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话语、权力与记忆：战后日军细菌战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博弈

作者介绍

吕 晶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战后有关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叙事并非单线条真相再现，而是在权力结构与集体记忆互动中不断重构。运用话语—权力理论与集体记忆理论，可以将其叙事演变概括为四个阶段：其一，冷战初期美日情报交易与国家审查造成的“战略性遗忘”，与苏联伯力审判的“政治性揭露”相对峙；其二，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内部批判力量兴起，文学与学术研究推动“话语禁忌”松动；其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受害者主体性回归，通过口述史与跨国诉讼重塑“司法正义”话语；其四，2010年以来围绕档案、博物馆（纪念馆）与“世界记忆遗产”展开文化记忆争夺，凸显“国家责任”与“国际伦理”的持续博弈。历史叙事是解释权与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唯有跨国协作与开放讨论方能逐步接近真相，使创伤记忆成为人类共同伦理遗产。

关键词日军细菌战 话语与记忆 历史叙事权

有关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叙事，并非对既定事实的被动记录，而是一个由不同行动者——国家、学者、受害者、媒体等在特定权力结构下持续争夺与建构的“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这段记忆的沉寂与浮现，始终与冷战格局、民族主义情绪及国际政治博弈深度交织。本文借鉴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将细菌战历史视为在权力结构下，随社会需求与政治利益的变化而演变的动态建构。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运作与知识生产的实践方式；哈布瓦赫则强调，集体记忆并非个体经验的简单叠加，而是由社会框架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的产物。二者共同揭示：历史叙事从来不是对过去的透明还原，而是权力关系在话语实践中不断角力、协商与重构的过程。

因此，本文的核心关切超越“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层面，深入“如何被叙述”“由谁叙述”及“为何如此叙述”的话语权之争。二战结束后，相关叙事深受地缘政治左右：美日出于冷战需要形成“战略性遗忘”的共谋，导致日军细菌战历史长期陷入结构性沉默；苏联通过伯力审判构建指控叙事，却在西方被削弱为“政治宣传”。大国主导的叙事格局，使中、朝等受害方在国际舆论中长期失语与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伴随冷战格局松动与日本社会思潮转变，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为代表的内部批判话语突破禁忌，推动加害者社会的自我审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发起对日索赔诉讼，民间力量通过田野调查与法律实践，建构起以个体创伤与司法正义为核心的“控诉型叙事”，推动历史解释权由国家向个体回归。

冷战结束后，历史叙事进入全球博弈新阶段。日本右翼势力以“历史修正主义”解构既有定论；多国学者则通过档案实证研究，巩固批判性“实证话语”。与此同时，相关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与“世界记忆遗产”申报等实践，标志着创伤记忆逐步进入全球性认同的过程，并通过这些举措推动创伤记忆逐步纳入制度化保护与跨国共享的框架。

本文将围绕上述阶段，剖析日军细菌战话语从被压制、破冰到全球争夺的演变过程，考察不同话语体系间的权力博弈与意义转变，进而探讨在多元叙事竞争中，如何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为促进历史的相互理解与和解奠定理性基础。

一、被压制的沉默与政治化的对抗（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

战后初期，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叙事深受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其表现为两种外部强加的高度政治化模式的对抗：一方是美国基于地缘战略利益与日本共同“失忆”；另一方是苏联为争夺话语权而主导的针对性揭露。作为最大受害方的中国，其声音在这场大国博弈中往往被边缘化或利用。这使得相关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追寻真相与正义的初衷，在冷战格局下，成为服务于各方利益诉求的附属表述，形成了压制受害者主体性、扭曲历史本质的“沉默与对抗”场域。

