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5年8月，哈尔滨平房，李遇迟、李黄德、何家训和张天人，躲过了七三一部队撤退前的最后一次屠杀。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越狱，而是在尸体、烟火和枪口之间，侥幸留下了四条命。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的防线迅速崩溃。七三一部队深知罪行即将暴露，开始销毁实验设备、焚烧档案，并炸毁部分建筑。关押在这里的受害者，也被列入了灭口名单。
七三一部队由石井四郎主导。1936年，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建立细菌战研究机构，后来逐步扩张为庞大的军事设施。它打着防疫和给水研究的旗号，实际却把中国人、朝鲜人以及其他被捕人员当成“实验材料”。
这里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囚禁。
活人被用于冻伤、脱水、饥饿、枪伤、毒气和细菌感染实验。有人被反复抽血，有人被故意制造伤口，也有人在严寒中被观察肢体坏死的过程。那些写在研究报告里的冷冰冰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石井四郎曾把细菌战称作军医的重要任务。日本军部不仅给他资金，还提供军队、铁路和警卫方面的便利。七三一部队研究出的鼠疫、霍乱等细菌，后来被用于中国多地的细菌战，给军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不过，关于具体伤亡数字，历史研究一直强调要区分档案记载、地方调查和后世估算，不能把未经核实的数字随意写成定论。可以确定的是，细菌战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许多地区的疫情还持续多年，留下难以抹去的灾难痕迹。
1945年8月中旬，七三一部队开始处理最后的囚犯。幸存者回忆，日军将人员集中看押，随后逐间开枪。枪声过后，负责清理现场的人认为已经无人存活，便转身离开。
四个人就是在这片刻间捡回了性命。
李黄德与李遇迟当时在同一间牢房。子弹击中了李黄德的腿，也击中了李遇迟的胸部。两人倒在地上，没有发出声音。日军见他们一动不动，便没有继续检查。
张天人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他在枪响后倒在同伴身下，用尸体遮住自己的身体。手臂中弹，疼痛钻心，他仍然不敢动弹。只要暴露一点活人的迹象，等待他的就会是补枪。
何家训的遭遇更加凶险。他一度躲过射击，却被日军发现异常。枪弹从他的面部穿过，造成重伤。他很快昏迷，日军误以为他已经死亡，才没有再次开枪。
“别动，装死。”
这句话并非传奇式的豪言，而是活下来的人在极端处境中唯一能做的选择。四人等到日军撤离后，才从尸体之间爬出，逃离了已经被炸毁的设施。
他们的身份并不完全相同。李黄德、何家训和张天人通常被记载为被日军俘获的抗日人员，李遇迟则与东北抗日联军有关。由于战争末期档案遭到销毁，加上当事人后来分散各地，四人的完整经历和晚年状况，留下了不少难以核实的空白。
这一点很重要。有关四人“最终结局”的网络说法很多，有的写成他们全部高寿善终，有的又杜撰出具体职务和死亡年份，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缺乏可靠档案支持。能够确认的是，他们在战后获救，并成为七三一部队罪行的重要见证者；至于每个人此后的生活细节，公开史料并不完整。
石井四郎的结局，则带有明显的历史讽刺。日本投降后，他没有像所谓军国主义宣传中的武士那样承担罪责，而是极力保存自己。他向美国方面提供细菌战资料，以换取免于追究。美国出于获取军事情报的考虑，对七三一部队部分人员采取了宽纵政策。
这使许多直接参与实验和屠杀的人逃过了应有审判。石井四郎本人也没有因七三一罪行接受公开审判，1959年在日本因喉癌去世。
真正留下来的，是四名幸存者身上的伤疤，也是他们对那场灭口行动的证言。七三一部队曾试图炸毁建筑、烧掉档案，把受害者变成没有姓名的数字，却没有料到仍有人从枪口下活了出来。只要证言还在，罪行就不会因为废墟被夷平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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