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45：贵州高院唐某华、杨某祥正当防卫二审改判无罪案

今天我们聚焦一起正当防卫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无罪判决，将一场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起点的指控彻底逆转，让两名原本可能面临十年牢狱之灾的普通公民，最终被法律正名为正当防卫者。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唐某华、杨某祥，一个是旅店经营者，一个是驾车路过的群众。2017年12月13日凌晨，醉酒的丁某平兄弟俩在街头调戏并持械暴打两名女性。杨某祥路过劝阻，反遭追打；唐某华闻讯赶来，与持石块的歹徒对峙扭打。二人合力将施暴者制服后离开。然而，施暴者丁某平在被警方控制后，因醉酒自行用头部撞墙，次日抢救无效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唐某华有期徒刑十年、杨某祥有期徒刑三年。二审法院则彻底推翻一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

那么，判决无罪的核心理由是什么？它为我们揭示了正当防卫制度怎样的司法逻辑？

一是时间条件的判断：从“静止节点”到“持续进程”

检察机关曾提出，唐某华赶到时，侵害行为已经结束，防卫不具备“紧迫性”。但二审法院没有采纳这种“切片式”的观察。判决明确指出：从调戏、殴打女性，到追打劝阻者，再到持石块与唐某华对峙，不法侵害“并未停止，一直持续”。更重要的是，当丁某平手持石块与唐某华对峙时，虽然肢体接触暂停，但“依然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法院强调，不能苛求防卫人在情急之下对侵害“结束”做出“分毫不差的判断”，而应立足当时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来认定。这一判断，让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从冰冷的“节点”回归到鲜活的“情境”。

二是限度条件的考量：从“唯结果论”到“综合衡量”

面对丁某平的死亡结果，一审法院显然陷入了“唯结果论”的窠臼。二审法院则明确指出，认定防卫过当必须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判决进行了精细的衡量：虽然防卫方“二对一”，但侵害方手持石块这一致命凶器，防卫方赤手空拳，力量对比并不占优；二被告人的踢打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在对方倒地后便主动离开，行为具有明显的节制性；更为关键的是，丁某平的死亡是“多因一果”——严重醉酒、自行头部撞墙等自身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法院以此警示：不能只要造成重伤、死亡，就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

三是法律适用的革新：从“事后苛责”到“情境代入”

这份判决的精髓，在于它真正“站到了防卫人当时的位置”。它没有用旁观者的冷静去苛求当事人的精准，而是用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去体察当时的紧迫。判决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法律鼓励公民敢于同不法侵害作斗争，而不是要求他们成为精于计算的“格斗大师”。当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仍在，防卫行为具有节制性，那么，即便造成了严重后果，法律也应当给予防卫人充分的包容与支持。

法院最终依据《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坚决宣告二被告人无罪。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面对一审已定罪量刑的先例，贵州高院的法官们没有被“结果正义”绑架，而是穿透结果看过程，穿透损害看情境，穿透指控看本质。让公众看到：司法不应是冰冷的结果归责，而应是对防卫人那一刻处境的全维度理解与共情。

正如裁判要旨所昭示的：要防止“唯结果论”，避免只要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就一律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份充满司法勇气与人文关怀的判决，既是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庄严宣告，更是对每一位普通公民正当防卫权的坚实保障。

贵州高院以专业判断顶住压力，作出这份标志性判决。它不仅纠正了个案冤错，更激活了正当防卫制度，捍卫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该为贵州高院坚守法律底线、弘扬社会正气的勇气喝彩！向作出无罪判决的三位法官致敬！为在困境中坚持无罪辩护的律师点赞！

无罪判决，既是法治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对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坚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谢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华等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