（一）“战略性遗忘”：美日情报交易与话语禁忌的形成

“战略性遗忘”并非历史的自然空白，而是美日双方进行的政治操作。战后，美国为攫取日军细菌战情报，迅速启动了对日调查。1945年至1947年，美军先后派遣了四位核心调查官——桑德斯( Murray Sanders )、汤普森( Arvo T. Thompson )、费尔( Norbert H. Fell )和希尔( Edwin V. Hill )。他们的调查过程，清晰地勾勒出美国从初步证实到全面牟取情报的轨迹。桑德斯的调查证实了日军731部队作为日本细菌战专门部队的存在，而后续费尔与希尔的调查，则直指731部队最机密的内容——以活人为对象的人体实验数据。以此为基础，美日密谋进行幕后交易。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首的细菌战核心人员，以数千名战俘、平民生命换取的实验数据作为筹码。美国深知这些数据的“科学价值”是“用金钱、时间和精力都难以获取的”。最终，在“国家安全利益”驱使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与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批准了一系列秘密协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达成共识，以豁免石井四郎等人战争罪责为代价，成功垄断全部细菌战资料。

这笔交易直接切断了东京审判追究日本细菌战罪行的道路。尽管战后初期中国方面曾向法庭提交日军在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也曾提交关于日军“多摩”部队（即日军1644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书面报告，但在美国的既定政策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就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审理。

日本投降前夕，陆军省军务局下达《特殊研究处理纲要》，命令731、100等细菌部队系统性销毁文件、设备并杀害在押“实验材料”。 战后，一批本应被追责的731部队成员，凭借其战时“研究”资本，成功逃脱审判并进入政府、学术界与医药产业的核心，充分暴露了日本战后清算的不彻底性。他们将其“技术”和扭曲的伦理观带入战后日本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权力结构，维护着对这段历史的长期制度化的“话语禁忌”。

（二）“政治性的揭露”：苏联伯力审判的话语博弈

作为对美日秘密交易的直接回应，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被视为政治性的揭露与公开追责。该审判超越纯粹的司法程序，是苏联为争夺战后道义制高点与历史话语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其直接诱因在于，苏联在东京审判框架内追究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努力遭遇挫败。苏联检察官虽提交了川岛清等731部队核心成员的证词并要求起诉石井四郎，但在美国的阻挠下未能成功。为反击美国的包庇行为，并揭露其独占生化战资料的意图，苏联决定另辟蹊径。根据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早在1946年，苏联便已开始筹划独立的审判程序，并对关押的日本战俘针对性系统的甄别与预审。

伯力审判在法律和政治层面采用明确的话语策略。在法律上，审判将日军细菌战行为定性为“违反国际公约”和“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通过审讯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战犯，确立责任将罪责延伸至日本天皇裕仁和参谋本部，将其界定为“有预谋、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国家犯罪”。审判中详细揭露了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的组织架构、活体实验，以及在诺门罕战役、常德、宁波等地的细菌武器实战应用。在政治上，苏联将审判塑造为弥补东京审判缺憾、寻求正义的行动。苏联迅速将起诉书、判决书、关键证人证词等核心文件翻译成中、英、日、德等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行。苏联反复强调伯力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直接指控麦克阿瑟庇护日本战犯及细菌战专家，并企图利用其技术准备新的战争，这使得伯力审判本身成为冷战宣传中的争议焦点。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苏联基于“反帝”立场的宣传在西方世界效果有限。美国及其盟国将伯力审判斥为“政治宣传”和“作秀审判”，质疑其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苏联动机的纯粹性，以削弱其证据的国际公信力与道义影响力。

（三）“政治化动员”与“受限叙事”：新中国的策略性发声

作为细菌战最大受害方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日军细菌战问题采取了具有明确策略性的叙事建构。这一叙事服务于国家特定政治目标，并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及国际格局演变相契合，其传播范围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叙事内容亦受到当时政治需要的限制。

新中国对伯力审判迅速回应。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指示国内积极支持伯力审判，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照苏方，明确支持审判日本细菌战责任者。《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集中报道，梅汝璈等法学专家及受害者代表相继发声，旨在揭露美国包庇日本战犯，彰显中国立场，并主张战争责任追究权。然而，在美日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这一声音多被视为阵营内部宣传，难以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启动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与司法准备，为后续追责奠定了基础。依据伯力审判的线索，东北等地政府对731部队遗址展开勘查，搜集物证、人证，并逮捕隐匿的细菌战犯。这些调查形成了《东北卫生部关于调查七三一及一〇〇细菌部队罪恶活动的报告》，报告引用了伯力审判公开资料及遗址和实物照片。这些工作虽然与国际政治形势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在客观上履行了国家追责义务，并保存了战争罪行的重要资料。

