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之变：从“散珠碎玉”到“法典项链”的历史性跨越

绿水青山的保护神，永续发展的压舱石（一）

开篇：时代之问，法治作答

　　春风浩荡，万象更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亿万人民高度关注在北京召开的2026年全国两会。在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民生福祉的诸多议题中，生态环境法典是分量最重、意义最深、影响最广的重头戏之一。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的里程碑之举，更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的法治压舱石。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天蓝、地绿、水清，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是最动人的幸福图景。如何让绿水青山永驻中华大地？如何让美丽中国从愿景变为现实？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最优解？答案，写在一部厚重的法典之中，写在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里。法典者，法令典章也，即经过整理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关涉全国人民普惠福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事，须以法律的特殊形式来规范。

　　中华民族的门神形象，从东汉的神荼、郁垒，到唐代的秦琼、尉迟恭，降妖捉怪、驱邪避凶，守护家宅平安，只是门户内的心理安慰。而生态环境法典，才是万家灯火门户内外生态环境安全可靠的“保护神”。它以1242条的宏大体量，统摄水、气、土、生、碳等全要素，贯通治污、护绿、转型全链条，以法治之力，为自然立规矩、为发展定方向、为子孙谋福[1.1]利，铺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立法之变：从“散珠碎玉”到“法典项链”的历史性跨越

　　散珠碎玉。说起生态环境保护，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从《环境保护法》到《大气污染防治法》，从《水污染防治法》到《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再到《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据统计，我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律已有30多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制度体系。这些法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分散立法模式，逐渐暴露出碎片化、重复化、不协调、难协同的短板：管水的不管排污，管土的不管绿化，管林的不管污染，各自为政，难以应对跨区域、跨流域、跨要素的生态环境问题；“政出多门”、部分条款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磕碰”，基层执法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新兴领域如气候变化、新污染物、碳达峰碳中和等，缺乏统一规则引领，让执法者无所适从，也让守法者感到困惑。

　　用一部内容全面、关系协调、逻辑自洽的生态环境法典来解惑、统领，既是应运而生，也是顺势而为。如果说过去的单行法是各自为战的“游击队”，那么法典就是统一指挥的“合成军”。它将大气、水、土壤、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所有生态要素统筹纳入一个有机整体，让山水林田湖草沙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命共同体”中血脉相连的器官。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所言，法典将水、土、气、生等要素统筹整合，有助于避免碎片化管理，更加系统、协同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因而生态环境保护法典化，既不是把30多部法律捆在一起装订成简单的汇编，也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塑，是从“物理反应”到“化学反应”的质变。

　　法典项链。回望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历程，从无到有、从散到统、从粗到精，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这部法典即将诞生，映照着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成熟与跃升。法典构建起“五编一体”的完整体系，总则编提纲挈领，明确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统领全篇；污染防治编聚焦治污攻坚，提取公因式、统一规则，覆盖大气、水、土壤、噪声、固废、新污染物等全领域；生态保护编突出系统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守护生态安全屏障；绿色低碳发展编彰显时代特色，专编规定循环经济、节能降碳、应对气候变化、“双碳”目标，是世界环境立法史上的中国创举；法律责任与附则编强化刚性约束，衔接刑事、民事、行政责任，让法律长出“牙齿”。

　　从单行法林立到一部法典统揽，从要素分割治理到系统整体保护，从政策引导到法治刚性，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了从有法可依到有典可循、从分散管控到协同治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控的三大跨越，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总依据、总遵循、总规矩。这一变革，顺应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热切期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