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康岚】Z世代的“横空出世”对当代青年研究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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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康岚，2026，《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下）》，《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

本文导读

▪家庭被祛魅不意味着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着家庭不再是人生意义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个强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个体可以选择。但是，Z世代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是达到个人幸福目标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 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己的青春内涵的青年，而且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构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为成年人所认可和理解，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在突破传统束缚、重构社会意识层面，Z世代称得上是“横空出世”的一代。

▪ Z世代的顿悟并非孤立现象，之前的世代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先行探索了类似的认知。但只有Z世代将零散的个人经验放大为世代共识、并上升为道德立场，真正形成了代际顿悟的历史性意义。

▪以前所有观察与解释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因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青年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阶段，他们或迟或早会跟前几代人一样。但是，今天的Z世代跟前几代人的人生脚本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 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获取的经验资料与现实之间有何距离？如何评估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文本作为Z世代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的主要是城市中产青年，他们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吗？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比如网络上的情绪抱团以及大数据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是否会导致基于网络文本的研究视角的偏颇和狭窄？

▪ 谁能够代表社会趋势，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更触及社会自我想象的核心。虽然城市中产青年在数量上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但在一个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趋同的社会中，他们正处于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关键位置。研究他们意味着，不仅要理解他们自身的轨迹，更能洞察中国社会整体前行的方向。

摘 要

文章在“家庭祛魅”的分析框架下进一步强调，祛魅并不意味着家庭不再重要，反而促使其功能与意义重构，成为实现个人幸福的关键资源。文章认为，Z世代是第一代凭借数字技术赋权真正主动建构自己的青春、拒绝传统人生轨迹的青年，他们以其独特的道德立场与行为实践，推动了中国家庭文化的世代演进，展现出不同于前几代人的反思能力与自主意识。Z世代的“横空出世”及其世代特质，对传统青年研究范式构成挑战。文章在方法论层面主张，在中国社会“生活理想扁平化”与加速变迁的背景下，聚焦以城市中产青年为代表的前沿群体具有“一叶知秋”的指示意义。研究者亟须放下旧有知识框架，从变迁与青年主体性的视角重新理解青年，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当代青年研究。

关键词

家庭祛魅；世代演进；变迁与延续；青年研究范式

目录

一、家庭被祛魅但依然重要

二、世代演进与Z世代的“横空出世”

三、方法论的反思与考量：对未来趋向的研究

一、家庭被祛魅但依然重要

康岚： 家庭祛魅的终点并非家庭的消亡，而是以全职儿女现象为标志，形成了一种新型家庭关系（类似契约式关系）的闭环。您的这个洞察和辩证分析真是出其不意！所以，您讲的“祛魅”不是否定家庭，而是重构家庭的功能？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起我们讨论断亲现象的文章中（阎云翔、康岚，2025），讲到家庭的原子化对社会结构或个体生活的影响时，您说，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承担那么多的社会功能（您特别强调，这个“如果”很重要），而是仅仅作为私人生活避风港和情感纽带的平台而存在的话，可能就可以少一些对原子化的担忧。这里我要追问一下，家庭祛魅的“魅”到底指什么？它跟家庭的功能、跟家庭之于我们每个个体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您能否再细说一下？

阎云翔： 家庭祛魅的意思就是韦伯社会学理论原来的意思：某些东西在传统中被魔法化，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它们是不可置疑的。每一代人在这样的制度下按这样的观念生活，不会有任何一刹那去想：我应不应该这样？我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它是被自然化的，天生就是这样，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而且只能这样！落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人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在家庭祛魅之前，这都不是问题。当然要结婚，我们叫普婚；当然要生孩子，我们叫普育。虽然会有个别人不婚不育，但那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做不到。更重要的是，他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收获的只有嘲笑和怜悯。原来的家庭是神圣的，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和近似于宗教意义的神圣性，是不能够按照世俗标准来衡量、来反思的。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讲家庭时，注重的是它的功能，它有什么用。我们对于家庭的想象从来都是跟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过日子的想象，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诸如此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家庭，谈何神圣，遑论神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家庭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不在于它跟日常生活中的连带和相互纠缠涉入的程度多还是少，而在于它作为一种制度，容不容得另类的想象或者质疑。现在，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家之重要性和意义，其最终着眼点仍然在家庭的神圣性上。

