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操墓前送布洛芬的我们：如何让朝露般的生命获得重量？

「死亡无法被战胜，但生者之间在死亡的提醒下采取更为珍惜的心态，就让朝露般的生命有了重量。」

清明时节，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供品柜前，出现了一幕与传统祭扫迥异的景象。柜中码放一盒盒布洛芬，几乎凑齐了市面上所有品牌，被人戏称为布洛芬博览会。

（网友们给曹操陵墓前送满了布洛芬）

据博物馆方面统计，仅2025年一年便收到了776盒布洛芬。有人还附上手写信笺，工工整整地叮嘱丞相一日服用三次，每次一片。也有人送上短歌行中“何以解忧”的杜康酒，以助曹操与波谲的政局战事交手。

（曹操陵墓前各式各样的祭品）

无独有偶，人们还在武侯祠前放上高铁票，寄希望于发达的现代交通以抚慰诸葛亮六出祁山舟车劳顿；在张居正墓前备上痔疮膏，以体恤这位改革家积劳成疾、带病理政的艰辛，在曹丕墓前为这位患糖尿病后惊惶、暴躁、脆弱的魏文帝送上降糖的二甲基双胍，与他见证过瘟疫下无差别死亡和体验过病痛中痛苦彷徨的生命汇合。

（网友们给张居正送上的痔疮膏）

布洛芬、马应龙、二甲基双胍和高铁票，跨越千百年通向了不同的历史周期，关照着权力功名背后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那么这些药究竟为古人而备，还是为当代人无处言说的脆弱开具的处方？当历史被如此温柔地肉身化，我们或许正在重新学习如何面对死亡、遗憾与失去。

考古团队在安阳高陵被认定为曹操的遗骨上，发现多颗牙齿蛀得相当严重。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严重的牙髓炎很容易沿着三叉神经引发剧烈的偏头痛，这与《三国志》中记载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的症状高度吻合。头风一发作便心乱目眩，痛苦难忍。正史之中，华佗为其针灸，曹操却说佗能愈此病，然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其多疑与病痛的纠缠可见一斑。

（饱受头痛困扰的曹操找来华佗为其医治）

因此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选择了这盒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止痛药，摆满在曹操墓前，在两千年后给他束缚半生的头痛提供一种解放的可能。

这一行为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彻底的肉身化。千百年来，曹操的形象被层层叠加的文学史料所覆盖。舞台上他是白脸奸雄，小说里他是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冷酷权谋家，史学争论中他或为能臣或为枭雄。但这些形象无一例外都悬浮于肉身之上，仿佛曹操只存在于政治斗争与军事谋略的维度中。

（曹操的京剧形象与影视形象）

而我们送布洛芬时，拨开了那些既定的符号，开始直视被宏大叙事淹没的生命细节，涉入了他的命运之河，获取了他的具身体验，作为一具躯体的实感不停地涌入，以病痛，以愁烦，以衰老，以死亡。

因此这种祭扫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历史教育倾向于灌输一种仰视姿态，要求我们膜拜伟大、铭记教训。这些切实而坦然的新型祭扫行为代表着一种平视的关怀，我们开始主动创造与过去的联结方式，不再被动接受传统历史叙事给出的情感模板。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对曹操不落窠臼的解读）

与曹操一同被祭以特殊物品的还有身为南唐后主的李煜，他在亡国后便被软禁在汴京，至死都没能再踏回金陵一步，最后葬在洛阳北邙山。

不少人感念于这份悲情，从南京带来一小捧土放在墓前，算是替这位千古词帝圆一个回家的梦。这捧土的分量极轻，轻到一阵风就能吹散，但它所承载的意义极重，凝结着一个至死无法完成的心愿，流淌着一种人生天地步步紧缩后被命运剥夺的归属感。历史与生活相互介入后，酝酿出了新鲜、强烈而触心的感受。

（网友们送给李煜的金陵土）

这些无比生活化的祭品祛除了历史的陌生感，让书本诗文里扁平化的古人重新成为“人”，也将历史从庙堂之高拽入江湖之远，让千百年前的面容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当代性。

虽然祭拜指向墓穴中的逝者，但仪式的主体与观众始终是活着的我们。需要布洛芬的究竟是曹操，还是那个在深夜被偏头痛折磨却无人倾诉的当代人？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墓前放下药与土的同时，也在自己心里放下某种渴望被看见的疼痛与乡愁。

历史不曾如此真实地疼痛，恰恰因为现代人从不曾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容器来安放自己的脆弱。那么，这些种在历史土壤里的布洛芬，究竟是为古人播下的慰藉，还是为我们自己埋下的解药？

这些祭品表面上是玩梗，实质上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纪念方式，是年轻人在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弥补千年前的遗憾，用现代文明成果抚慰历史人物的苦楚。

这些祭品之所以令人心头一暖，恰恰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治愈。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仿佛真的能为那些千年之前的遗憾做点什么。

这种治愈逻辑也贯穿在当代生活中。

年轻人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观看各种解压视频，切割肥皂、清洗地毯、修马蹄、整理房间等内容的浏览量居高不下，这些画面提供一种短暂而确定的秩序感，把生活拆解为可操作的微小单元，每一个单元都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从混乱到整洁的转变，看似无聊的劳作反而搭建出生命的节律，熨平了他们内心某处被生活揉搓出的褶皱。

