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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叁》
李煜,南唐末代君主,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立为太子,旋嗣位,奉宋正朔,称江南国王。在位十五年,国亡后被俘至汴京,封违命侯。后为宋太宗鸩杀。善属文,工书画,能音乐,尤以词名。与父李璟有《南唐二主词》。李煜画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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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画像
引言:一个文化符号的生成与嬗变
2013年,关于“河南洛阳发现疑似南唐后主李煜墓”的消息甚嚣尘上,起因是同年6月中旬,孟津县(2021年,撤销孟津县,设立洛阳市孟津区,以原孟津县、吉利区的行政区域为孟津区的行政区域)文物部门在朝阳镇后李村巡查时发现了一些残缺的唐宋时期石翁仲、石羊、望柱等墓前石刻,当地也有南唐后主李煜葬于此地的传说,工作人员就此撰写了“洛阳孟津疑似李煜墓”的信息,并由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现为洛阳市文物局)公开发布。后经该局澄清:疑似李煜墓只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民间传说,目前尚无考古学依据。该信息发布乃工作人员失误所致。后大河网等洛阳媒体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一晃十年后,即2023年9月,有博主在小红书平台提到为王之涣、李煜立碑一事,并于11月开启民间众筹,截至12月6日,共募集款项14020.87元,又于12月9日举行王之涣、李煜立碑情况说明暨揭碑仪式。立碑之后,陆续拜谒者不绝,两年后,随着一些视频博主,如有山先生等人做了相关视频,热度逐渐升温,终于在2025年的清明节达到顶峰。为此,不断有网友提议,如“零成本、分阶段打造李煜墓的方案”。孟津区相关负责人回复如下:文献记载李煜墓葬于邙山之上,但在考古学上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李煜墓位于后李村。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进行的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公布的成果中,后李村未见有封土墓或夷平冢。名人墓尤其是帝王陵墓的认证有着十分严苛的认定程序,李煜墓位置目前只有文献记载,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缺乏直接物证,暂不宜认定李煜墓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网友首次建言,早在2021年,就有网友提议“重修千古词帝李煜墓”,当时孟津文广旅局以“目前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尚无法确定李煜墓的具体位置,因此暂无法开展该项工作”予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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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孟津后李村“李煜墓”(杨克楠 摄)
十年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李煜等名人的追思凭吊非降反升,官方抑或报刊的几句锐评很难消弭民间的情绪。这种现象颇值得今人反思。
接受史中的身份颠簸:从违命侯到文化圣徒
李煜的接受史的开篇处永远粘连着牵机药的青紫色阴影。宋人欧阳修纂修《新五代史》时,刻意添加的“性骄侈,好声色”六字批语,延续着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程序。《养疴漫笔》等宋人笔记更云:“神宗幸秘书省,阅李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其以宋徽宗力压“词宗皇帝”的隐秘叙事中,赵宋王朝完成对前朝文化的收编与祛魅。有宋一代,士大夫均有着高度政治使命感与济世安民的责任感,在理学思维模式与诗化之词的“言志”系统内,他们和“享乐、荒废政务,以致亡国”的李煜,基本上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苏东坡在《书李主词》中对后主《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末三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评价道:“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其从“言志”的角度来坚守宋朝士大夫的操守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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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文会图》(画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但文学记忆始终在对抗历史定谳。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虽将李煜等五代僭主打上“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的标签,但也无法忽视其词作的立格之功、奇巧之美,又不得不在之后附上“造语有思致”的评价。这种吊诡的编排恰似权力场与艺术场的永恒角力: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评价《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道:“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加以道德包裹,宋代士大夫在词的创作与评价中,始终难以将李后主视为士大夫身份的典范。这也即李清照《词论》所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明代词学谱系的重建构成李煜的接受史的转机。其时,尚“浅近”、尚“婉丽”的词坛审美标准,使得“邻于词调,故臻上品”的晚唐五代之词更受推崇,胡应麟的《诗薮》将李煜置于“词家王孟”的审美圣殿,以山水诗派的美学体系消解政治批评。而李煜词“自抒真情,直用赋体白描,不用典,不雕琢”的特质甚为明人推崇,在士商结合的大风气下,一方面,吟风弄月,自诩风流才子,使他们能对同样身兼文人和艺术家的李煜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受身份与市井趣味影响,不能及李煜的皇家贵气,加上花、草之风兴盛,使明词失之轻佻艳俗、意不胜辞,故他们打内心倾慕李煜词那种气韵天成的文雅含蓄与清丽高浑。