在中国文化中，家的神圣性具体有两个层面：第一，家是人生意义的归宿，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第二，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你必须执行；如果不执行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这两个层面，中国的家庭是被供在一个神坛上面，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但是Z世代通过六个途径，到2023年左右，成功地把家庭请下了神坛。家庭变成了非常世俗意义上的实现个体人生目标的一种方式、途径和手段，而在这之前，家庭就是所有个体人生意义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本身。深刻的转变在这里：家庭从目的变成了手段。这就是我所说的家庭的祛魅。这个祛魅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途径实现的。具体而言，就是恋爱、婚姻、生育这些人生历程中的标志性的指标、阶段、角色，所有这些都在祛魅。因此，它不是一个空的结构突然就祛魅了，而是支撑它的那些柱子都被祛魅了，所以家庭自然也被祛魅了。

但是，家庭变成手段之后，不见得不重要，有可能更重要。如果它是实现我们人生意义和目的最重要的手段，那它同样重要。换言之，家庭祛魅不意味着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着家庭不再是人生意义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个强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个体可以选择。但是，Z世代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是达到自己个人幸福目标的非常重要的途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家庭祛魅到最后，形成了一个以全职儿女现象为终点的闭环。仔细看全职儿女的个案，多数全职儿女不是混不下去了，他们比很多无法做全职儿女的个体 的处境好多了。 他们只是觉得在那个地方当“牛马”不值得，所以不干了，因为他们有条件说“不”。所以我关注的不是就业与否，而是全职儿女现象如何实现了我所说的家庭祛魅的终点依然是家庭。也就是说，虽然家庭被祛魅了，但亲子关系、亲子一体的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代际相互依附关系没有被取代，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康岚： 讨论到这里，我觉得值得重申或者厘清一下您的这个辩证观点：家庭虽然被祛魅了，但家庭依然重要！但是，此“重要”已经不是彼“重要”。家庭祛魅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家庭了。

二、世代演进与Z世代的“横空出世”

阎云翔：是的，家庭依然重要，但这丝毫不影响由Z世代的选择所引发的这场家庭变革的深刻意义。在我看来，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质疑家庭之存在意义、将家庭拉下神坛的青年；是第一代能够审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并尝试驾驭这种复杂性的青年，在保持情感联结的同时，能摒弃非黑即白的评判，容纳代际观念的差异；是第一代真正受到理念与理想的驱动，朝着新方向迈出探索步伐，而非不假思索地沿着由社会结构规定的既定人生轨道前行的青年。我认为，在突破传统束缚、重构社会意识层面，Z世代称得上是“横空出世”的一代。

康岚：但我觉得，Z世代之前的“70后”“80后”中已有不少人展现出类似的意识与努力，有些人尤其在步入婚育阶段后，开始反思代际关系与传统角色。而Z世代所展现的“预防性反思”——对婚育的审慎态度、对既定人生剧本的拒绝与重构——也并非凭空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前两代人自身所承载的“混合性”（传统规范与个体意识在他们身上的内在张力），以及他们通过自我叙述与坦诚反思所传递的情感经验。在过去，这样的个体经验不仅鲜少被表达，也缺乏传播媒介；而如今，自媒体的兴起使私人叙事得以汇聚成公共反思资源，构成Z世代顿悟的重要源泉。所以我觉得，Z世代的顿悟也并非石破天惊，而更像是一种代际传递中的突破，其根基还是深植于前代人的叙述、反思与情感经验。变迁在代际间悄然沉淀，直到Z世代登上历史舞台，终于凝聚为一种爆发式的转变。

阎云翔：当然，Z世代的顿悟并非孤立现象，不同年龄群体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分享甚至先行探索了类似的认知。以“80后”为例，他们是最早在公共空间中提出原生家庭话语的一代人，之后也加入了对恐婚恐育的讨论。而“70后”在与他们的Z世代子女互动中也受到后者话语和行动的显著影响，并在实际生活选择中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逐渐认可不婚不育的生活路径，这在传统家庭观念中无疑是一种突破。这种跨代互动体现出世代演进的逻辑。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代际间的共鸣更多体现为个体或局部层面的突破，并非凝聚为整个世代普遍共享的伦理觉醒。换言之，只有当Z世代将这些零散的经验放大为世代共识、并上升为道德立场时，才真正形成了代际顿悟的历史性意义。

