任保监会主席之前当过农业银行董事长，等等。

在彼时的金融监管系统中，王兆星是少有的一位不曾有过商业性金融机构任职履历的领导，这也是他始终留给外界一种稳重朴实、审慎克己、专业主义、清正廉洁印象的重要因素。

在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保监会后，59岁的王兆星继续出任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他在首批几位银保监会副主席中名列第一，是时任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主要副手。

而在2018年那轮机构调整中，郭树清也创造了一个历史，他一人身兼两个部委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既是中国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又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在担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和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的十几年间，王兆星曾主导或推动出台了多项对金融领域影响至深至远的监管政策。

反对金融体系搞自我创新、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认为银行必须回归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业，支持遏制银行业脱实向虚的势头，主张多措并举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关注科技金融与普惠金融，强调行为监管与穿透式监管，推动中国银行业积极融入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确立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商业银行监管四梁八柱——这些都是王兆星在任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呼吁，也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实践。

尤其是金融系统进到以“强监管、去杠杆、防风险”为主题的时代后，王兆星作为核心决策者全程推动了《资管新规》——这一对彼时国内金融行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的重大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王兆星致力于拆解影子银行，整治金融乱象，从源头上规范资金供给，遏制银行资金自我空转和违规入市，被视为是塑造了2016-2019年金融严监管时代生态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媒体还因此将王兆星评选为了过去近50年里“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100位重要人物”之一，将他的名字与刘鸿儒、周小川、厉以宁、禹国刚、尉文渊、周正庆、周道炯、尚福林、郭树清、史美伦、金建栋、吴敬琏、易纲、张五常等人并列在了一起。

【尾声】

2019年，年届60岁的王兆星离开了一线领导岗位，同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直到前几日去世之前，王兆星都一直保留着这个参事身份，他也是彼时唯一一位来自于金融系统的参事。

历史上，从金融领域走出的国务院参事并不多。除了王兆星之外，也就只有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原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庆云、原国家开发银行信息总监胡本钢、原中信银行副行长徐沭裕获得过这一身份。

这几人中，夏斌曾在90年代担任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他还是世纪之初与王兆星同在央行总行机关里的同事。

当时，王兆星是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副司长，而夏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不过，在银监会成立之前的2002年，夏斌就离开了监管岗位，全身心投身到了经济金融学术研究领域。

王兆星在金融监管系统耕耘了近30年之久，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金融监管事业，他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深刻改写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与走向。

在暗流涌动、风波不断的金融领域，王兆星是一位不迷醉短期狂欢、只笃信长期主义的监管者，他始终以一位清醒“守夜人”的角色自居，用克制与坚守默默夯实着中国金融市场这艘巨轮的底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