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 | 街角的悖论

吕德文观察到，在“中间力量”退出以后，街头并没有自动变成一个纯净、透明、彻底正规的空间，而是重新长出更零散、更灵活、也更难被一次性纳入的新形态。按他的话来说，“正规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会在那个边界上重新制造一个灰色地带。”

栏目：观察家

封图：图虫创意

文/李佩珊

如果哪天晚饭后没有去广八路走一圈，吕德文会觉得，这一天像是还是“悬”着的，没有真正落下来。

他说不太清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是因为那里一定有非买不可的水果或是小吃，也不是因为那里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值得特意去看的新鲜事。更多时候，他只是吃完晚饭起身出门，沿着广八路漫无目的地闲逛。

吕德文经过那些熟悉的“风景”。固定卖烧烤、卤味的摊子，各自坚守着自己阵地。路过老大爷们不分四季聚在一起厮杀的象棋摊，吕德文也要挤进去站一会儿“观战”。那些开车小货车，用小喇叭吆喝着卖时令水果的中年人，曾是近几年的新风景，也逐渐纳入熟悉之中。

他一路遇到无数张面孔，一起挤在象棋摊前围的面孔不太变，那些匆匆忙忙拎着一杯杯奶茶、穿着外卖服从夜色里穿过去的年轻面孔，则总是常变常新。

大多数面孔，吕德文都不认识，真正说得上熟的也没有几个，可偏偏是这些只到“脸熟”为止的人和摊子，让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外乡人，和这座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关系。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当然可以用一整套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它。他试着给我一个记者通常需要的那种更深入的解释，比如，小区是半封闭的空间，家庭是私密空间，单位也是封闭空间，只有街角这种地方，既向人敞开，又不至于像大街那样完全匿名（威廉·富特·怀特所说的“街角社会”）；又比如，现代都市生活常常被概括成“陌生人社会”，充满异质性和孤独感，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谁都不可能仅仅活在这种抽象定义里，人总要给自己建立一个“附近”（项飙所言），建立某种可以落脚的日常秩序。

可这些更像是一种被迫的分析总结，这么多年来他延续的不过是近似肌肉记忆的一套习惯，那就是吃完饭，起身，去附近的街角逛一逛。

再往前推，这个“附近”还不是广八路，而是鲁磨路。

那时吕德文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华科周边的鲁磨路，比今天的广八路更早进入他的日常，也更早进入他的观察。

鲁磨路一头连接光谷步行街，一头通往东湖风景区，沿线既有大学、工厂、企业，也有社区和城中村，人口与功能高度混杂。

吕德文研究基层治理，也做田野调查。他师从贺雪峰，出版过《基层中国》《边缘地带的治理》等著作。比起那些已经被正式命名和管理的空间，他更在意的，是鲁磨路这样的地方，处在正式秩序的边缘，混杂、不稳定，却真实承载着人的生计与斗争。

2015年至2016年间，吕德文先后以协管员和摊贩的身份进入鲁磨路做“田野调查”，从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两端去理解同一套秩序。他把积累下来的所见所闻写进了2025年出版的《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一书里。书里的鲁磨路，不只是武汉的一条街，也不只是一个夜市样本，更像一个入口，帮助读者进入了城市里那些最日常、最杂乱、最贴近地面的关系之中。

在吕德文笔下，在真实而复杂的城市街角，城管与小贩的关系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简单对立，上演着的是一套由城管、协管员、第三方经营者、摊贩、社区居民共同维系的灰色秩序。它如何运转，如何拉扯，又如何在正式制度的边缘生长出自己的规则，才是这本书真正关心的事。

一、“烟火气”和“灰色秩序”

东湖是武汉人遛弯最常去的地方。绿道绵延，风景怡人，本也是住在武大或华科最方便可达的去处。

但吕德文宁可去鲁磨路、广八路，也不去东湖散步。“我喜欢逛有烟火气的地方，”他说，“所以散步都沿着这些街道，而不是去旁边东湖那边。”

“烟火气”在过去几年成为了被频繁调用的公共词汇。它出现在城市宣传片、商业街改造方案和红头文件中，被治理逻辑和商业逻辑同时征用，几乎成了评价一座城市是否有“生活”的标准术语，因而开始变得“抽象”了。

但对吕德文来说，“烟火气”是很具体的。或者说，承接它的街角，就是生活本身。他认为，我们通常是通过摊贩、通过购买、通过消费，来建立跟“接地气”的生活的联系。“一个普通城市居民怎样让自己觉得这个生活是踏实的、有实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在街头买点水果、买杯奶茶，来和这个城市建立连接。”