我称他们为“第一代”，可能为了突出观点有点夸大其词，但也是有依据的。我认为，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己的青春内涵的青年，而且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构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为成年人所认可和理解。这是最根本的一点。每一代年轻人中，都有个体拥有强烈的个人主张和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但这少数人未能在社会层面留下印记，因为前几代青年无法将个人反思与选择提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高度。比如“80后”在婚育问题上应是独立个体占比最高的一代，然而不仅社会用“剩女”标签污名化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这些女性自身也绝不视此为荣耀。但到Z世代时，社会已彻底摒弃了“剩女”标签。因为Z世代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婚姻与生育属于个人选择，他们的努力也推动了年长者群体逐步接纳这一理念。而在过去，每一代青年都以得到成年人的认可为最终标准。如果得不到，会有代际冲突和你来我往的较量，最终结果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一代变成中年人，接受了主流世界的标准人生脚本。同时由于世代演进的影响，原来的标准人生脚本得到了微小的改变，往前推了一小步。相比之下，Z世代主动放弃得到主流世界认可的希望，只在同龄人、同道人的线上共同体中抱团取暖，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

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第一，这说明为什么家庭祛魅与否那么重要。Z世代之前的每一代青年，从来没有对家庭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的各种人生角色产生过任何怀疑，更遑论选择了。一旦你按照所有这些人生角色一路走下去，你一定会回到上一代规定的轨道上。“80后”是最鲜明的例子，“70后”也一样。“70后”曾经发明了火星文来拒绝成年人的干预，但是很快“缴械投降”，因为他们都进入了标准人生轨迹。所以，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突破传统束缚的群体。第二，以前的每一代青年，从来没有把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谐，或者说自己感觉很自在自洽，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没有把个人的幸福作为最终目标。但这是Z世代的特点之一，因为他们拒绝委屈自己。

康岚：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话语资源和数字技术的叠加效应。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生代，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使他们在代际序列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自主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可以说，新技术环境对其世代特质的形塑作用是根本性的。

阎云翔：同意。今年（注：2025年）夏天与Z世代的交流，让我对此深有体会。Z世代和前面所有世代太不一样了，如果按以前的状态会产生代沟，但现在的Z世代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就是数字平台。他们的父辈有多少人、多大程度了解（他们的线上世界），本身是个问题；即使了解了也很难理解。所以Z世代和主流世界之间，是凭空地出现了一个平行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平行世界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线上和线下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从未来趋势看，我们所有人在线上世界的时间和频率，和我们给予它的在我们生命中的分量，都在增加。所以Z世代会觉得，线下我就凑合一下吧，但他真正的自我在线上。这种趋向会越来越强。

所以，以前所有观察与解释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这是我说的Z世代“横空出世”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青年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阶段，他们或迟或早会跟我们一样，也就是期盼成年。而以前的青年自身也这么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期盼着自己早日成家，因为一旦结婚你就是成年人了。现在Z世代为什么不着急结婚？因为成不成年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或者对他们来说也有点玄，变成了一个比较“畏惧”的事情。他们宁可待在青年阶段越长越好。

康岚：这让我想到青年研究中常被引用的“成年初显期”理论。这个理论虽然能解释Z世代当前所呈现的探索、不稳定、自我聚焦的状态，但它内隐的预设——个体终将抵达以稳定职业、婚姻家庭为标志的传统“成年”——恰恰构成了其解释力的边界。Z世代的实践，实际上是在挑战这一终点本身。他们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延长了过渡期，而在于主动质疑并重写了“成年”的定义。对他们而言，经济与精神的独立、完整的自我认同、高质量的人际关系与持续成长的能力，也许比婚育与家庭更能体现成熟的尺度。一个35岁、不婚不育、经济独立、精神自足、社交充实的 Z世代，不再是“尚未完成过渡”的个体，而是一个自洽且完整的成年人。他们的人生路径也正从线性叙事转向模块化组合，40岁重返校园、50岁开启新职业都被视为自我成长的自然延续，婚育只是其中一个可选模块。由此，“成年初显期”或许仍能解释Z世代“如何走”，却很难解释他们“为何这样走”以及“想走向何方”。当“过渡”本身成为目的，我们亟须超越这个本身带有过度暗示的概念，发展出能真正理解并容纳这种根本性变迁的新语言。