（在网络上大受欢迎的解压视频）

此外，我们也越来越频于给自己贴上各种自我诊断的标签，ADHD、前额叶发育不完全、回避型人格。把每一个问题都被拆解成可以观看、可以模仿、可以消费的小单元，为自己的感受求得一份来处。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风靡全网的各种自我诊断方式）

现代人们往往被困于既定的评价体系中，在左冲右突而不得出的生活中苦苦寻求一个结果，也许是一个升学名额，也许是一个工作机会。而通过给古人送去他们收不到的祭品，人们可以感到与广大悠长的历史共通的快乐，并从结果中解放出来，感受到一点不被条件限定也不被结果定义的，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生活中苦苦追寻结果的年轻人们）

熟悉的关怀予以遥远的对象，反而带来了回转的力量，人们在历史人物身上辨认出自己的困境，然后用最日常的物品替那个困境喊出一声被听见的叹息，俯仰之间，时代与处境加在古今两代人身上的束缚似乎都得到了解开。

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形式化的虚假感动和低劣的抒情，但对于人生天地步步紧缩的现代人来说，在死去的古人身上通过这种寄托，能够在旧的生活中唤起新的生命。

（网友们为诸葛亮送上的高铁票）

回到这些祭品本身，它们往往带有一种自嘲式的幽默。幽默在这里成为一种情感缓冲，它把沉重的东西变得可以承受。死亡、病痛、遗憾，这些原本令人窒息的话题，在笑声中获得了呼吸的空间。

年轻人用这种轻盈的方式谈论失去，用玩梗的姿态表达悲伤，用看似不严肃的态度完成最严肃的祭奠，让哀悼从沉重的仪式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情感。

曹操墓前的布洛芬没有一盒能真正止住他的头痛，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像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巨石那样不断送上新的药呢？

在现代社会，我们完成了对死亡最彻底的祛魅，却未能提供替代性的意义系统。当死亡被剥去一切神秘色彩、被还原为生物学上的心跳停止之后，生者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了。

（心跳的停止让我们确认生命的逝去）

传统社会中，死亡始终笼罩在某种魅影之下。无论佛教的轮回转世、道教的羽化登仙，还是民间信仰中的阴间世界，都为死亡之后的去向提供了一套想象性的解答。

这些解答或许经不起科学检验，但它们具备人类面对死亡时最重要的心理功能，给死亡一个意义框架，让生者的哀伤有一个去处。一个人去世之后并非彻底消失，他去了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活着的人可以通过祭祀、烧纸、诵经与他保持联结。

（电影《人生大事》中小文外婆离世后大家的安慰）

这套意义系统维系着生者与死者之间最脆弱的那根线，让死亡不至于彻底斩断一切。

而现代科学对死亡的研究虽然是一种知识上的进步，但祛魅之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真空。

当死亡不再通向任何地方，死者不再以任何方式存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结便失去了依据。于是悼念变成了一场没有对象的告别，人们面对一个空无一物的深渊，不知道该把情感投向何方。我们渴望用科学解释一切，却需要某种超越科学的温暖来包裹死亡的冰冷。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乔夕辰给离世的好友胡晶晶发送微信表达思念）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猝不及防的失去。每一次失去都在提醒人们死亡与我们的休戚相关。

但在一个死亡被彻底祛魅的时代，许多人的哀伤找不到出口，许多人的悼念找不到方向。于是有人选择围观，有人选择消费，有人选择沉默。

而为古人的陵墓祭以布洛芬、二甲基双胍、车票，之所以引发广大网友的跟随和模仿，或许恰恰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出口，让我们可以用自己最日常的方式去关心那些已经离开的人，把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变成一盒药、一张票、一杯酒，并愿意相信这种关心不是徒劳的。

（《人生第一次》中，巢老每周乘地铁转公交去养护院照顾逐渐遗忘他的妻子）

当死亡只能以特定的程式被言说，我们的情感空间便被收窄为一条狭窄的通道；而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拓宽这条通道，让死亡从禁忌的阴影中走出来，成为可以被日常语言描述、被现代物品指代、被屏幕两端的人们共同分担的经验。

也因此，这个哀悼的时刻具有了哀而不伤的品质，当他承认自己与死者之间依然存在某种连接时，用充满着相信和体谅的积极情绪去面对既定的消逝，他也在确认自己与生者之间联结的可贵。

它重新把死亡拉回到日常生活的半径之内，死亡从令人望而生畏的面目中爬出，从需要被超越的障碍回归到一个普遍的人生阶段，谈及和面对它时就像偏头痛需要布洛芬一样自然。

（《人生大事》中老莫的感慨）

这并不意味着死亡的严肃性被消解。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日常化的处理，让死亡获得了更深刻的意义。

当死亡不再被神话和被禁忌时，反而能够以最本真的面貌呈现。死亡是一种失去，而失去是人类共通的命运。面对这种命运，每个人能做的就是像放下布洛芬一样，放下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告慰。

死亡无法被战胜，但生者之间在死亡的提醒下采取更为珍惜的心态，让朝露般的生命有了重量。

加缪说，他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面对死亡这一不可逃避、无法改写的普遍人类境遇时，切断自哀的循环，用新的生命态度来直视它的我们，也会处处发现幸福的可能。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