然而，该阶段的叙事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与选择性，其核心内容集中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与“颂扬中苏友谊”等政治主题。日军细菌战暴行被纳入阶级与民族仇恨的叙事框架，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个体创伤记忆虽在官方叙事中得到确认，但其具体内容常被宏观政治话语所覆盖。

总体而言，新中国在冷战初期通过策略性发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表达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诉求，并启动了国内司法程序。但其叙事传播范围有限，记忆建构亦呈现一定的政治性特征。

二、禁忌的打破与加害者内部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松动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由美日官方主导的对日军细菌战历史保持“战略性沉默”的话语体系逐渐瓦解。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复苏，推动学界通过严谨考证揭露对外侵略史实，文学创作与公民社会运动也形成强大批判力量。这股源自日本社会内部的良知觉醒与求真意志，最终冲破官方话语禁忌，构建起以自我反思与忏悔为核心的“加害者叙事”，深刻改变了战后日本对细菌战历史的叙事方式。

（一）文学的“引爆”：《恶魔的饱食》与日本社会的伦理冲击

日本社会对731部队认知的重要推动力，源于文学领域。1981年，作家森村诚一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上开始连载其作品《恶魔的饱食》。该作品基于原731部队成员等当事人的证言，以纪实文学形式呈现，突破了日本官方与社会对此问题的长期缄默，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森村等人的说服下，部分731部队成员最终同意接受采访，提供了作为加害者一方的核心证言，构成了《恶魔的饱食》叙事的坚实基础。书中详细记录了将实验对象非人化地称为“马路大”（Maruta，意为“圆木”），并对其施加鼠疫、炭疽等细菌感染、冻伤实验以及活体解剖等反人类罪行。通过大众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这些以第一手资料呈现的残酷细节，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和冲击力，首次在如此广泛的层面上向日本普通民众揭示731部队的罪行。

《恶魔的饱食》的出版立即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销量逾百万册，并掀起一场关于战争责任与历史伦理的公共讨论。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成功地将细菌战这一局限于专业学者与和平运动人士的议题，推向了更广阔的公共舆论场域。更为深刻的是，它标志着一种以“加害者”视角为核心的战争叙事开始浮现，对战后在日本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侧重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受害者”身份的历史认知模式，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它促使公众不得不直面并反思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行为。正如原731部队运输班成员越定男在其手记中所作的反思，揭露了部队内部所谓“科学精神与爱国心结合”的虚伪性，指出其本质是“对活体解剖乐此不疲”。这种来自加害者内部的自我批判，具有显著的道义力量。

然而，打破禁忌必然遭遇阻力。由原731部队成员组成的“房友会”等日本右翼组织，对《恶魔的饱食》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采取“发现一个错误，就一点突破、全面否定”的策略，抓住书中个别照片的误用或细节的记忆偏差，叫嚣这是一本“胡编乱造的书”，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其真实性。然而，这场论战客观上并未能压制批判的声浪，反而因争议扩大了议题的能见度，进一步激发了公众探究真相的欲望。尽管存在细节瑕疵，但《恶魔的饱食》基于大量核心证言所构建的整体事实框架是坚实可靠的。作为系统揭露731部队罪行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其冲破官方与社会“战略性沉默”的重要意义不可磨灭，为日本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和社会的持续推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公众基础。

（二）学术的跟进：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与资料发掘

如果说《恶魔的饱食》以其伦理冲击力引爆了公众舆论，那么日本学术界随之展开的实证研究，则为揭示历史真相构筑了坚实的依据。一批具备专业素养与道德勇气的学者，通过全面发掘与严谨考证，逐步建立起确凿的证据体系。

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通过《消失的细菌战部队》等著作，首次系统揭示了以石井四郎为核心、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为中枢的“石井机关”网络。其研究指出，731部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等日本顶尖学术机构存在制度性合作，实为“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他通过分析北野政次等731部队核心成员的学术论文，证实其所谓“猴子”实验实为人体实验，揭露了科学话语如何被用以掩盖反人类罪行。