阎云翔：同时青年期的另一端提前了，儿童早熟非常普遍。今天儿童所拥有的知识、对世界的了解，与前几代人处在少年期甚至进入青年期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和大学生接触，他们的知识面远远超过了我。如果我们作为大学教师，仍然以自己知道的多而自豪，Z世代在内心是不认可的。今天作为大学教师，能够让Z世代认可的是其他东西；如果你还拿知识占有来判断Z世代的话，Z世代根本就不屑于跟你表现和分享，因为他们知道的比你多得多。比如我在做的新家庭主义研究，我是有比较大的自信的。我理解“80后”，比较熟悉“70后”，非常熟悉“60后”和“50后”；但是从Z世代开始，我不但没有自信，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假设，我很难理解他们。原因在于，“80后”以及之前几代人的人生脚本跟我个人的人生脚本没有本质区别，但Z世代跟我们前面几代人的人生脚本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质疑我们的既有知识积累和理论框架，然后承认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只有在放下来自传统的知识包袱之后，我们才能尝试从新的视角了解和理解Z世代，并在此基础之上推进当代青年研究。

三、方法论的反思与考量：

对未来趋向的研究

康岚：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方法论的。据我观察，海外中国学者经常会遭遇这个问题：如果人长期在海外，却以国内为研究对象，是怎么了解国内情况的呢？难道主要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那么，这种方式获取的经验资料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距离？与此相关的一个持续讨论就是，如何评估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文本作为社科研究经验资料的可靠性？比如近年来网上热议的“不婚不育”“35岁焦虑”等话题，主要来自社交媒体。一般认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的主要是大城市的中产，甚至是 985高校的大学生，是他们建构并传播了这些话语，但是他们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吗？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当然我理解，Z世代带来的这样一种话语与实践（比如家庭祛魅），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本身是属于前卫和先锋的力量。像这样一类研究议题，对分析文本的选择，是不是可以把代表性的问题先放一放？因为对未来趋势做预测和判断，也许需要的恰恰是这些前瞻性的文本？或者用您的话说：大城市的中产是全国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交媒体的资料恰恰是这一类研究比较合适的研究样本，可以这么说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也就是在互联网上常见的情绪抱团现象和大数据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是否会导致基于此类网络文本的研究视角的偏颇和狭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阎云翔：其实你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家庭祛魅这个议题上，如果我们带入阶层、年龄、性别、地区与城乡差异，更不用说还有复杂的个体差异，那么我今天讲的只是一种趋向，而这种趋向到目前为止，局限在发达地区、中产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基本以女性为主，这个圈越缩越小。

我一直强调，我研究的重点在变迁而不在延续，同时我完全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延续与变迁是不可能分开的。在研究中，我们只能够侧重某一面。但是，另外一个观察使我相信，随着当今世界进入后现代时期，加速主义、社会风险、信息流通、数字世界，所有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使得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变迁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如果你不变，你就无法延续。变迁成了延续的界定词，我们只能在变迁中延续。以前我们可以说，祖宗之法不能改，我们延续了2000多年，如果今天你说祖宗之法不能改，你连明天都过不去，就有这样的区别。所以我把重点放在变迁上。

同时，我必须强调中国语境下的另外一个特点，即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和同质化。换言之，几乎所有人，无论身处哪个阶层或地域，对于何为美好生活、何为成功人士、何为人生意义等议题的理解毫无二致，所追求的具体指标甚至具体物件都相差无几。大家分享同一个理想和同一条实现理想的路径。这与许多其他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不一样，他们不同的阶层往往拥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路径。

谁能够代表社会趋势，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更触及社会自我想象的核心。虽然城市中产青年在数量上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但他们却处于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关键位置。这不仅因为他们在人口结构中具有可见性，更因为一系列结构性、意识形态与历史条件使得全社会的生活理想趋于同质化，从而使城市中产青年成为全国范围内的Z世代衡量自我与未来的典型群体与参照系。小镇青年的压力正来源于此。小镇青年能感受到的、他心里所想的和希望实现的正是小红书上的城市中产青年所描绘的那个理想生活模板。

