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磊后续：小女儿发声，称去安徽找过父亲，给他买的衣和鞋都不收

9月3日深夜，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份86页的PDF文件，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轰动。举报人并不是掌握着权力的同事或者是受到损失的竞争对手，而是一对姐妹，一个20岁，一个15岁。对象就是她们的父亲付磊，武汉大学教授、博导，在2025年被调到安徽大学担任副校长职务，还有曾梦琪，出生于1991年，是付磊的学生，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武汉大学的正教授。父女之间的对峙、师生之间一起上榜的事情，由于其中包含着学术晋升方面的疑问，所以就成为了一个不能够被公开讨论的话题。

两个女儿在8月19日的时候把资料送到武大的纪委那里去，之后就一直等待着结果。过了15天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直到那个PDF被推上了热搜之后，武大方面才在晚上的时候说已经收到了举报，并且开始了调查，并且保证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人。十五天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根拔不掉的刺，学校并没有收到举报，只是没有看到举报。跟舆情一样，一天之内就可以得到一个答复，对比起来，就更加明显了。

材料本身的重量并没有改变，但是被人看到的数量却不一样了。真正的舆论压力是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个机制成立的话，那么没有热搜的人怎么办呢？那些不知道怎么把家丑公之于众、不知道怎么样引起舆论的人，他们的材料是不是就会一直放在某一个部门的抽屉里面呢？如果制度运转总是要靠舆情来加快的话，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就会被辜负。这就是这件事情让人感到不安的原因，程序面对权力的时候，天生的迟缓和犹豫。

材料中所记载的时间轴一直追溯到了2016年，这一年的时候曾梦琪还是付磊的博士生，付磊是她的导师，女儿们在材料中说，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微信头像也变成了和曾梦琪配对的男朋友的样子。那一年姐姐10岁，妹妹只有5岁。小女儿七岁左右的时候，看到爸爸和别人用同一个头像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记住了爸爸不在这个家里的一切。等她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写举报信了。一个孩子要多久才能接受到父亲不回来的事实呢？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一些零散的记忆整理成一份逻辑严谨、证据充分的控诉书呢？其实这就是一种残酷的成长方式。

于是这个家庭就慢慢开始分崩离析了，在2023年的时候付磊正式搬出去了，不还房贷了，女儿的生活费也停止了，妻子汪海英在武大工作了二十多年，一个人承担起了房贷，抚养了两个孩子，体重减轻了三十多斤，姐姐追到了学校领导的务虚会现场，经过多次努力之后，才迫使父亲签订了每月五千块钱的抚养费合同，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撞见了父亲开车接送曾梦琪。一个女孩子要站在领导面前才能逼迫父亲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画面就足以让人感到荒唐了。付磊在大学牌子后面站着，但是家里的事情一件也没有管到，这是在责任上完全放弃了。一个能够管理一个学校的人员关系的人，但是不能处理好自己作为父亲的基本义务，这样的反差让人无法不去问一下，他到底是不想管还是不会管呢？

2025年付磊调到安徽大学担任副校长，姐妹二人跨越省份来看望对方，并且没有人理会，寄出的衣服和日用品，快递员说不会签收所有的快递。付磊还私下里联系了自己曾经带过的学生，让他们不要说话、不要作证。拒绝接收快递比不给钱还要冷淡一些，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断绝，更是把女儿作为一个孩子应该有的权利也给拒之门外了。至于联系学生封口，则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堵住的不是女儿的嘴，而是有可能知道内情的人的嘴。一个父亲对女儿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就不再属于感情破裂了，而是一种消除一切可能存在的证人的行为。

真正使这件事成为公众事件的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曾梦琪晋升的速度很快，2018年博士毕业，2018-2020年为特聘副研究员，2020-2021年为副教授，从2021年开始担任正教授，三年的时间。全国高校教授平均晋升年龄约为40岁左右，她前进的速度要比这个数值提前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更巧的是，在她迅速提升等级的时候，付磊正好在武大人事部进行职称评审的工作。一个掌握了评审资源和规则的人，他的学生正好在自己管理期间跑出超常的速度，因此不能不使人产生很多联想。能力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权力占据的位置很显眼，让人无法装作看不见。

举报材料非常明确，曾梦琪多篇顶刊论文的核心实验是由课题组的学生完成的，成果中有导师代写的痕迹，科研经费学生的劳务费被截留，这些都是硬指控，如果属实，就触犯了高校科研的底线，但是现在这些都属于举报人单方面的说法，武大、安徽大学、安徽省教育厅都表示已经启动了调查，但是两周过去了还没有结果出来，曾梦琪本人也没有做出回应。武大之后就对程序进行了说明，职称评审有校内外专家委员会投票公示，程序核查未发现实质造假，程序合法性和实质公正性并不一定相等，这就是该事件的主要矛盾点。

在舆论场上，已经有人给曾梦琪判了死刑，反应几乎都是积极的，这样的反应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也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情绪。大家担心的是，如果导师同时掌握了学生前途和评审权力的话，那么公平还能够被期待吗？这几年来，公众对于学术界的各种问题的印象很深，每次被曝光出来的丑闻都会使得制度本身的公信力降低。人们一次次地看到天才被破格提拔为有权者的圈子中的成员之后，他们就会失去耐心。如今，这样的不信任使人们把所有的越轨晋升都看作是权力寻租的手段。这当然是对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不公正的做法，但是让公众失去耐心的是一个个天才最终被证实是存在问题的，当规则的例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有权者的圈子里面的时候，例外的公信力就会被破坏掉。学校说流程合规，公众问实质公正，两者的区别很大，程序的说服力就降低了。

事情已经分成了两条线。私德上，付磊与曾梦琪的关系、付磊如何对待妻子和女儿，由当事人来处理，由法律和纪检部门来决定，不需要调查结论，当事人心里有数。学术上要靠证据说话，查得清楚就处理，查无实据也不能因晋升快就默认有黑幕。破格晋升制度的意义在于给真正有能力的人留出一条快速通道，一看到升得快就扣帽子，这条路就废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条通道经常被捷径所替代的话，那么它的合法性也会被完全地抹掉。这其中的平衡，要靠制度的刚性来维持，而不是靠运气，赌每一个掌权者都是清白的。

最让人不安的就是那两个女孩，一个是20岁，另一个不到18岁，花了几年的时间整理了86页的资料，在提交之后过了十五天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然后通过上传到网络上才得到了一个已经启动了调查的通知。如果材料没有在网上流传开来的话，那么它就会继续留在流程之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她们本来就不应该走这条路。举报父亲，在任何一个文化中都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这就相当于把家庭内部的伤口撕开给全世界的人看一样。她们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父亲可能会给她们带来的压力，还有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猜测、甚至是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