所以，“烟火气”真正传达到个人身上，街角的小贩经济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中介点”。

但承接这种“烟火气”想象的街角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几年重回鲁磨路的时候，吕德文最先注意到的，是它变得更干净，也更整齐了。

过去那种由第三方经营、长期以灰色方式占有街头空间的夜市，比如以曹家湾菜场为依托的那一批摊贩，如今已经“引摊入市”，被纳入固定市场，有牌照，有管理标准，也有更明确的经营边界。摊位不再杂乱地占据路边，过去那种最粗粝、最直接、最容易和正式制度发生碰撞的街头经营方式，确实在减少。

街头冲突也变少了。过去，小贩和城管之间的拉扯、驱赶、围观、录像，乃至突然爆发的争执和肢体冲撞，构成了很多人理解街头秩序的最初印象。可在吕德文看来，今天无论是小贩还是管理者，都不像过去那样有动力把对抗推向极端了。

原因并不玄妙。一方面，小贩的处境变了。过去很多摊贩把一个点位视为唯一的谋生依靠，近乎搏命地喊出“我死也死在这里”。而今天，尤其是新进入街头的年轻群体和中年车载摊贩，更倾向于把摆摊视为一种类似副业的赚钱方式。

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资源配置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吕德文调研鲁磨路时遇到的带队城管于忠，手下只有八九个协管员，要盯住整条两公里的街。每个小组分下去不过一两个人，巡逻、劝离、折返、再劝，时间和人手都被拉得很紧张。碰到摊贩说了两三次还不走的，执法者就很容易情绪失控。

2017至2018年前后，鲁磨路的管理力量通过增加协管员和“外包”，扩充到四、五十人。“过去是城管没办法跟小摊小贩耗，现在是反过来。”他们可以一对一陪着摊贩耗，等摊子收了再走，将“精细化管理”真正落地。

但我们或许不能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今天的街角经济的秩序已经从“灰色”走向“正规”。

过去，正如吕德文在书中记述的，第三方经营作为鲁磨路存在过的一种很重要的“中间力量”，并不完全合法，却事实上占有一块地盘、管理一批摊贩，维系着一套介于制度和生计之间的地方性秩序。很多人讨厌它，认为它混乱、含混、没有规矩。但也正是它，让街头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全进入之前，形成了一种可以运转的日常平衡。如今，这种“中间力量”正在加速退出。

但吕德文观察到，在“中间力量”退出以后，街头并没有自动变成一个纯净、透明、彻底正规的空间，而是重新长出更零散、更灵活、也更难被一次性纳入的新形态。按他的话来说，“正规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会在那个边界上重新制造一个灰色地带。”

最典型的，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小货车摊贩”。一辆车停在路边，卖点应季的商品，就成了新的摊位。

这类经营者多是三四十岁、有一定商业头脑的中年人，花几万块钱买一辆改装小货车，按季节灵活切换商品。

吕德文告诉我，去年冬天，他所在的小区门口，一辆车天天在卖从河南拉过来的铁棍山药；到了夏天西瓜上市的时候，这辆车又改卖西瓜。在他写《鲁磨路》时，这类摊贩还不算多见，出现的位置也往往更偏，但今天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几乎随处可见。

“所以在街头经济里，看得比较清楚的是，现在的武汉，包括鲁磨路在内，灰色空间其实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吕德文眼里，今天的鲁磨路比过去更整洁了，却也更“复杂”了。原来街角经济中那些最显眼、最容易被批评和整治的灰色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正规了，但新的灰色经济又在别处长出来，以更分散、更机动的方式重新占据了街角。

这种变化背后，连着过去十来年中国城市治理逻辑的整体变化。尤其在武汉这样的城市，2018年前后，随着城市扩张阶段逐渐结束，治理重点开始转向提质增效。街头空间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较大的弹性所容纳，而是越来越被纳入规则、程序和精细管理之中。

街角的悖论，不在于治理进入了街角，而在于街角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纯粹透明的空间；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容纳非正式关系。

二、“摊贩”和“网红”

这种复杂，不只体现在治理上。它同样体现在进入街头的人身上。

吕德文注意到，管理力量扩充、第三方经营者退出，和摊贩群体开始换代，大致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2018年前后。那几年，武汉的城市扩张接近尾声，街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承接的是讨生活的人。

