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雪峰的意外去世把死亡强行拽入公众视野，似乎大家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不要过度奋斗、过度运动，要更好约束身体，要更健康地生活，要及时行乐，生命的脆弱，珍惜当下、见好就收。现代世界的规训体系不知疲倦地给你制造各种焦虑，重新塞回来的结论就是赚够备够才能退下来，最后还是在说身体是你的本钱，既然是本钱，那就还是要用各种方式用出去。
我们还看到了常人的平均化能力，能把一切异质性、断裂性的事件，迅速纳入熟悉的解释框架，重新回到一个安全有序的生命管理话语，在这种时间结构中，死亡被放在线性的很远的将来。
辛苦赚钱正是在对抗死亡的焦虑，把对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对具体匮乏的焦虑，后者有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逃避了死亡。
网友们感叹张雪峰长期透支身体。为什么对于超高收入群体来说很难见好就收？似乎是因为这个钱是便宜的钱，为什么不去赚，赚便宜的、高性价比的钱，不仅是赚，还是加倍的赚，这样的赚也就约等于加倍的活。从成本角度，从令创业者着迷的加速度的角度，为了让未来的钱更好赚，对于工作投入就相当于试图摊薄平均的时间成本。
所以处于这种结构下的张雪峰们并不是没有“活在当下”，反而是太活在当下，过去和未来都被压缩到今天、到当下，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在今天操作和兑现。
过去与未来都不再作为丰富的有厚度的维度存在，时间被一种过度膨胀的现在吞没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必定试图反抗这种恐怖的结构，而这种反抗往往要比原来这种结构更加暴力才得以可能，也就是需要完全拒绝原来那种将生命计量化的逻辑的维度。
现代世界的暴力往往以理性的形式存在。我们感到完全被这个世界所吸纳进去，被搅碎，无法撤离。我们好像拥有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不再对世界开放，身体不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节律，不再可能游移、偏离，而被动地组织化、绩效化、操作化了。
很多人反感张雪峰，讨厌他代表的绩效化、功利性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也有很多人为张雪峰辩护，会说他为贫困家庭抹平信息差，让竞争机会更平等。
双方其实都有些道理。志愿填报咨询确实是某种信息平权，在缺乏一个公共的信息服务的情况下，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来说，就应该有功利的权利，有在现有的结构之下改变不利处境的权利。
批评者说的也没错，张雪峰试图告诉学生、家长如何用分数兑换一个更确定的预期的，但他教育观是单一向度的，忽略了个人的偏好和潜能。他的工作就是向家长传递社会的焦虑，将家长的焦虑社会化。
他们可能会认为张雪峰代表的大学体系工业化、市场化趋势会压缩人文教育的空间，而现有的人文教育也是在现代学术的功能分工之中承担一个既定而有限的角色，这种反对也没有超过既定流程。
另一方面，很多人恰恰觉得问题出在大学现在还不够工业化、市场化，出于非市场的目的而存在的学校、专业设置和信息差最后还是要培育适应市场的人才，服务于市场。既然如此，诚实的人文专业也要把自己定位为懂人文的具体岗位，而且市场容量是有限的。
尽管具体的大学都面临着相对市场化的绩效评估，它也确实不需要那么功能化、市场化，因为它需要抽象地合法化象征秩序的统治，社会对它的超越性的象征权威的整体认可，而非具体产出才是其魅力的关键来源。
大学维持其存在的重点恰恰在于其非功利性，资本主义需要这样的代表客观中立标准的建制，从而让人相信成功源于努力，相信合理、不合理的一切等级制都是公正的，掩盖阶级再生产和权力继承的真相，并继续抱有等级提升的希望。大学系统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分层合法化的工具，是精英群体进行文化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地方。
家长们能感受到阶级结构和分数之间的联系并感到焦虑，但拷问大学是得不出答案的，于是有了张雪峰们。
这里应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层面，底层劳动者面对生存压力，必然产生危机意识、焦虑，必然迫他们抱着更大的希望，为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形成不断向上爬的意识。
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是被劳动的痛苦所驱动，他们自己也没有思考过，面对过自己的焦虑，只是把邻人的生活当成自己的标准，出于盲目的攀比、贪婪而想要活得更省心和出众。
张雪峰们作为一个显眼的环节承载了学生、家长们的焦虑，让问题变得更透明从而似乎更可管理，但最后在结果上会地让这种理性化结构越来越锁死，回到一种所有人都被裹挟、处境不利者依然痛苦的病理化的状态中。对张雪峰们的真正的纪念，应该是挽救这个可能让更多人痛苦甚至致命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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