而这是我们过去70多年的历史建构出来的，也就是平均主义理念对我们的影响。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发生之前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社会分层非常鲜明、非常固化，每一个阶层的人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只想重复自己父辈的理想，从来没有想过阶层跃升。只有少数读书人会想阶层跃升，而少数读书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恰恰在于别的人都不想。如果人人都想，结果就是内卷嘛，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饭吃。

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加上变迁成为延续的本质，这二者叠加，让我觉得即使来自城市中产Z世代的资料来源单一，却有着“一叶知秋”的意义。如果宏观层面的社会条件不变，越来越多的Z世代会努力将自己提升为城市中产，而阶层跃升的主要手段不外乎北上广Z世代所展示的事业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选择。

至于网络与田野之间的关系，确实，网络世界收集的材料，我觉得能有50%的真实性就不错了。但也恰恰是因为它的非真实性和平台推送的巨大力量，使我们都局限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的塑造作用，反而是加强了。如果把这个东西，跟我前面讲的两点连在一起的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不真实的50% 的负面作用，至少没那么严重。当然了，这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康岚：您关于“生活理想的扁平化”的表述，让我想起项飙老师有过一个异曲同工的说法。他说，大学生的思考方式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民工之间，就一定会有巨大的差别吗？虽然他们的生活境遇可能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的归因方式、自我激励方式、对当下时代的感知等，会不会其实还是有不少共通的地方？

我的理解是，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并不是说大家过着同样水平的生活，而是说大家所向往的生活模板，在本质上高度雷同，但又在不同层级上演着版本的“升级”。比如在教育投资上，都市妈妈出国陪读，农村妈妈搬到县城陪读；在消费上，星巴克等品牌成为跨越城乡的共同选择；在课外运动上，无论是精英式的马术或滑雪，还是普通中产的游泳或球类，都展示了某种被定义为更高层次的生活范式。所以，从小县城到国际大都市，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在生活理想上呈现一种惊人的“同构性”与“升级版”的逻辑。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城市中产青年的选择与实践无形中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参照物，塑造着大多数人的欲望与想象。这里的核心矛盾显而易见，结构的分化和观念的同构同时存在。您说这是我们过去70年的历史建构出来的，能否具体说下？

阎云翔：你观察到的这个核心矛盾，其根源正是在于过去几十年多种力量的共同塑造。具体来说，生活理想的扁平化源于多重结构性机制的长期作用。教育体制以统一的标准化考试与“唯成绩论”的升学体系，为全国青年设定了唯一的竞争阶梯。大众传媒，最初是电视，如今是数字平台，将中产生活方式以触手可及的方式广泛传播，使贵州或甘肃的农民也能随时观看上海白领的生活，并将之内化为参照标准。国家政策也在强化这种同质性，将中产成就塑造为普遍应然的人生目标。

更深层的动力来自于社会主义实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分层和相对隔绝的不同生活方式。土地改革、集体化与单位制，创造了一个人们生活条件大体相近、共享朴素集体目标的社会。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政策重新引入了竞争机制，拉开了收入差距——也就是你提到的“结构的分化”，逐步形成了社会学家孙立平（2003）所称的“断裂社会”——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人们被告知每个人都应该成功，也能够成功，而成功的标志是同一套富裕与体面的标准。即便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条件下，国家依然通过教育与宣传维系着这种共享的生活理想。这种“分化与同质并存”的矛盾格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社会结构层面加剧社会分化的同时，社会主义遗产则延续着平均主义在生活理想上的执念。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生活，必须要走怎样的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同样的。每个人都认定，生而为人，你有的我也应该有。

城市中产青年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这些理想，其重要性不在于他们的人数，而在于他们的规范性示范作用。教育、传媒与政策将他们建构为全社会的文化范本。他们的抱负、竞争、倦怠与拒绝浓缩了宏观层面的社会动态——教育压力、父母推力、媒体宣传、政策导向，以及社会主义遗产的延续与转化。在一个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趋同的社会中，城市中产青年正处于变迁的矛盾核心；研究他们意味着，不仅要理解他们自身的轨迹，更能洞察中国社会整体前行的方向。

