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红 | 《小镇里的中国》书摘：从道义到谋利：杨云发的蜕变

杨云发初次上访尝到甜头之后，就越来越迷恋于上访，对通过上访捞取好处产生了依赖。

从杨云发的上访过程来看，至少有三点理由可以说明他后期的上访行为是缺少道义支撑的。

其一，尽管他家以前确实困难，但是当他儿子、女儿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且均已成家之后，家里经济条件应该已经得到改善。杨云发再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上访，从情理上是难以说得通的。而在杨云发的上访材料里面，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已有工作之类的信息被他故意切割掉了，剩下的只有反复的诉苦。

其二，杨云发的儿媳妇年纪尚轻，且有工作，杨云发再给她找低保，不但与道义不符，而且违反了国家低保政策的宗旨。

其三，如果严格地从制度文本上看，杨云发以赡养烈士母亲为由上访要求补偿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在杨云发的再三请求下，当地政府也确实已经给了杨云发不少救助，包括低保指标、大病救助和其他钱财，可以说是仁至义尽，而杨云发却始终以赡养烈士母亲为借口反复上访，甚至要求以此名义为其儿媳妇换取低保，显然也与道义相悖。

杨云发自己也说：“以赡养烈士母亲为名，才能给一个理由，不然我拿什么理由去上访……我找他们，是要有理由的，找他们批钱。”在这里，杨云发抓住了革命烈士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党和国家既有政策也有义务优抚照顾赡养烈士母亲者这一理由。所以，与其说赡养烈士母亲是杨云发上访的借口，不如说这是他借此谋利的武器。杨云发为了实现自己的上访目的，将其父母赡养烈士母亲的事迹反复拿出来作为“护身符”。从杨云发的上访过程来看，他已经将上访作为谋利的手段，上访的目的就是获得国家的资源，他已蜕变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个体。

我注意到，杨云发在上访时很善于使用语言来掩饰、淡化甚至消解自己上访的真实意图。比如，当他来桥镇信访办催促张爱国和李华福给大湾岭村支部书记陈福禄施压时，他自己也说：“我就说，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落实了的话，我也是保证了一下的，以后不再上访。领导按领导的承诺办，我也按我的承诺办。讲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嘛，是吧？领导的话达到了的话，我再去（上访），就是我不对。”

当有人对杨云发屡屡上访谋求利益的行为进行指责时，他解释说：“也不是老百姓不懂道理，是……他们有的人说我：‘你不凭良心 ’，我说：‘什么叫不凭良心？’政府是给我们弄了低保，还给我们家大病救助，但那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时，对于能够很快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信访干部，杨云发也会对他们说一些好话：“每个人都像信访干部那样好的话，就没得信访了，上访的人就没得了。”“张书记（指桥镇党委副书记张华宇）蛮好。原来张书记管信访，他这个人蛮务实……有两回（我到区里上访），张书记在区里开会，（信访局）打电话叫人（指张书记）来，我就走了，不给张书记办难。”

从杨云发的上访过程可以看到，起初杨云发是握有道义依据开展上访行动的。尽管他的诉求不符合制度规定，但是当地政府还是酌情给予他补偿。在政府开了这个口子之后，尝到甜头的杨云发认为可以很轻易地通过这种办法捞取好处。所以，第一次上访大捷为他后续上访行为提供了动力。到后来，杨云发反复上访，尽管政府官员对他不满，但是，面对杨云发所掌握的道德话语优势和他胡搅蛮缠的狠劲，抱持尽快脱身和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政府官员也不得不给他继续开口子。

当然，我不是要从道义上对杨云发的上访行为进行苛责，而是力图进入其上访行为发生的逻辑之中。我更加关注的是为何杨云发会从一名具有一定的道义性、让人同情的上访者逐渐转化为一名丧失道义性甚至令乡镇干部头疼和讨嫌的谋利型上访者？

从杨云发的上访历程来看，他从一名具有道义性的上访者转化为谋利型上访者，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究其直接缘由，在于官民之间循环往复的互动与纠葛中所形塑的畸形政治心理和认知品格使然。杨云发在与政府部门的周旋中屡占上风，固然是因为他拥有丰富的上访 “经验 ”，具备踩线不越线的走钢丝 “技巧 ”，同时更是国家权力无法通过正常方式来摆平而不得不妥协让步的表现。当地方政府向杨云发让步时，杨云发就认为地方政府是可以谈判、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政府步步后退，杨云发就步步紧逼。杨云发能够通过踩线不越线、讲道理而不违法的平衡方式来有效规避国家权力的规训。再加上专断权力的行使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进程中受到严格规约，政府官员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灵活使用各种工具。面对杨云发的胡搅蛮缠、死缠烂打，讲和谐、讲稳定的政府部门也是一筹莫展。在杨云发那里，尽管他步步紧逼，但只要不越线，政府部门就奈何不了他。而承受着维稳压力的政府官员则希图通过让步的方式来 “感动”上访者，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为了尽量稳住杨云发，不让其继续上访，官员们不得不跟杨云发签订 “协议书 ”，保证给他一个低保指标。尽管这样的 “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杨云发也可以随时反悔，但是，官员们也只得依此而行。

其二，杨云发能够在跟政府官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屡屡占据上风，也在于当前的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为其谋利型上访行为提供了条件。在当前的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治理原则给基层政权戴上了一个“紧箍儿”，一票否决的考核制更让基层干部担惊受怕。而问题也恰恰在于，权小责重的基层政权承受了过重的信访维稳压力，面对上访专业户的胡搅蛮缠，他们时常不得不妥协退让，对许多问题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以换取暂时的稳定与安宁。

其三，杨云发成为上访专业户也与国家政策变化有关。税费改革后，国家发展战略发生变化，从以前的以农支工转变为以工哺农。国家对农村投入越来越大，出台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大量的惠农政策到达农村之后，在平静的农村激起了层层波澜，如何分配这些利益成为一个难题。一些“善于钻牛角尖之士”通过上访或者找关系为自己捞到好处，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上访者的胃口。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尝到甜头的上访者便有了继续上访的动力，从而最终成为依靠上访谋利的上访专业户。

正是在上访者自身体验与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之间进行双向互动、互相塑造的场景中，反复上访的上访专业户才被形塑出来。这些上访专业户既不是不讲“规矩”的人，也不是失去“良心”的人，更不是没有 “素质”的人。恰恰相反，他们讲“规矩 ”，有“良心”，更具备“素质 ”。只是在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的场景中，他们表现为一个既讲规矩而又时常破坏规矩、既讲良心而又常常违背良心、既有素质而又常常显得素质不够的多面复合体。在上访专业户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符合道义、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律规则之事，也有可能出现既不符合道义情理又违背法律规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