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督导变 “教学警察”？北大毕业老教授当堂叫停授课，年轻教师忍无可忍

一位自称北大毕业的退休返聘督导，在年轻教师的课堂上直接叫停教学，当众指出“没讲到或没讲对”的地方，让整个教室陷入尴尬。 当这位老师第二次试图打断时，被听课的教师一句“课后单独交流”挡了回去。 督导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径直找院长和教务处“告状”。

这并非孤例。在许多高校，教学督导，尤其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师担任的督导，与一线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之间的矛盾，正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位北大毕业的督导，据当事人描述，是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回来负责听课评课的。 第一次来听课时，课程还没结束，他就直接打断了教学进程，说要问学生几个问题，并当场指出授课教师的不足之处。课堂气氛瞬间跌至冰点。

到了下一个学期，这位督导又来了。 课程临近尾声时，他再次开口说“等一下”。 这一次，授课的年轻老师没再给他当众发言的机会，直接表示：“您有什么，我们课后再单独交流吧。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督导。 课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直接去找了学院院长和学校教务处。

事后，这位年轻教师才从同事那里得知，很多老师都对这位督导的工作方式非常反感，特别是几位年轻教师，曾被他弄得在课堂上直接下不了台。 然而，教务处并没有因为督导的投诉而找这位年轻教师的麻烦。 更具戏剧性的是，在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学校的教学督导换人了。

这种当堂打断、公开质疑的督导方式，在高校圈内并非罕见。在社交媒体和教师论坛上，类似的吐槽屡见不鲜。 有年轻博士因文科督导听不懂自己的工科专业课却要“评头论足”而当场发飙；也有老师因为督导不打招呼直接“推门听课”而感到不被尊重。 更普遍的情况是，督导听完课后给出的评价，直接与教师的年度考核、职称晋升甚至岗位去留挂钩，这让许多教师感到巨大的压力，也使得督导手中的“评课权”变得异常敏感。

一些督导，尤其是部分退休返聘的督导，习惯于以“检查者”和“权威”自居。 他们可能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也容易固守自己年代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当他们以“找问题”、“挑毛病”的心态进入课堂，并采用当众指正的方式时，很容易伤害到年轻教师的职业尊严和教学自信。广州大学曹广福教授曾指出，督导与教师的矛盾常与双方个性有关，有些督导比较较真，会当堂点评；而一些教师个性也强，对意见并不服气。

高校设立教学督导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旨在监督教学质量、帮助教师成长。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制度常常变形走样。一方面，督导队伍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不是所有退休返聘的教师都适合做督导，这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良好的沟通技巧和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 另一方面，督导工作容易陷入“重督轻导”甚至“只督不导”的困境。督导变成了简单的“教学警察”，只负责发现和记录问题，却缺乏建设性的、以帮助教师发展为目标的指导。

更关键的是，督导的评价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在一些学校，督导的听课评分对教师有“一票否决”的影响力。 曹广福教授曾举例，有青年教师因与督导观点不合，差点因此无法登台授课。这种将教学评价过度系于个别人主观判断的做法，让教师们对督导听课充满戒备甚至恐惧，也催生了“表演型课堂”教师只为应付检查而教学。

面对这些矛盾，一些高校和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并探索更合理的督导模式。核心思路是从“以督为主”转向“以导为主”，从“居高临下的检查”转向“平等互助的交流”。南昌航空大学在其督导改革中明确提出，督导者与任课教师处于平等地位，督导工作要尊重和保护教师的人格与尊严，以鼓励为主，注重启发引导。

具体的改进方法包括改变反馈方式。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督导工作细则要求，课后交流应根据教师的不同性格采取不同方法，对性格固执的教师要“循循善诱、以虚心的态度、商量的口气与其沟通”。辽宁大学的做法是对不同教师采取“背对背”和“面对面”不同的指导方式，以照顾教师的心理感受。

技术手段也被引入以提升督导的客观性和反馈效率。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利用教学评价信息化平台实现分类评价，并优先督导听课次数少的教师，以提高覆盖率和针对性。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则要求督导听课当天在线提交评价，教师能实时查看并回复，实现了即评即改的双向沟通。

这些尝试旨在将教学督导从一种令人生畏的“考核”，转变为真正促进教学相长的“服务”。然而，理念的转变和制度的落地，在庞大的高校体系内并非易事。 那位因当堂打断教学而引发争议，最终被更换的北大毕业督导，他的故事只是高校教学管理复杂生态中的一个切片。它折射出的，是教育评价体系中权威与尊严、监督与成长、传统与创新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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