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在“活力社会”上，我们不妨学一点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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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终会醒悟，自己无法与华“脱钩”

面临技术限制与关税加码等多重压力，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已出现一定收缩。然而，美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依赖——数据显示，在中国对美直接出口下降的部分中，仍有33%至40%通过第三方国家间接转运。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半导体、农业、能源等关键领域加快自主研发、国产替代与供应链本土化进程，但这些目标的实现显然无法一蹴而就。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中美之间的分歧与摩擦，根源在于政治互信的缺失；一旦双方重拾信任，两国经贸关系反而可能进一步相互嵌入。美国最终会逐渐醒悟过来，中美之间不可能真正脱钩。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是高度互补的，这种互补性不会改变，也很难改变。在他看来，美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基础科研、原创性创新即“从0到1”的突破，以及金融、服务业、软件和大规模农产品生产等方面；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恰恰与之形成互补，主要体现在应用技术转化，即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同时依托实体经济、制造业，以及对软件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

他认为，中美两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政治信任；一旦政治信任恢复，中美不仅不会脱钩，经贸关系还会进一步相互嵌入。他同时表示，特朗普推动再工业化已经多年，但根本没有成功，这条路本身就是错误的；他认为，对方最终会逐渐醒悟过来，因为中美之间不可能真正脱钩。

郑永年：强化亚太合作，对冲“印太”地缘概念
在亚太布局上，特朗普2.0时期正将战略重心转向海上通道、防务工业合作、数字基建等议题，矛头所向，仍意在构建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的“小多边”。4月17日，郑永年教授参加“APEC中国年·大湾区学术圆桌会：引航亚太开放合作”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应通过强化亚太经济合作，对冲“印太”地缘政治概念，为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郑永年教授参加会议并致辞。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在欢迎致辞中表示，中美两国已形成事实上的“G2”格局，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未来二三十年不会改变。他指出，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差距，但两国已成为绝对的超级大国，远超其他经济体。

“特朗普对APEC的兴趣值得关注，中国应把握机遇，推动基于经贸合作的中美关系框架。”郑永年认为，中美经济高度互补，脱钩不具备现实基础。

他建议，中国应通过强化亚太经济合作，对冲“印太”地缘政治概念，为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他强调，本次圆桌会正值深圳全力筹备APEC会议之际，“这正是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

郑永年：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问题，要超越中美经济之争来看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突出的失衡问题。各国不仅普遍存在内部与外部发展不均衡现象，而且这种失衡正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传导。其表征包括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与逆差再度扩大，外部债权债务持续累积等。

郑永年教授认为，破解全球经济失衡，不能仅停留于短期危机应对层面，而应着力重塑更具包容性与平衡性的发展模式。

图片为美国纽约金融区靠近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图源：路透社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问题，要超越中美经济之争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无论是在经济体内部，还是经济体之间，这种发展失衡都会催生内部的民粹主义与外部的民族主义，二者进而有可能进一步导向内部革命与外部冲突。美国和欧洲部分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兴起，以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发展鸿沟，都是这种结构性失衡的体现。

郑永年教授认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应着力重塑发展的包容性与平衡性。这需要从全球范围看待需求不足问题。全球南方大量国家因发展不足而长期处于“低需求”状态。只有推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提升其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全球需求不足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在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从长远看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极其重要。他强调，中国会稳步推进“开源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很多机制推动其他国家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又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既是中国的国际观的正式表述，也是中国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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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APEC会议与深圳要“双向赋能”

亚太地区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占据六成以上经济总量与贡献近半贸易额。APEC“中国年”期间，全年约300场官方活动落地举办。借助峰会窗口，深圳乃至大湾区的开放型经济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并加速嵌入亚太区域合作网络。在郑永年教授看来，APEC会议就是开放的产物，通过APEC会议将能有效赋能深圳乃至全国的高水平开放。

深圳湾口岸旅检北广场，专设APEC主题宣传区。图源：央广网

郑永年教授指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会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他曾提出的“黄金内湾”，香港、广州、深圳这三大中心城市结合起来的话已经是世界一流湾区，而深圳连接着香港和广州，因此此次APEC会议落子深圳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这次APEC会议的主题是开放、创新、合作，而深圳就是开放的产物，通过改革与创新、开放与合作而快速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APEC会议落子深圳恰好契合了会议主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推进高水平开放，而APEC会议就是开放的产物，通过APEC会议将能有效赋能深圳乃至全国的高水平开放。”郑永年指出，这种高水平开放包括包容式的多边主义、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度性开放和单边开放三个层次的内容。

郑永年教授强调，APEC会议与深圳要“双向赋能”，在APEC会议赋能深圳高水平开放的同时，要把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的现代化经验的发展经济总结好，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通过APEC平台持续讲好深圳故事。