清代词学中兴带来接受维度的螺旋形突破。对李煜词的尊崇由明末陈子龙开端,到纳兰性德、周之琦、谭献、王鹏运和况周颐,步步加深,而以王鹏运“词中之帝”的赞誉最为耀眼,这不仅是一种称扬,更是对其词史地位空前绝后的封诰。而“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沈去矜《词论》人、“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等评价更是用诗学现代性提前百年解构了《新五代史》中的傀儡形象。
在清末学术转型的语境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以现代美学视角重构了李煜词的价值谱系,将其“赤子之心”的生命体验提升为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这一阐释范式在1934年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序》中得到学理呼应,当“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经典论断被体制化阐释后,李煜词艺实际上被纳入了民族文学现代化工程的认知框架。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对“亡国之音”的政治批判与新时期的“纯文学”正名运动,本质上都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权力话语对文化符号的征用机制。
失败者神话的重构:当代精神困境的古典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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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
在李煜的接受史中始终贯穿着失败者的耻辱烙印。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到沈际飞的“后主、炀帝,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道德批判与审美体验的撕裂始终存在。但数字化时代年轻人对李煜词的空前关注,实质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瓦解了传统价值评判体系。短视频平台上古风coser演绎的“垂泪对宫娥”,通过角色扮演解构了历史教育的训诫功能。
“996”高压下的青年在李煜词中找到了精微的情绪宣泄口。《虞美人》中的“故国不堪回首”被异化为对故乡高房价的怨叹,《相见欢》里的“林花谢了春红”成为离职季的朋友圈标配文案。这种改写虽显粗暴,却暗合新历史主义的解构策略:将古典文本转化为当代生存困境的密码本。
更深刻的共鸣源于价值系统的同构性。当“佛系”“躺平”成为代际标签,李煜后期词中“一任珠帘闲不卷”的疏离姿态,恰与存在主义哲学形成隐秘对话。年轻人从中找到了对抗绩效社会的诗意盾牌。
饭圈文化重构了历史人物的价值坐标。应援站里“煜崽不哭”的群体性守护,将传统认知中的亡国罪人转化为需要母性呵护的文化IP。这种重构看似荒诞,实则创造了新的阐释维度:在虚拟空间中,李煜的人生失败转换为“美强惨”的养成剧本,其文化意义不亚于但丁对地狱篇的美学拯救。
魂归何处:象征意义与实证主义的疏离与对立
关于李煜葬地,正史等多有记载,基本没有太大争议,如陆游《南唐书·后主本纪》载:“赠太师,追封吴王,葬洛阳北邙山。"又徐铉《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并序》(即李煜墓志铭)载:“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县某乡某里”“二室南峙,三川东注。瞻上阳之宫阙,望北邙之云树”。这些记载均明确李煜葬于洛阳邙山,徐铉还撰《吴王挽词》二首,其一云“青松洛阳陌,荒草建康宫”,其二云“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哀挽周原道”句注:“李煜葬洛阳北邙山,洛阳为周都城。故云。”“铭旌郑国门”句注:“李煜拟葬洛阳北邙山,自京师汴梁送葬至洛阳经过古郑国都门(今河南郑州市)。”从中也可明确李煜葬于洛阳北邙。而按《湖广总志》言:“李后主墓在通山翠屏山北,且言李煜卒,以五十二棺同日出葬,为疑冢。”此说法出现较晚,当为后人杜撰。
但邙山绵延百余里,李煜具体葬于何处暂不明确,但《徐铉传》载:“煜卒,诏铉为撰神道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许之。故铉之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太宗览读称叹。"似李煜墓前曾立神道碑,此轶事亦见《东轩笔录》《容斋续笔》和《墨庄漫录》等宋人笔记中。但神道碑今已不见,若有,则明确其前有石像生,这也是后李村发现石羊等墓前石刻引人遐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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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邙山图》
后李村位于洛阳孟津区朝阳镇西南3千米处,故老相传,其名源于南唐后主李煜。975年宋灭南唐后,李煜被俘至汴京,后于42岁生辰宴上因故身亡,葬于洛阳北邙山。后人感念其身世,于其墓前聚居成村,取名“后李”,意寓“后主李煜”。而在后李村的西北方向2千米外,有个叫周寨的村子,有人指出周寨村或为追念李煜第二任妻子——小周后而成村。
2013年,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后李村因民间传说南唐后主李煜墓葬于此而引发关注。《洛阳日报》的记者在当地村民和文物部门带领下探访了村北“老坟台”地块。村民李连超指认地下有墓室(深约6米,长宽各4米),并传说李煜死后由李姓旧臣守墓定居,形成后李村。过去,村民曾挖出疑似李煜墓志铭,并发现唐宋时期石翁仲、石羊等墓前石刻。鉴于此,孟津县文物局2012年展开调查,发现该墓多次被盗,无确切记载。2013年联合勘探初步显示存在大型唐宋墓,据说发现地底深6米处的确有一个墓葬,属于古墓葬,墓室4米×4.5米,墓区建筑为20米×20米,有三道过洞、三眼渗水井。此墓时代与李煜死葬期吻合,但缺乏直接证据(如墓志或文献)。