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研究路径则更具偶然性与突破性。1984年，松村高夫等人从东京神田旧书店觅得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编写的《由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损伤和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份记录糜烂性毒气人体实验的内部报告，以及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与陆军技师荒木三郎合著的《关于破伤风毒素和芽孢接种时肌肉的〈时间特性〉研究》等一批原始档案。这些档案揭示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真实情况。此后，连同冻伤实验报告等，被收录于田中明与松村高夫共同编纂的《七三一部队相关资料》。得益于这批原始档案，对731部队的追查进入了基于实证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自由法》的实施也使一批日军细菌战关键档案公之于世。在此背景下，记者约翰·鲍威尔（John W. Powell）与日本学者揭露了战后美国以豁免战争罪为条件换取731部队人体实验数据的交易内幕。鲍威尔成为首位在主流媒体广泛披露日军细菌战实验的美国记者，其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后续学术调查奠定了基础。

1992年，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特别节目称，在美国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资料室，发现了包含2000多页人体图解的详细细菌感染报告。这些报告是731部队技师石川太刀雄丸根据他在1943年赴任金泽医科大学教授时带回的大量病理标本所写报告的英文译本。这份一手资料，成为美日之间就细菌战数据开展隐秘合作的确凿证据，强化了相关历史叙事的实证基础。

此外，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发现的《井本熊男业务日志》等日军高级军官工作记录，直接证明了细菌战是在1940至1942年间，由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在中国多地系统性实施的国家犯罪行为。日本学界通过将此类内部文件、战犯供词、美国解密档案与苏联伯力审判记录进行交叉验证，构建了多元而严密的证据链条。这一系列学术努力，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将相关历史叙事从情感控诉提升至理性批判的高度，为后续的社会教育与司法追责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理支撑。

（三）民间的行动：公民运动与历史记忆的社会化

文学的轰动与学术研究的突破，共同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间社会对战争责任反思的高潮。历史叙述权进一步下沉到普通民众层面，通过自觉的社会行动，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公共化转型。市民、教师、律师等群体借助展览、诉讼等形式，将细菌战议题持续推向公众视野。

1991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立，当时展陈内容就包括“侵华日军731部队展”。在该馆的协助下，日本和平组织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731部队细菌战图片巡回展。这次展览成为一次影响深远的民间历史教育活动，其中部分731部队的前下级队员主动现身，叙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展览通过展板、幸存者证言录像及史料复制品，全方位揭露了日军细菌战的罪行，突破了教科书的局限，以具象化的方式唤醒社会记忆，并有力地挑战了日本官方的历史沉默。展览的成果促成了多项学术研究，形成了《731部队展1993.7—1994.12》报告和七三一研究会编著的《细菌战部队》等学术作品。

司法领域亦成为争夺历史叙事权的重要战场。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教科书诉讼中，坚持要求写入731部队相关内容，文部省却以“缺乏可靠学术研究”为由勒令删除。这场诉讼的核心，正是对历史解释权的争夺。经过多年审理，日本最高法院于1997年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的审查行为属滥用裁量权，构成违法。从而在司法上确认了将731部队罪行作为历史事实进行教育的正当性，沉重打击了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来篡改和过滤历史的企图。

多元的民间行动推动了批判性历史记忆的社会构建。在此过程中，日本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揭露战争罪行为己任的组织，如早期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团”“731部队罪证展全国实行委员会”“七三一研究会” 以及稍晚时期的731部队细菌战真相究明会、日本“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由西山胜夫等医学界人士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等。这些组织汇聚学者、律师、媒体人与有良知的亲历者，形成跨界合力，构建并传播关于细菌战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以对抗国家主导的“选择性遗忘”。

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对细菌战的历史认知实现了关键性转折。文学界的伦理叩问、学术界的实证研究、民间社会的广泛动员与司法领域的权利抗争，形成多元交织的话语实践力量，成功打破了战后长期存在的“沉默螺旋”，推动了以反思“加害责任”为核心的批判性历史叙事的建构。

