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北京，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评定。案头的名单一摞摞堆着，罗荣桓面对的并不只是姓名和职务，还有每名干部走过的道路、承担过的责任，以及不同部队对他们的评价。
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许多将领长期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和野战部队，彼此经历并不完全清楚。有的人在红军时期表现突出，后来又辗转抗日根据地；有的人战功不在前线，却在政治工作和部队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对军队干部情况十分重视。总政治部组织部门有一个重要职务需要人选，他反复考虑，最后把目光放在朱明身上。这个决定，和朱明特殊而广泛的军旅经历有直接关系。
朱明1903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鼎龙乡夏坑村。家境贫寒，他很早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做挑夫、干苦力。那时的朱明没有显赫出身，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谋生几乎耗尽了全部力气。
变化发生在1928年。兴国人侯海帆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朱明多次去听宣讲。对一个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人来说，那些关于翻身和改变命运的话，并非空泛口号，而是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普通人也可以参与改变乡村秩序。
他很快加入农民协会，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后来担任农协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朱明参加革命时已经25岁，在当时的红军干部中算不上早，但他吃过苦，了解底层百姓的处境，这种经历后来成为他做群众工作的基础。
1930年冬，朱明任赣南第二路总指挥部政委兼路委书记。此时赣南党内和红军内部受到“富田事变”影响，局势相当紧张。有人试图把矛盾扩大，甚至准备召开所谓“反毛大会”。
朱明没有随波而动。他认为外有强敌，内部更不能分裂，于是多次劝说郭承禄、萧国璋等人停止行动。劝阻无效后，他前往寻找陈毅和罗贵波，商量应对办法。陈毅给出的意见很明确：回去坚决抵制，等待总前委处理。
朱明返回信丰后，继续向干部和战士摆事实、讲道理。这样的坚持让他遭到威胁，甚至一度面临被枪决的危险。罗贵波支持他抵制错误行动，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朱明在关键时刻没有倒向错误一边，也由此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立场。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后来所看重的，正是这种经历带来的判断力。朱明不仅熟悉红一方面军的情况，还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工作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接触晋绥、西北等部队，对不同系统的干部特点都有了解。
军衔评定中，遇到某些将领经历复杂、材料不够完整时，罗荣桓常常找朱明核实。朱明并不是简单报出职务和战功，而是会结合部队环境、具体任务和个人表现进行分析。罗荣桓有时笑着说：“有请朱副部长。”这句玩笑背后，是对朱明熟悉军情和处事公道的认可。
朱明的群众工作能力，在长征途中也有体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长罗炳辉称他是“能人”。部队经过陌生地区时，朱明重视宣传和联络，派人向百姓说明红军纪律，争取向导和物资支持。
部队进入川滇地区后，红九军团曾攻占东川县城。朱明注意到当地百姓对地方统治者积怨很深，便组织调查并处理相关问题，同时把缴获的粮食、布匹按照规定分配给群众。红军能否站稳脚跟，往往不只靠枪，更取决于百姓是否愿意提供帮助。
当地群众看到红军缺少草鞋，便主动编草鞋、筹粮食。有人送来自己的储粮，也有人把孩子送到部队参加革命。罗炳辉那句“只要招招手，壮丁就跟着走”，说的不是个人号召力，而是朱明长期做群众工作后形成的信任。
1955年，朱明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解放军通信兵政委等职。这个军衔，既包含他在战争年代的实际贡献，也包含他在政治工作、部队组织和干部识别方面的长期积累。
1964年1月1日，朱明因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与许多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的将领相比，他的起步并不算早，却在一次次关键选择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也成为罗荣桓评定军队干部时反复征询意见的那位“朱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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