时代较晚的文献,如清修《河南通志》卷四十九《陵墓》载:“李后主墓,在府城北一十里北邙山,即唐后主李煜也。"府城即明清洛阳城。而民国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载有出土于后李村的开元十年(722)《李琪墓志》,其载:“权厝于北邙旧莹南原,礼也。”其铭言:“洛阳城北,宣武陵东。”可见后李村的确在宣武陵(今冢头村)以东地带。此外,洛阳市后李村还出土有《路恽墓志》,其载“开元二十年,葬于河南县瀍水西原。”但这些出土于后李的墓志只能说明该地是唐宋时人的卒葬地之一,尚无法明确这里与李煜有关。
需要强调的是,名人或者帝王将相的墓葬认定程序有一套严谨的考据和逻辑,典型的如安阳西高穴大墓(经认定为曹操墓)的认定问题。齐东方先生提出:考古学科学发掘的遗存有准确的地点、环境、组合,获得的实物虽然是“哑巴资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丰富。西高穴大墓的主证、副证、旁证都纷纷指向曹操,并形成证据链或证据群:
(一)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二)墓葬规模与曹操身份相符。
(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终制》。
(四)符合文献资料记载的高陵位置。
(五)鲁潜墓志的旁证。
(六)称谓相符。
(七)“魏武王”铭牌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
(八)墓葬中发现的男性遗骨年龄为60岁左右,与曹操去世时年龄相符。
(九)出土物与曹操遗令薄葬相符。
但许永杰先生亦指出,多条证据咬合成功,得出的也还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还不等于直接证据得出的实证结论。如果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仅有量的积累是不够的。因为不能给量的积累到何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下定论,何况量的变化不一定都能引起质变,间接证据积累再多都是间接证据——就像六大证据与九大证据一样,都不会转变为直接证据,只是增加了立论的可信程度,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之所以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就差在墓内未存带有“曹操”字样的印章类的遗物,缺乏足以一锤定音的直接证据。
因此,从考古学上认定李煜墓的可能性从目前的已做工作来看微乎其微。
文化记忆的现代性重构:实证理性与情感认同之间
围绕“疑似李煜墓”的讨论,核心在于如何更妥善地保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平衡考古实证与现实凭吊二者的关系,并在决策中更充分地尊重历史复杂性、学术独立性和公众文化情感。这要求今人在制度设计、评估方法和公共参与等方面持续探索和完善,以期在现代化进程中更有效地守护文明的多样记忆与精神根系。
文化记忆保护中的普遍挑战
学术研究与行政决策的平衡:地方学术机构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其独立性可能受到挑战。在涉及重要文化遗产的评估与决策中,如何确保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不受非学术因素过度影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文化记忆价值评估体系的复杂性:如何建立更加科学、透明、多元的文化记忆价值评估体系,避免评估过程过度简化或单一化,是提升保护工作有效性的关键。这包括对历史人物、事件及其物质遗存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理解。
文化记忆保护的公共性与参与度:文化记忆不仅属于专业领域,也承载着公众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如何更有效地搭建平台,让专业学者、管理部门和公众能在充分信息基础上进行沟通与协商,是提升文化治理公共性的重要方向。
历史记忆与多元诠释的价值
无论此次争议对象是否与李煜相关,类似事件都提示今人对文化记忆保护的意义:历史连续性的物质见证: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关联遗存,是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脉络(如南唐文化)的重要物质线索。其保护有助于维护历史叙事的完整性。
历史诠释的多元空间:重要历史人物(如李煜、王之涣)的形象与评价具有复杂性。与其相关的物质遗存(即使仅为“疑似”),也为公众提供了理解历史人物多重面向的潜在空间,避免历史认知的扁平化。
文化情感与地理认同:特定地点与历史人物、文学意象的关联(如李煜词作中的情感表达),常常成为地方文化认同和公众情感寄托的一部分。对这类关联点的尊重,有助于维系文化记忆的丰富性。
尾声
站在伊洛河畔遥望消失的李煜墓址,让人叹惋。当物质载体灰飞烟灭时,文字构筑的精神飞地或许是今人最后的避难所,其终将在词语的朝圣中获得永生——这是《虞美人》穿越千年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时间长河永远无法摧毁的文化韧性。正如被毒杀的词帝在绝笔中构建的永恒世界,真正的文明传承从来不在青冢石碑,而在每个用母语吟诵的赤子之心。
2025年4月22日,《大皖新闻》披露洛阳白马寺确认寺内某墓葬为狄仁杰墓的消息再掀涟漪。这一历史轮回的隐喻式重演,恰为本文讨论的文化记忆困境提供了跨时空注脚——当实证主义与集体记忆在当代持续角力,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真伪”二元框架的认知局限?
文章作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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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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