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立三路线”强行干预，为什么朱毛红军没有受损反而壮大？

1930年“立三路线”强行干预，为什么朱毛红军没有受损反而壮大？

1930年上半年，包括朱毛红军在内，全国已经建立起了十几块苏区，红军总兵力达10万人左右，共13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尤其是这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军阀混战。

蒋介石把原来用于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调往北方前线作战，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这时，原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周恩来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留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他对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看到依旧敌强我弱。

导致原本就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发展起来，他在2月就提出，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朱毛红军就是如此。他还强调，我们现在应该集中红军攻坚，就是攻打大城市。

3月，李立三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朱毛红军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会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配合武汉的暴动。同时，他把朱毛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

4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认为，朱毛红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的主要力量。

这时，朱德和毛主席正率领红四军在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特意在信中对他们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保守观念，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强调割据保守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坚决要求红四军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还要朱毛把分散武装农民，改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

4月15日，中央军委在《军事工作计划大纲》中要求，红四军由过去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5月中旬，中共中央把各地主力红军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完全否定朱毛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16字诀”。

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左”倾盲动主义为主要特点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紧接着，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放言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6月21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从上海来到长汀。

涂振农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做了两天报告，传达了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并严格督促红四军执行。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指示，并通过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主席任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根据中央指示，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朱德和毛主席都对中央指示表示怀疑，但由于他们久居山区多年，不能得到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全面情报，而且，除了朱毛二人，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因而不得不接受中央的指示。

但朱德和毛主席都非常深刻认识到，红军部队力量弱，装备不好，就算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就算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只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

朱德和毛主席决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力避免让红军受到损失。6月22日，朱德和毛主席在发布的命令当中，并没有对夺取九江和南昌作出具体部署。7月22日，朱毛率部攻取樟树。

7月25日，朱毛在樟树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结果，红一军团西渡赣江，绕道逼近南昌。第二天，攻占高安、上高等10余县。7月30日，红一军团距离南昌只有30公里。

这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南昌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朱毛没有命令部队强攻南昌，而是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

随即，朱毛率部离开南昌近郊。巧妙地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避免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朱毛抓住部队在安义、奉新等地休整待机的时机，大力进行筹款和群众工作。

到这时，红一军团扩充到18000人。为了配合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撤出长沙，朱毛率部攻打何键所属的第四十七旅，大获全胜，缴获大量武器，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

随即，朱毛率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兵力多达3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来信，强行命令红军反攻长沙，朱德和毛主席都坚决反对再次攻打长沙。

但朱德和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却被否决掉了，部队只好执行中央指示，再次攻打长沙。但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连续冲锋四五次都没能攻入长沙，朱毛果断率部撤离长沙。

毛主席主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提出，下一步行动是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但这时，中共中央仍然命令红一方面军要么回攻长沙，要么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

就这个问题，部队在回师江西的途中一直在争论。甚至有人当场质问毛主席，你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那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毛主席没有办法，只好耐心做大家的说服教育工作。

朱德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和毛主席一起做大家的说服工作。当中央派来的代表周以栗带着中央指示信，要求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时，毛主席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成功说服了周以栗。

在朱德和毛主席的指挥下，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城，筹措到了足够的军费，为后来的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在这一段时期中，朱毛红军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发展壮大。

虽然这一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苏区和红军都产生了强大的不良影响，但好在由于毛主席和朱德以非常艺术的手段进行了坚决抵制，才使得朱毛红军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得到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