过去夜市的主体是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里讨生活的中老年人，他们依靠的是面对面的交易、稳定的人流和熟客口碑，街头对他们来说更接近一种生计底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摆摊，卖手工饰品、文创、小吃，支起手机直播，发小红书，把摆摊做成一种兼具收入、表达和自我实现意味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是纯粹为了多挣钱，”吕德文说，“带有自我价值实现的色彩。”这些年轻摊主大多把摆摊视为副业或试探，而不是唯一出路。

吕德文告诉我，现在各地不断冒出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文创集市，由物业方或街道隔段时间组织一次，一个摊位一天两三百到五百元租金，年轻手艺人带着自己积累的作品过来，卖完几天，再去下一个集市。

这种流动的、项目制的经营方式，与过去夜市摊贩那种守着一个固定点位讨生活的形态相比，几乎已经属于两种不同的街角经济。

与街角经营者的换代同步发生的，是消费逻辑的更新。

吕德文注意到，以他的学生们为例，如今很多的年轻人不会在商场和夜市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商场地下一层也在做“地摊风”，不少小店位置狭小、出货很快，价格甚至和街边摊已经差不多；而街头的小摊小贩则越来越讲究布景、灯光和食物的拍照效果，来方便食客“出片”。

在吕德文看来，这恰恰说明，今天的街头不只是提供廉价商品的地方，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情绪消费”的载体。

“摊贩和顾客是面对面交流的。你去摊位消费，不只是买一个东西，你还会看到这个人、这个手艺、这个制作过程本身。很多时候，这个过程也成了被消费的一部分。”吕德文说。

这几年冒出了不少“网红摊贩”，从“鸡排哥”、“煎饼姐”到“团结湖炒饭”。吕德文自己在抖音上最爱看的是各地街头摊贩炒饭、炒菜的视频，“不断炒，做各种吃的，很治愈。”

“摆摊卖东西，天然就带着某种适合互联网传播的特征。一方面契合大众对美好或猎奇的想象，另一方面又非常接地气，能唤起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认同。”他认为，这是摊贩成为“网红圣体”的原因。

摊贩身上有一些算法天然偏爱的东西。吕德文称之为“活人感”——“小摊小贩背后代表的，是一种生活里比较真实、有质感的东西。这个人长什么样、幽不幽默、怎么做东西、东西有什么特点，都是可感的。这些因素加起来，刚好契合了今天很多人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吕德文并不认为流量已经“重构”了街头。“它当然带来变化，但小摊小贩的经营，核心还是保留了它比较传统的东西。引流也好、拍视频也好，本质上还是灵活性的一种体现，是经营策略的一部分。说到底，小摊小贩首先还是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

小商小贩从来都是在变化的，它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灵活、它在变化。

吕德文并不怀旧。他很坦率地说，怀念过去那种“堕落街”粗陋、嘈杂，“烟火缭绕”的街角生活的，多半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中登”或者“老登”，“怀念的未必是当年的东西真的更好吃，而是怀念当年的回忆”。

对今天的年轻消费者来说，更明亮、更整洁、更适合拍照的夜市，本来就是他们熟悉的日常。再过十年，他们怀念的也许就是眼前这样的街角。

采访快结束时，我跟吕德文提起《爱情神话》这部电影。

其实几年过去，电影剧情已经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我突然想起的是一个戏份少得可怜的小配角，那个在弄堂口修鞋的皮匠。他认得出主角拎的是一双坏了跟的JimmyChoo，修好鞋，拍拍手，说，不和你说了，我的咖啡时间到了。

广八路对吕德文，大概也是这样一种地方。象棋摊在那里，卖水果的小车在那里，那些总会碰见的面孔也在那里。很多事情不用说成“归属感”或者“认同”，不过是一次次照面，待久了，一条街也就进了日常。

语音结束时，已经快到晚饭时间。我没有再问他那天会不会去广八路。大概也不必问。对吕德文来说，那不是一个需要专门说明的安排，更像一天里最普通的一部分：吃完饭，出门，沿着那条街走一圈，站着看一会儿棋，再慢慢走回来。

以下为《经济观察报》与吕德文的对话摘编。

经济观察报：您在《鲁磨路》里写到的那种灰色秩序，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一种合规化转型？

吕德文：应该可以这么说。过去我在书里写的那些灰色、已经影响正常秩序的部分，比如暴力执法、强占、抢占，这一部分确实在正规化。像我写的那种有第三方经营的夜市，到今天很多都已经“引摊入市”了，有牌照，也有管理标准。

