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多年前，经济学家陆铭曾受邀去深圳给各级干部讲课，有市领导询问他对深圳有何建议，他说：“我建议你们多建高中。”对方一怔：我想问的是你对深圳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言献策，你怎么会扯到学校教育了？

对此，陆铭自有一番解释：深圳人口结构很年轻，吸引了大量人才，但他们在深圳不止是工作，还有生活，会买房、结婚、生子，十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已经需要提前开始规划孩子升学的问题，这时候，他们会赫然发现，自家孩子别说挤进好学校，搞不好可能都没地方上学！

这轮“抢学位”，首先是一个可预期的人口周期

陆铭当年给出的建议，现在正变成现实：就在当下，中国各大城市的中小学，正经历着近十几年来最惨烈的学位争夺战。

不久前，广州、杭州、西安、重庆、东莞、长春等8座城市纷纷发出学位预警：当地中小学学位不够用了，多个城区的学位缺口超过100%，也就说，每2个适龄学子可能只有1个能就近入学，因为本地学校的座位不够。

这些城市的学位紧张到什么程度？以广州为例，2021-25年间全市累计新增公办基础教育学位46万个，超额完成原定30万个的计划，今年计划还将新增5万个，但仍然不够，全市8个区都发布了预警，其中白云区、增城区预警学校数量都超过20所之多，远郊的花都区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杭州也一样，2025年全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40所，新增学位6.8万个，已经在火速盖学校了，但在2026-28这未来三个学年里，钱塘区、滨江区、上城区、拱墅区的部分小学，适龄户籍生人数都将是常态招生计划人数的一倍多！

很多人可能还没回过神来：不是说这些年出生人数下滑，各地幼儿园都开始招不到学生了嘛，怎么突然之间又变成入学难了？

这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是因为，幼儿园入学和中小学入学，原本对应的年龄段就不同。幼儿园招生难，是因为202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数下降；但现在的中小学学位争夺战，对应的则是2016年元旦起放开二胎带来的生育高峰：2016年全年出生人数高达1786万，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第二年也有1723万。

这批孩子，在2022年左右开始上小学，现在陆续开始升初中，到2030年左右还会升高中。随着他们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学位就会紧张。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形象地称之为“排浪式”，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会像一阵浪峰一样逐渐涌过来。

2026年开学季，北京商场中小学学生相关用品销售火爆

由于人口的峰值是逐年变化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当下出现的学位紧缺，到四五年后很快就会自然缓解，因为到时候就没那么多孩子了。换言之，现在拼命建学校都不够用，但建完之后，没几年就可能会闲置。面对这种状况，到底该怎么办？

更深层的问题，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性失衡

学龄人数还好测算，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人是会流动的。城市化浪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城镇，其结果就是城里的学校爆满到坐不下，但乡村学校却门可罗雀乃至不得不关门。虽然这种现象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出现过，但在中国来得特别猛烈。

在我老家崇明岛上，90年代普遍还都是就近本乡镇入学，当时我们镇上的初中每年段有6个班，但现在，学生少了一半还不止，不得已都和小学合并了。就这还算是好的，更偏远的海桥镇，五年前新学年开学，小学一年级竟只招到8个孩子！

相比乡村的流失，县城人口达到了当年的三倍，近些年来新的中学和小学新落成了一所又一所。谁都知道，城里的学校教育质量肯定比乡下要好，现代化的教学器材配置更齐全，而现在年轻的老师又有多少人愿意去乡村就职？

越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地方，这种集中化的趋势就越是突出。中心城市的超级中学到底下“掐尖”，在很多地方都是公开的秘密。在陕北榆林，近年来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爸爸继续在老家上班，妈妈则在西安陪读，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西安好一点的中学里去。

一边是大城市学位不够用，一边是小地方学校因生源流失而大量闲置，这种资源错配可不是因为人口生育高峰低谷造成的，而是三个浪潮的叠合：一是大量人口的流动，2010-2020年间，杭州人口增加了37%，西安是43%，广州47%，深圳则高达68%！二是这些年各地为了“抢人才”，都纷纷放宽了落户条件，这就使得原本不得不回原籍读书的孩子，现在可以随父母就近入学了；最后，教育资源向中心城市的集中化趋势，又进一步导致学生向心集聚。

供给侧应对，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城市在试图解决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局面。以厦门为例，2010-2020年间人口暴增46%，涌入的年轻人不但买房推高房价，他们的孩子也得读书，厦门一边扩建学校，一边从泉州、龙岩、三明等地挖师资，其结果，当地优秀师资的流失，使得厦门和这些地方的教育质量拉开了差距，进而让更多学生家长认为，最好把孩子送到厦门去读书。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导致厦门的学位更紧张了。

在深圳，这样的状况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深圳可以从更大范围内吸引师资，多年来一直从湖北黄冈、东北等地引进优秀教师。2021-2024年间，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多达82.5万个，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

目前的解法，概括来说，就是以各种办法“增量补供”：建造新学校、扩建老学校、返聘退休教师、扩招编外教师。校舍的问题还好解决，及早盖房子就是，真正难的是师资：建好了新学校，师资从哪里来？教学质量的完善，更需要长期的磨合，何况教师也是人，精力有限，要是40个人的班上塞进60个孩子，那老师也会忙得顾不过来，教学质量难免受影响。

这也罢了，更关键的是教师队伍的士气：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乔锦忠团队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动，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有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想想看，如果你是老师，现在这两年忙得满负荷运转，不到十年后却说不定饭碗都丢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接住这波孩子后，仍需倒逼教育改革

当下各大城市学位资源的紧缺，从表面上看，是人口高峰带来的“排浪”，最多持续不到十年，但往深了一层来看，这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如何为每个孩子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之所以出现教育资源的错配，在根源上正是因为教育体系的刚性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长久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主要都依赖公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靠教师的牺牲奉献精神和编外教师来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又使得人们对某些地方的某些超级学校趋之若鹜。

在日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教育资源高度均衡，当然也就没有“学区房”的说法，如果哪里学生人数增长，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也会让看到这一机会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各地政府也就没有那么大压力来应对入学难的问题了。

现实证明，国内各地的入学难，也完全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办法加以解决。杭州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自落成以后，就被广泛赞誉为“最美乡村小学”，甚至有家长带着孩子从四川、广东慕名而来。据当地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告知，他们起初只是想改造这个偏僻乡村的小学，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学环境，最后轰动全国，他们也完全始料未及。这个案例的成功至少表明：哪怕是乡村，也完全可以拥有很好的教育资源，解决生源流失和吸引师资的难题。

杭州市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

唯有一个弹性的教育体系，才能应对这样的变化：我们不能只顾满足孩子入学，却忘了教师的长远发展，百年树人，这可不是“来了就能用”的流水线工人，当下固然需要持续扩容优质教育资源，但还得想清楚几年后人口高峰过去了，教育体系如何因应。很有可能，不出十年，各地都将推行小班化教学，这不仅是学生人数的变化，也将意味着教育模式的变革。

尽管现在看来，短期内学位资源的错配会带来不小的问题，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好事呢？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无论对城市化还是教育质量的提升，其实都是一个机遇而非麻烦。关键不是阻止这种流动，而是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正当的需求，而这又会“倒逼改革”，迫使教育体系变革。

一个现代社会，当然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仅仅是多盖几间校舍而已，这需要的是一个前瞻性的规划、系统性的改进和创造性地回应，当更好地看见家长、学生和老师的需求，以人为本，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当下为之困苦的问题才有可能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