深圳如何做好APEC会议的筹备工作？郑永年教授认为，关键是要发挥专业主义精神，做好专业化、精细化，把国家宏观的开放政策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他同时也呼吁广大深圳市民积极参与会议筹备。

郑永年：在“活力社会”上，我们不妨学一点特朗普

郑永年教授指出，除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我们还要一个“活力社会”，以“三位一体”激发发展动能。在这方面，我们未尝不能借鉴特朗普政府去监管、放权等做法。

特朗普2.0时期大力倚重硅谷科技右翼构建新型“发展型国家”。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表示，中美两国，尽管制度、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不同，但也有很多实际的方面会趋同。美国现在学中国学得很快，比如学我们的产业政策，又比如“科技右派”。

相对而言，我们的短板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活力层面——这方面，我们也要学一点特朗普。他在做两件事，去监管、分权。这两个领域，我们也要努力。

第一，对企业适度监管，不是没有监管，但一定是适度的、柔性的。创新药、游戏、人工智能，如果我们监管过多，落不了地，那就会跑去美国。为什么现在美国那么乱，高端的人才、资本、技术还是拼命往美国跑？还是落地的问题。

第二，特朗普的“分权”很有意思。他说你立一条新法，首先要废掉10条的旧法，同时让地方政府搞活。这是我们需要学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美国在宏观上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越来越不开放，但它微观上依然还是开放的。中国宏观上越来越开放，但微观上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我们的地方政府，很多时候管得还太死。接下来，除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我们还要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要放得开、管得活。

郑永年：以产能改变世界，是最和平的方式

近期，西方舆论场上“中国产能过剩论”沉渣泛起，成为某些国家发起“301调查”，构筑产业壁垒的理由。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西方和美国当前讨论最多的所谓“中国的产能威胁论”，恰恰是中国应当坚持的方向，不应被这种说法所左右。但我们同时也应思考，究竟应该输出何种产能。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西方和美国当前讨论最多的所谓“中国的产能威胁论”，恰恰是中国应当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应被西方说法所左右。在他看来，以产能改变世界，是最和平的一种方式，因为任何国家都需要发展。当然，中国也必须认真思考，究竟应当输出何种产能，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真正帮助当地国家发展起来。

他表示，世界的发展本身也是梯度推进的；只要其他国家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国际社会就会逐步趋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大国责任，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须防止出现另一种局面，即各方都来“吃中国这块肥肉”。

郑永年教授还指出，我们当下面临几种情况：一是，中国与某一政党领导下的当地政府签订了协议，但一旦另一个政党上台，新政府却不承认这些协议，那么中国的利益如何收回、如何保障？二是，美国式的长臂管辖已经对中国海外利益形成现实约束，例如在巴拿马、越南、墨西哥等地，中国都可能面临类似问题。三是，中国在海外的许多利益已经开始直接受到侵害，例如电诈、毒品、走私等问题，都可能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影响。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中国需要一种“积极干预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干预主义2.0版”。

郑永年：中美在斗争基础上的合作才是最牢靠的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郑永年教授指出，在与中国领导人峰会之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使用“G2”这一概念。我们不必过分纠缠“G2”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世界事实上已经形成了“G2”结构。无论从技术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军事能力还是消费能力等各方面指标来看，中美两国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过去人们曾认为，就制造业而言，美国处于第一梯队，日本和欧洲处于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但现在变化非常快。“G2”这一结构还会维持二三十年。

郑永年教授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美将如何竞争。他认为，所谓“G2”，有些人将其翻译为类似“集团”式的概念，这是错误的。这种“G2”事实上可能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类似美苏关系那样的对抗模式，即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另一种则是合作模式。而合作模式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相反，没有斗争基础的合作并不牢靠。

郑永年：中国要“善用硬实力”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郑永年教授表示，所谓软实力与硬实力之分，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区分二者本身，而在于如何恰当地运用它们、协调它们。中国当前尤其需要保持定力。而所谓定力，首先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具体而言，就是坚实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分析道，中国事实上已经具备了硬实力，因此首先就不应迷信“软实力”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软实力归根结底就是“硬实力的软性运用”。他举例说，美国的航空母舰无疑是最为典型的硬实力，但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这种力量本身也可以转化为一种软实力的体现。

郑永年强调，中国不会像历史上的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世界，但中国应当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中国周边的问题——台湾问题难道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吗？同样，菲律宾在南海岛礁上的所作所为，本质上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除此之外，中国周边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正视和处理，像缅甸问题、柬埔寨问题等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因此，中国确实需要善于运用自身的力量。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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