三、受害者话语的主体性回归与跨国司法斗争（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前十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军细菌战历史叙事的主导权从日本社会的自我批判转向中国受害者的主体性回归。王选、杨大方、邱明轩等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与民间诉求之间的契合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科研机构和档案资源的逐步开放，以及地方政府在医疗救助、组织支持方面的积极行动，促进了受害者“控诉话语”的形成。此外，民间团体的努力和媒体的关注推动了跨国司法斗争的深入，最终促成了一个既承载个体痛苦，又凝聚国家尊严和法律正义的历史叙事框架。这一转变反映了政府与民间力量在历史记忆构建中的互动与共鸣。

（一）“活着的历史”：中国受害者的口述史与田野调查

本次话语转向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村镇开展的大规模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调查。此前，细菌战记录多来自加害方口述或官方档案，而受害者个体长期处于沉寂。为此，以王选等受害者家属为核心，联合中日两国的和平人士、律师与学者，依靠当地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等基层组织力量，共同发起系统性真相调查，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主要受害地区，记录并保存受害者的口述证言。

调查团队逐户寻访，收集了数千位受害者的口述证言。这些证言以个体生命经验为基础，将抽象的战争罪行还原为具体生命的丧失与家庭的破碎。例如，湖南常德的何英珍则叙述了1941年日军飞机投撒感染物后，一家就有六口人在18天内相继死亡的惨状。浙江义乌崇山村的陈英芳老人回忆，1942年春节期间，其家族因鼠疫暴发，两天内有八位亲人相继离世。调查团队还将长期困扰地方民众的“烂脚病”与日军在浙赣战役期间实施的炭疽菌攻击联系起来，在浙江衢州等地，大量老人腿部常年溃烂不愈。他们的身体伤痛本身就是战争罪行的活证，使历史的创伤以生理痛苦的形式延续至今。中国政府通过民政和卫生部门展开了持续的医疗救助，包括拨款设立专项资金，改善受害地区的医疗设施，组织医疗队提供伤口清洗、药品发放和生活补助。对受害者的关怀，体现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法庭交锋：对日民间索赔与“司法正义”话语的建构

随着民间层面的调查取证工作取得进展，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维权行动于1997年8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8月11日，来自浙江和湖南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谢罪并赔偿。这场持续十年的跨国诉讼，不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抗争，更将国家司法场域转变为构建“司法正义”话语的公共空间。

在诉讼过程中形成了以中方原告团队与日本律师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为核心的跨国支援网络，将口述材料转化为符合证据规则的法律文本。团队从多个维度整合了口述证言、地方史料和中国政府防疫档案，结合日方《井本日志》、筱塚良雄等老兵证言以及中村明子、上田信等学者的证词，与伯力审判供词等多方交叉验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庭审过程中，日本政府代理人对证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试图否定历史事实。原告方则通过持续举证，逐步揭示细菌战事实。其中来自原731部队航空班成员松本正一的出庭证词，详述其在1940至1942年间于宁波、衢州、常德等地投撒鼠疫跳蚤的行为，其供词与中国受害者的口述记录形成相互印证，构成强有力的证据闭环。

尽管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基于“国家无答责”等法理最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该诉讼在历史认知层面取得重大突破。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首次在司法层面认定日军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违反国际法，并承认其所造成灾害的严重性。该判决虽未支持赔偿，却以国家司法形式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打破了日本政府长期采取的模糊与否认态度，将细菌战从“历史争议”提升为“司法认定的国家罪行”。这一“司法正义”话语的构建，深刻改变了历史记忆的权力格局。

（三）多学科介入：医学伦理学的全球性反思

进入21世纪，围绕731部队的学术讨论出现明显转向：从历史考证与法律追责，延伸至对科学伦理与人类文明的深层批判。以日本学者土屋贵志、森冈正博及新西兰学者聂精保等为代表的伦理学者，开始系统剖析医学人员何以大规模参与这一反人类罪行，揭示“医学异化”背后的制度性根源。

土屋贵志在《为何日本医生在中国实施人体实验（1933—1945）》一文中指出了日本医学界内部的伦理缺陷，如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以及在“国家利益”和“科学进步”名义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医学犯罪”。这一内部批判为国际讨论提供了重要起点。