但街角社会有一个悖论：你正规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会在那个边界上重新制造一个灰色地带。把原来街面上的摊贩引入合规夜市以后，原来空出来的空间，可能又会新产出那些没有手续的小贩。现在武汉街头的灰色空间其实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最典型的就是卖水果、蔬菜的小车。我写书的时候，一条路上有几辆都点得出来，现在大街小巷都挺多的。

过去有第三方经营的时候，那些小摊小贩好歹是有人管的。虽然这个第三方也不是合法主体，但这个地方事实上是它的地盘。现在这种占有地盘的人已经没有了，大部分都分散了，这种中间力量也没有了。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的夜市经济，和您调研时候、十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吕德文：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十年前那个夜市，服务对象就是面对面的，靠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口碑，或者靠大的人流量来维持营收。那个时候大部分主体还是进城农民工，中年人比较多，是一种讨生活的形态。

但是这几年，小摊小贩本身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符号意味。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创业，还有贩卖自己的手工制品，带有一定自我价值实现的意味，不是纯粹为了多挣钱。所以它跟我在《鲁磨路》里写的那种大多数底层讨生活的小摊，已经很不一样了。

现在各个街道、各个城市隔段时间都会组织集市。很多年轻人带着自己的作品过去卖，卖几天，再去下一个地方。现在这种自己创作、自己制作商品，然后自己来卖的方式，其实很多，在一部分年轻人里面还是挺流行的。

现在年轻消费者也很不一样。对他们来说，不是二选一，他们是都选。商场里面也在搞网红风，旁边的夜市他们也会去。其实现在商场里面那些正规经济，本身也在模仿这种灵活的、非正规经济的经营方式，也在模仿小摊小贩的经营方式。过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形态。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摊贩反而容易成为“网红体质”？

吕德文：这个问题我之前还真没有专门想过，但你一问，确实启发了我。摊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态特征，就是它跟顾客是面对面交流的。商场里面做饭的厨师跟顾客是不接触的，它不可能产生这种非常具象化的消费。但是我们到摊贩那里去消费，你消费的不单单是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还要跟他交流，你是见得到他这个人和这个手艺的。甚至制作过程本身，也成了我们消费的一种对象。

所以这种非常个性化、个体化的摊贩经济，确实和互联网制造网红的过程是相匹配的。最后真正有流量、产生网红的，往往都是因为这个小摊贩一方面符合大众对美好或者猎奇的想象，另一方面又比较回归普通人的一些基本情感和价值诉求。你像“鸡排哥”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这些网红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到影子，但它又特别有个性，有鲜明特点。

我觉得小摊小贩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里面比较真实的、或者用一个词来说有“质感”的东西。换另外一个词，就是“活人感”。它天生的体质里面有这个活人感。小摊小贩本身很具体，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幽不幽默，都很清楚；制作过程也很清楚；它的东西也讲究特点。所以这些加起来，其实都契合了今天这个时代里大家想要的东西，就是那种活人感。

至于很多人怀念过去那种“堕落街”式街角，我觉得更多还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心态。我们怀念的，不是怀念原来那个好吃不好吃，而是怀念以前的青春和那种回忆。但是对于现在年轻消费者来讲，现在就挺好。可能再过十年，等他们长大以后、年纪大了以后，他们怀念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

经济观察报：街头冲突明显减少了，这是因为管理理念升级了吗？

吕德文：不完全是。过去小摊小贩为了在一个地方卖东西，跟城管起冲突，他可以经常说“我死也死在这里”。今天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看法了。他摆摊就是为了赚钱，不摆其实也有别的出路。

从城管角度来讲也变了。我调研的时候，鲁磨路只有一个带队城管于忠，带着八九个协管员。整条路两公里，分散到每个点位也就一两个人。比如这个地方有一个摆摊的，他跟他说一下，第二次巡逻过来又说一下，第三次继续说。人家连说三次你还不走，他就很容易出现情绪上、执法力量上的失控。因为你不把这个处理掉，他没办法移到下一个点位去。

但是到了2017年、2018年，力量已经增加到四五十个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一个对一个，我就等着你走了以后才到下一个点位。过去是城管没办法跟小摊小贩耗，现在是反过来，你小摊小贩不可能跟他耗。

说白了，人的投入就是财政投入。很多宏大的词，文明也好、秩序也好、活力也好，放到微观场景里面其实也没那么复杂。都是资源投入，以及每个人做这个行为的动机在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