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银行贷款“买”来的青年才俊，办事一点都“不讲人情”

文│张宸

余跃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首任行长，是重庆解放初期财经工作的主要干部之一。

据马善勋（原和成银行职员）回忆：“余跃泽不讲人情哦，那个时候美丰银行的同事去找到他，他不一定买账的。”余跃泽虽然和美丰银行有渊源，但除了工作安排、业务联系等公事外，他尽量与私营银行人员保持距离，避免私下往来。在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余跃泽对原美丰银行同事避而远之。

余跃泽真是这样“不讲人情”吗？余跃泽并非“不讲人情”，而是在金融接管岗位中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工作职责，讲求原则，不徇私情：对于美丰银行停业前请求贷款，人民银行虽未予以直接支援，但美丰银行停业后解雇的职工，大多转考入人民银行，最大程度得到安置；改革开放后，余跃泽多次参加在重庆举办的美丰同仁联谊会，视原美丰的同事为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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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求学，入职银行

余跃泽

余跃泽原名余昌志，1922年5月生于重庆城区南20公里处的一户穷苦家庭。父亲做过基督教堂的守门人，通过教会的关系，寻求到重庆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刘子如的帮助，余跃泽进入刘子如创办的重庆孤儿院求学。1914年，刘子如在临江门创办重庆地区第一所教养兼施的孤儿院——重庆孤儿院（1927年重庆建市后，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招收男女孤儿，并负担大部分费用。

余跃泽小时候聪明、诚实，深得刘子如的信任和关爱，经常出入于刘子如在富成路的家中，为其送信、拿毛背心或叫家里派轿子接送刘子如等。余跃泽学习成绩好，从孤儿院毕业后被保送到川东师范。1986年，他在给孤儿院学生、抗美援朝退伍工程兵张蓬才的信中说：“刘子如在解放前是个爱国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慈善家，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就我来说，旧社会家贫如洗，就是靠他办的重庆孤儿院收养，才能受到启蒙教育，以后又由孤儿院保送入川东师范，才走上革命道路。”

川东师范全名川东师范学堂，最早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在重庆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师范学校，是四川东部36县培养师资的基础。此后，川东师范多次更名，于1950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是今西南大学的前身。1925年，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曾短暂任教于川东师范。

1937年，余跃泽从川东师范毕业，考入重庆美丰银行当练习生。美丰银行从1931年至1948年共招练习生27届，共737人，平均每次招考仅录取27人。尽管考试十分严格，录取率极低，但是报考青年趋之若鹜。美丰银行十分重视练习生，有意识地进行培训，作为一支强有力的后备力量。余跃泽进入美丰银行后，加强专业知识训练，业务技能提升很快。1938年，余跃泽被派驻美丰银行遂宁办事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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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四川美丰银行旧影

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大后方金融业中发展了不少党员和大批积极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热烈氛围中，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余跃泽，也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1937年8月，余跃泽川东师范的同学宋克勤在重庆朝天门登船，前往延安。余跃泽不仅帮他筹集路费，还为他收拾和保存书籍、杂物等。临别当天，余跃泽到码头为宋克勤送行，感受到这位仅比他长两岁的年轻人胸中“热血沸腾”，被他的坚定毅力和信心所感染。后来，余跃泽放弃美丰银行职位，选择去条件艰苦的延安。

老党员董仲平在《我们是怎样到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文中回忆，1939年12月，中共川康特委根据中央隐蔽斗争的指示，借用阎锡山开办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的名义，组织152名需要撤退和要求去抗战前线的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历经57天，行程3000余里后，队伍最终抵达延安。

队伍中，除了到第二战区工作的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的中共地下党员外，还有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录取的120名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大部分是高中生，少数是大学生和初中生，文化程度较高。余跃泽就在这120人之中。此时，他已由“余昌志”改名为“余跃泽”，毅然与过去告别，也似有鲤跃龙门、润泽万物之意。就这样，不到18岁的他在抗日救亡宣传的感召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到延安后，余跃泽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表现优异。

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任首任行长。1940年3月，朱理治继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就任后，努力促进边区银行发展建设，对知识和人才尤为重视。他一面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家组成银行顾问团，一面大批选调知识青年加入。为推动边区银行内部机构改革，朱理治着重整顿中层干部，把学有专长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人调整到领导岗位上。在此背景下，就读于陕北公学的余跃泽被边区银行用贷款“买”过来，还签订了合约。

1946年，东北银行训练班毕业典礼留影

康心如之子康国雄回忆，余跃泽曾在一封信上说，他到解放区后参加过边区的银行建设，所有的会计制度和银行的规章制度都是从美丰银行学到的，为边区开办银行做了很多贡献。由此可见，美丰银行的任职经历，成为余跃泽参加革命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础。

因工作表现突出，思想积极进步，余跃泽于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余跃泽先在承德的冀察热辽长城银行工作，接着调任哈尔滨东北银行发行处处长。1948年3月15日，东北银行举办第二期金融干部训练班，培养银行专业干部，由总经理秘书余跃泽讲授汇兑业务。同年9月15日，东北银行总行成立资料室，主任由总经理曹菊如兼任，余跃泽任副主任。

东北银行是新中国银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最先成立的大区一级银行，从1945年建立至1951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为支援战争、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大批金融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推进，1948年至1949年间，余跃泽调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金融组，进行专业干部业务培训以及研究新区接管政策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当天，余跃泽随刘邓大军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进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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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乡，接管金融

原重庆中央银行旧址

阔别十年，重返故乡的余跃泽不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已经成为一名能力出众、年轻有为的金融战线干部。重庆解放后，余跃泽在重庆市军管会金融部人事处，负责原省市银行的接管工作。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接管工作的各项指示，接收官僚金融机构，从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对旧职员进行考察，并部署工作。

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正式成立，张茂甫任经理，郝振乙、余跃泽任副经理，行址设在市中区（今渝中区）道门口原中央银行旧址。不久张茂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任副行长，郝振乙调至人行川东分行。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实际由余跃泽主持工作，他于1951年任行长。

余跃泽人行重庆分行行长任命通知书

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收兑银元券，发行人民币，和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建立通汇关系，办理西南财政部的军政拨款等。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正式成立后，重庆分行开始将工作重心之一转移到对私营行庄的监管上去。作为重庆分行的主要负责人，余跃泽对工商业的信贷工作十分谨慎，相关金融会议内容，对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工商联筹委会主席胡子昂也进行保密。余跃泽后来回忆，“刚主持银行工作时，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顾虑重重，胆子很小”，曾忽视胡子昂的提议，拒绝给私营裕华布厂发放贷款。经过在人民银行积极展开业务活动，进行市场调研，余跃泽逐渐掌握了重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情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