聂精保则将相关讨论推向全球语境，强调日本医生的行为“既违背了西方的道德，又违背了人类的常识，也违背了亚洲和日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思想”。他将该问题置于《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的普世框架中审视，使反思超越国别语境，具备人类共同体层面的伦理意义。

与此同时，学界也对战后美国的“事后共谋”（post-war complicity）展开批判。德国学者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 Sass）通过比较美国对纳粹医生与731部队医生的处理差异，揭示其在战争罪行认定中的双重标准与机会主义逻辑。

这一时期，多学科的介入推动细菌战议题完成了升华：从一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为关乎科技伦理、国家责任与人性底线的全球性思辨。民间社会通过口述史、司法诉讼与跨国联动所构建的“记忆共同体”，不仅突破官方叙事封锁，更在跨国语境中重塑了历史诠释的伦理框架，永久改变了细菌战的全球叙事格局。

四、新时代的记忆博弈与历史叙事的制度化（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细菌战历史叙事进一步融入全球记忆政治。随着多国档案的开放与跨国学术协作的深化，历史认知的实证基础不断巩固，而历史修正主义亦呈现出系统化、隐蔽化的新特征。双方博弈的焦点，逐渐从事实转向历史叙事的制度化建构之争。在此背景下，各方通过建立博物馆（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等途径，竞相将自身叙事固化为具有公共权威的记忆形式。这场博弈不仅关乎史实本身，更是对历史解释权与记忆塑造权的深层争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了记忆的跨国流动，使细菌战议题成为检验历史正义与人类伦理共识的重要场域。

（一）档案的“再发现”：跨国协作与实证话语的巩固

21世纪以来，细菌战研究经历了以跨国档案发掘为核心的“第二次证据革命”，强化了基于事实的实证话语体系。这一进程呈现出多国协作、精细化整理的特点，有力推动了历史认知的深化。

大量俄罗斯档案的开放尤为关键。自2021年起，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在线公开了370余组1949年伯力审判的原始档案，包括对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战犯的审讯记录与庭审录音。这些材料详细揭示了731部队等机构的组织架构与细菌战实施过程，并与中日现存档案形成有效互证，有力地回应了将伯力审判视为“政治宣传”的质疑。

日本学者亦取得重要突破。近藤昭二、奈须重雄等人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731部队成员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PX效果测算法》实为细菌战效果报告，记录了1940至1942年间日军在中国多地投撒鼠疫跳蚤及预期死亡人数的具体数据。该文献与《井本日志》等日本军方记录相互印证，驳斥了细菌战系“偶发行为”的说法。同时，西山胜夫等学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关键档案，详细记录了3000余名部队成员的真实姓名与职衔信息，将责任追溯从日军高层扩展至广大参与者。松野诚也不仅发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细菌战史料文献，还持续向中方捐赠了其中的重要资料，如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等。

来自俄、日、美等多国档案的“再发现”，标志着细菌战研究进入全新的跨国协作阶段。中、日、俄等国的学者合作共同整理、编译和研究这些多语种、多来源的材料，建立国际学界共享的数据库。基于档案的实证研究，使得任何企图从根本上否认细菌战历史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日本右翼话语策略的演变

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逆流并未消退，而是转向更为隐蔽的“软性”策略。其核心是在表面承认部分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解构、相对化等手段削弱历史罪责的实质内涵。

具体策略包括：其一，以“质疑细节”否定整体真实性，针对早期非学术作品中的个别失实之处或口述史料中的记忆偏差，进行放大攻击，试图动摇批判性叙事的可信度。其二，借“概念混淆”淡化行为性质，刻意强调731部队的官方名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其主要职能塑造为常规防疫与后勤保障，而将细菌武器研发及人体实验淡化为“个别越轨”或“战时医学研究”，甚至类比为现代医学试验，以此掩盖其系统性、国家性的反人类罪行。其三，通过“时代归因”消解国家责任，将暴行归因于“战时普遍行为”，建构“集体有罪则无人有责”的相对主义叙事，从而规避日本国家与体制的战争责任。

此类话语经由网络右翼、部分媒体及学界人士持续传播，影响着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使历史记忆的争夺由事实之争转向更具复杂性的历史解释权之争。

