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工人”第一城，诞生

文|凯风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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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就业人员最多的城市？

近日，各地陆续发布第五次经济普查公报，以2023年为时间节点，全方位披露就业人员数据。

先看广义就业人员，包括单位从业人员与广大个体户，为宏观上的就业人群。

我国共有7城就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重庆、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苏州。

其中，重庆是唯一超过1500万人的城市，对比3200万的人口规模，就业人员占比不足50%，更多是“一市堪当一省”的体量优势。

北上广深均超1300万人，与其他城市明显拉开差距，见证一线的综合实力。

不同的是，广州拥有更多个体户，这与其开放包容的氛围、来者不拒的环境、更具性价比的生活成本不无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州，人口规模排在10名开外，但就业人员数量高居前七，明显高于人口更多的武汉、天津、西安、郑州。

与苏州一样的还有东莞、宁波、佛山、无锡，就业人员总量排名均高于其人口排名。

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性，均为制造大市，产业相对发达，就业岗位相对充足。

反观一些千万人口大市，广义就业人员数量占全体人口比重不足50%，就业能级与人口能级不相匹配。

这也说明，城市规模之大，人口规模之多，不等于竞争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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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打工人”第一城？

与广义就业人员不同，“打工人”特指机关单位、企业的就业人员，即“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打工人”数量越多，占比越高，意味着就业空间越大，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越多。

从“打工人”的视角来看，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打工人”第一城，从重庆变成北上深，三地不分伯仲。

北京、上海、深圳，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均在1300万以上。

广州、重庆紧随其后，均超过1000万，与北上深存在一定差距，却也与其他城市拉开明显距离。

在千万人口大市中，苏州、成都“打工人”超过800万人，杭州超700万人，东莞、郑州、武汉超过600万人，西安、天津则是500万+。

还有一批千万人口大市，青岛、长沙、石家庄“打工人”不足500万人，反而不及人口尚未突破千万的宁波、佛山、南京等地。

如果从“打工人”占全体人口比重来看，深圳则成了毫无疑义的“打工人”第一城。

深圳单位就业人员占比超过70%，“搞钱之城”“奋斗之城”名副其实。

东莞、厦门、苏州、宁波、北京超过60%，除了北京都是工业城市，再次见证制造大市的就业含金量。

杭州、广州、南京、无锡、佛山、上海等地超过50%，这些城市均有多元主导产业，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就业岗位。

令人意外的是，跻身“双万”城市之列的郑州、青岛、武汉、长沙、西安、天津，“打工人”占比不足50%。

GDP总量跻身全国前十的成都、重庆，“打工人”占全体人口比重不足40%。

而沈阳、长春、石家庄、哈尔滨更是不足30%，就业人口在总体人口的占比相对较低。

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或是因为市域面积过于庞大，农业人口众多，形成摊薄效应。

或是因为老龄化过于严重，退休人口基数庞大，多数不计入就业人员中。

或是产业结构偏向B端，以资源或资本密集型为主，重化工业虽易拉动GDP，但对就业的带动相对有限。

或者是产业实力与经济体量不相匹配，缺乏足够多元且实力强大的支柱产业，无法吸引更多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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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正的就业之城？

一座城市是否适合就业，除了薪资水平、发展前景外，主要取决于就业容量、就业结构。

从五经普就业人员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其一，常住人口多，不等于就业空间大。许多万亿GDP城市、千万人口大市，就业容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这与我国的广域型政区有关，许多地市既有城市又有乡村。

一些千万人口大市，更多只有规模优势，借助广域型市制，可以轻易做大经济、人口体量，却无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其二，就业人员与人口规模成正比，但更多受产业结构影响，产业才是聚人、留人的根本。

深圳、苏州、东莞、宁波、无锡、佛山等地，就业人员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与其制造强市、产业大市的底色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孔雀东南飞”，尤其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正是经济、产业、就业竞争力的体现。

其三，就业结构至关重要，越能提供更多高薪岗位的就业，就越有吸引力。

在我国，平均工资最高的三大行业分别是互联网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三大行业平均工资分别达23.8万元、20.2万元、17.5万元。

总体来看，三大高薪行业就业人员最多的当属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杭州，其他城市都在百万左右或以下。

其中，北京多达368万人，上海为248万，深圳、广州分别为194万、179万人，成都、杭州则为140万、126.8万人。

总之，择城而居，本质是择业而居。就业容量决定城市下限，产业质量决定城市上限。

读懂就业数据，才能读懂一座城市的真实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