康岚：最后我想把问题再拉回到“变迁”，这是我们对话的核心所在。您刚才提到，变迁和延续不可分，变迁成了延续的限定词，我们只能在变迁中延续。换句话说，是不是延续本身也是变迁的产物？二者在实践中相互构成、彼此推动，共同在时间的长河中演绎着传统的生生不息。这太有启发了！不仅为我打开了看待延续和传统的全新视角，也让我对变迁的建构性与生成性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阎云翔：是这样的，但你的总结要比我上面说的更精炼、更漂亮！我的研究聚焦于变迁，除了个人偏好，也有方法论的深层考量。变迁与延续在经验层面永远都同时存在，但在方法论层面并不具有同等的分析地位。虽然延续性不可忽视，但在当下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我认为研究更应突出“变”的分析视角。

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变迁的速度前所未有。城市化、人口转型、数字平台的普及，以及女性主义、疗愈文化等新兴观念，使得家庭与亲属关系在一代人之内就被彻底重塑。延续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于仪式、话语或情感之中，但日常经验越来越多地由断裂、即兴与重组所主导。如果过度强调不变，就可能描绘出一个已经消逝的社会世界。其次，所谓“传统”往往并非亘古不变的遗产，而是先前剧烈变动之后的沉淀与定型。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最初曾是巨大的断裂，如今却被自然化为一种“传统”；新家庭主义话语貌似儒家传统的复兴，实则是现代政治与文化的再造。因此，“延续”不应被当作解释的前提，而应视为需要分析的对象——它本身是历史性变革的沉积物。最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变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家庭不断调整养育子女的方式，青年重构婚恋期待，国家在政策层面持续调整以应对危机。延续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能够随之调整与适应。因此，研究的重点不是对立地看待“变”与“不变”，而是分析在新的条件下，“变”如何生成，“不变”如何维持。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传统中国家庭的内核中只有代际互依原则的韧性最强，在时代剧变之前依然保持着较强稳定性，为几代人提供理念支持。然而，Z世代的崛起正在对它进行重新定义，打破家庭创伤代际传递的努力就是有力的佐证。说到底，真正的家庭恒常是由无数变迁组成的延续链条，当下的新家庭主义不过是其中一环，它能否在新一代人及后面几代人中持续，尚待观察。因此，当代中国家庭的延续性更多应被理解为变迁的产物。这要求我们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新兴趋势、适应策略与话语再造，而不是静态的继承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近期的沉淀误认作永恒的传统，才能揭示中国家庭如何在持续的重塑过程中不断更新、保持生机。

责任编辑：康 岚、王海琼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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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系列对谈

第3期预告：第一代在丰裕社会成长起来的Z世代，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 过去二十几年流行的家庭育儿模式和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之间有何关系？

▪ 什么是“乖孩子内伤”或“好孩子症候”？

▪ 如何理解Z世代的一些表达：

☆ “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开”

☆ “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到点下班是最直接的一种”

☆ “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我不自在就不要参考”

☆ “我温和地走进每一个良夜，并发自内心觉得，小手机、小被子、小沙发、小猫咪，我们五个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 在与成功叙事、与传统人生脚本疏离之后，Z世代的自我将在哪里安放？

▪ 如果未来不再提供意义锚点，而过去也已失效，那Z世代是不是只能活在当下情绪的流动与平台的即时共鸣里？

▪ 当自我的锚点从外在标准转向内在感受，是不是必然导致多元化？

▪ 如何理解Z世代一方面讲自己的脆弱性和家庭创伤，另一方面又在想将来怎么多挣点钱为父母养老？

▪ 主流世界经常说Z世代的年轻人矫情，错了吗？如何看待Z世代的“没福硬享”和他们父母一代的“没苦硬吃”，这对于克服世代偏见有何启示？

作者简介

阎云翔，中国人民大学兼职讲席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家庭与亲属关系、道德观念与文化实践、个体化进程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他在中国家庭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新家庭主义的研究视角，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难以与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经验相契合之时，为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启发与贡献。他的最新著作《新家庭主义的兴衰——当代中国私人生活变革2.0（2000—2025）》即将出版。

康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青年研究》副主编、责任编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2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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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芷溪｜编辑

康 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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