（三）记忆的制度化：博物馆（纪念馆）申遗与人类共同遗产的建构

为对抗历史修正主义与“战略性遗忘”，记忆的“制度化”成为关键路径。其本质是将流动的记忆固定为具备社会能动性的持久结构，使之能够在公共空间中激发持续的对话与反思。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2015年扩建后已成为全面展示与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核心记忆场所。该馆以遗址保护与档案陈列为基础，结合多媒体技术营造沉浸式叙事空间。同时，浙江义乌、衢州及湖南常德等受害地区也相继建立专题纪念馆，形成了地方创伤记忆叙事的有效衔接。在此基础上，记忆建构进一步走向国际化。2017年，记录731部队罪行的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23年，相关文献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当前，中俄两国正合作推动日军细菌战档案联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旨在将历史记忆从国家层面提升至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这不仅是出于档案保护的需要，更是一种争夺历史解释权的话语实践。其叙事策略强调细菌战行为对《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约与人类基本伦理的践踏，将之塑造为超越国别的“负面人类遗产”。这一进程面临日本官方与右翼以“史实争议”为由的阻挠，反映出历史记忆建构始终与当代国际政治紧密交织。

（四）研究框架的演变：从国别史到全球史，从战争史到记忆史

战后八十年来，细菌战研究框架经历了多次演变，既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内在发展，也回应了外部话语斗争的需要。

研究范围呈现出从国别史向全球史的扩展。早期的研究聚焦日军对中国和苏联的细菌战，而今学界将其置于冷战与世界生物武器发展脉络中考察，联系美国战后生物战计划、科技伦理争议，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史视角。韩国学界也开始关注朝鲜人受害情况及731部队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进一步拓展了受害群体的地理与族裔维度。

研究焦点实现了从战争罪行考辨向战争记忆研究的转向。学者不再局限于史实重建，转而关注历史“如何被记忆、叙述与争夺”。记忆理论、话语分析与创伤研究等跨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深化了对“历史如何作用于当下”的理论反思。

2010年以来，细菌战的历史叙事进入了全球化博弈与制度化建构并存的新阶段。新档案的不断发现使任何企图否认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话语丧失基础，话语斗争转向对罪责的相对化处理。与之对应，中、俄及国际学界通过跨国协作、博物馆（纪念馆）建设与联合申遗等制度化实践，推动历史叙事从民族国家框架向人类共同遗产升华。这场尚未终结的博弈表明，对细菌战历史的言说已超越对过去的追问，成为关乎道义认同与未来国际秩序重建的战略场域。

结论：在话语的角力中厘清事实

二战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叙事，始终处于话语、权力与记忆的复杂博弈中。其演变历经四个关键阶段：冷战初期，美苏基于战略需要分别采取“战略性遗忘”与“政治性揭露”，将历史工具化，使真相陷入意识形态对峙；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内部破冰”，学者与媒体推动加害者社会内部的历史反思；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主体回归”阶段，中国受害者证言与民间诉讼重构了叙事的伦理基础；21世纪以来，叙事进一步走向“全球博弈与制度化”，面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国际学界通过档案协作与纪念机构建设，致力于将这段历史确立为人类共同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话语成为权力运作与合法性争夺的核心。美国的“战略性遗忘”服务于其冷战布局与生化技术垄断，苏联的“政治性揭露”意在争夺道德制高点，而日本官方的缄默与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则试图逃避罪责，否定历史真相，进而虚构一种脱离侵略罪责的国族认同。与之相对，受害者叙事与学术研究构成一种“反权力”，以实证与伦理持续对抗权力主导的历史遮蔽。

当前，在全球民粹与修正主义回潮的背景下，日军细菌战研究已超越国别史范畴，关乎历史正义、科技伦理与未来国际秩序。任何垄断解释权的企图皆难以持久，共识的达成有赖于跨国档案开放、多边学术对话与对叙事背后权力结构的持续批判。最终，其历史价值在于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被视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文明之殇”——它警示科学失控与战争暴行，也呼唤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审视文明进程的深刻镜鉴，从而在话语的角力中，以事实与正义作为面向未来的最终解答。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