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节选自《写出我心》
娜塔莉·戈德堡 著
广西科技技术出版社
即兴写作摊位
在你的学校、教会、禅学中心、托儿所举行园游会、嘉年华会或义卖会时，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以为自己没有东西可以贡献，摆一个即兴写作摊位就是了。你只需要准备好一沓空白的纸、几支写得流利的笔、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面招牌，上书“当场取诗”、“现场作诗”或“你命题，我作诗”。
我曾在明尼苏达禅学中心的夏日节和园游会活动中，摆摊售诗三年。一开始我很客气，一首诗索价五毛钱，但到了第二年就涨价成一块钱。一整天，摊前都有人在大排长龙。我请顾客随意命题，题目包括“天空”、“空虚”、“明尼苏达”，当然还有“爱”。孩子们请我写紫色、他们的鞋子、肚子的诗。我的规矩是把一张标准规格纸写满为止，不删改，中途也不停笔重读。我也不管写出的句子是否符合诗的格律，就像写我的笔记本一样，把一页填满。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练习。
本文配图：电影《恋上哲学家》
据说，日本有些伟大的禅诗人每写完一首美妙的俳句，便将诗稿塞进瓶中，然后将瓶子投入河中或附近的溪涧里，任它随波逐流而去。对任何写作人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受羁绊的深奥例子。即兴作诗摊子虽是二十世纪的事，却有着一样的道理，即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态下练习写作。光是写，而不重读，并让它散佚于世。有几回，当我写着写着，感觉自己真的搔着了痒处，但我还是把那张诗稿递给隔桌的顾客，然后回过头继续写下去。
卓扬创巴曾说，要经商，得先当个好战士。你必须无所畏惧，随时都愿意舍弃一切。设置写作摊位给了你当个好战士的良机：你必须割舍一切，因为你写好的稿子得立即交给顾客。如此快速写作会让你确实地放松控制，我写出来的，总是比我原本想说的多了很多。我真怕有个孩子请我写篇有关水果软糖的悦目文章，结果我却滔滔不绝地讲起看你吃的是哪种颜色的软糖，五脏六腑也会随之变成绿的、红的或蓝的。
不过，我们绝对不可低估人们，他们的确都想听真话。诗摊极度受欢迎，虽然美国社会并不特别支持诗人和作家，可是人们对于写作这件事却偷偷地怀抱着梦想和尊敬。十年前我还住在新墨西哥州道斯时，以五十美元的月租，租了一间破烂的泥砖屋。房东三十六年前在这屋里出生，但他恨透了这个屋子。当时他已迁居阿布奎基，是个事业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保险经纪人。凡是选择住在他老家一带的人，都被他瞧不起。我像个热心的异国人士似的，爱透了那间屋子，一点儿也不在意厕所在户外、只有一个冷水龙头，以及烧柴的炉子。房东驾着他的大车子从大城市下乡来时，我多次设法对他表示友善。可是不论我怎么做，似乎都无效。我们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有一天，我接到他快递来的一只厚厚的信封，心想：“糟了，他要涨房租。”（每回只要我把屋子改善了一点，他就涨房租。）拆开封套时，先看到从地方报上撕下的一则新闻，报道我前一周举行诗作朗读会的事。一看到这张剪报，我立刻想到：“糟了，他要赶我走。”结果，我读到的却是东尼·贾西亚的来信，他说：“亲爱的娜塔莉：我了解到你是位诗人，随信附上我在这十年来所写的二十五首诗，你下一次举行诗作朗读会时，请你念念这些诗。”我做梦也想不到竟然可以用诗来和他交朋友。
一年前，我收到一位男士寄自旧金山的来信。信中说，他曾经十分迷惘，日子过得一团糟，因此加入了海岸防卫队；他只带了两样东西到海上服役：家人的照片和三年前我在明尼苏达园游会上替他写的一首诗。写那封信的时候，他生活过得很好，靠计算机赚了钱。他问我缺不缺钱用，缺的话，他很乐意寄点钱给我。他写道，他一直把我写的那首诗夹在他的皮夹子里。
老实讲，我压根弄不清楚那首诗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希望诗中讲到了一些美好的事物，比方那天下午我们头顶上那些高大的枫树、马路对面湖上的光芒、溜冰鞋转动的声音、远方飘来吹奏萨克斯风的乐声，还有那年夏天能置身明尼苏达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摆设写作摊位是让人学会放空的大好练习。把一切都放空吧。从现在开始，完全做个写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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