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供养换两场背叛，利己主义为何被包装成“进步”？《山雀儿》真的是时代的牺牲品吗？

芸婉笔谈

在贵州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里，强二真满心欢喜的准备迎接自己未过门的妻子山雀儿，但他不知道的是很快他们俩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山雀儿与强二的婚约，是当时典型的乡村旧式联姻。

在她父亲早逝后，她与母亲孤苦无依，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是强二一家伸出了援手，整整九年，毫无保留地接济和供养着她们母女，帮她们撑起了艰难的日子。

而这份长达九年的帮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婚约约定，成为支撑她们母女活下去的依靠。

强二始终默默付出，勤勤恳恳，满心期待着婚礼的如期举行，盼着能给山雀儿和她的母亲一个安稳的家，在那个年代（本片上映于1987年）还拿出了900元彩礼送了过去。

然而，就在结婚前夕，山雀儿却动摇了。

强二外形普通，个头不高，与她心中对伴侣的期许相去甚远。村里人的调侃“一高一矮配夫妻，只要亲嘴儿够得着”，像针一样刺在她的心上，让她愈发觉得这份婚姻是对自己的“贬低”。

对强二外部形象的嫌弃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的是她心中已有了另一个人——铁头。铁头高大威猛、力气十足，符合山雀儿对男性魅力的原始想象，两人早已暗生情愫、两情相悦。

强二的存在，成了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绊脚石，于是，山雀儿下定决心要摆脱这份“不合适”的婚约。

为了避免自己背上“无情无义”的骂名，山雀儿希望强二能主动提出退婚，于是开始了一系列尝试。

她首先去找母亲求助，却被母亲臭骂一顿，母亲坚决反对退婚，还逼着她去向强二赔不是；她又去找当初促成这门亲事的姨妈，姨妈也以“忘恩负义”为由拒绝帮忙，反复强调强二家的接济之恩重于泰山，这门亲事绝不能退。

在传统的乡村伦理中，恩情、承诺、家族声誉远远重于个人情感，山雀儿的退婚念头，在长辈眼中就是“忤逆不孝”“不知好歹”。

无奈之下，山雀儿求助于妇联，妇联以双方未办理合法登记手续、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支持了她的退婚决定。

可强二的父亲却提出了一个要求——退还当年给付的900块彩礼，这笔钱早已被山雀儿家用于日常开支，她们根本拿不出来，这让山雀儿再次陷入了困境。

为了偿还这笔彩礼“债务”，也为了逃离乡村的流言蜚语和伦理束缚，山雀儿听从伯公的建议，远赴省城贵阳，在一位教授家做起了保姆。

在教授家的日子里，她的人生悄然开启了新的篇章。教授一家待人和善，让漂泊在外的山雀儿感受到了温暖，也渐渐放下了心防。教授的女儿菲菲，见多识广、思想先进，不仅不嫌弃山雀儿的一身土气，还主动教她穿衣打扮，带她走出家门，见识城市的繁华与文明，还经常跟她讲述自己的恋爱观和生活理念。在菲菲的帮助和城市氛围的浸润下，山雀儿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字也写得越来越像样，连教授都称赞她“要变成孔雀了”。

慢慢地，她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内心深处也愈发抗拒回到那个闭塞、守旧的小山村。

然而，乡村的羁绊并未完全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不久后，山雀儿的发小专程来到省城找她，带来了母亲的口信：铁头已经替她偿还了欠强二家的900块彩礼，而且他靠着摆地摊、玩老蛇挣钱，日子渐渐好了起来，还准备出钱帮她家盖新房，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山雀儿尽快回乡和他结婚。

得知消息的山雀儿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觉得铁头自作主张，也隐隐害怕自己会因此与他产生无法割舍的牵绊。没过多久，铁头亲自来到省城找她，可见到铁头的那一刻，山雀儿心中满是失望。

铁头身上的乡土气息、粗俗的言行举止，与她在城市里接触到的人和事格格不入，两人之间的思想代沟，在一次次尴尬的相处中愈发明显，曾经那份心动与爱慕，也渐渐被嫌弃所取代。

命运的巧合总是出人意料。山雀儿受教授所托，带着一份农业资料回乡，可当她看到收件人的名字时，却愣住了——收件人竟然是当年被她悔婚的强二。此时的强二，早已不是那个默默付出、不起眼的乡村青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创办了秧苗站，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渐渐在当地闯出了名气，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家，言谈举止间多了几分沉稳与气度。

看着眼前脱胎换骨的强二，山雀儿的心中五味杂陈，有后悔，有羞愧，也有对自己当初选择的深深反思。

可她与强二重逢的这一幕，偏偏被铁头的表哥看在了眼里，还添油加醋地把事情告诉了铁头。得知消息的铁头性情大变，心中的爱意瞬间转化为怨恨，他开始在村里散布谣言，污蔑山雀儿“嫌贫爱富”“水性杨花”，让山雀儿的名声一落千丈。

在乡村舆论的指指点点、母亲的反复逼迫，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与绝望中，山雀儿彻底崩溃了，最终选择跳河轻生，所幸被人及时救起。这次自杀事件，也让铁头幡然醒悟，他终于放下了执念，同意取消与山雀儿的婚约。

可山雀儿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经过这件事，她已经成了村里人口中“忘恩负义”的坏女人，没有人愿意为她说话，也没有人愿意接纳她。

一边是无法扎根的城市，一边是容不下她的乡村，在走投无路之下，山雀儿最终还是选择了嫁给铁头。这场婚姻没有爱情，没有珍惜，只有无尽的将就与悔恨，她用一辈子的时光，偿还了那900块彩礼的“债”，也彻底错过了那个曾经真心待她、如今已然优秀的强二。

电影《山雀儿》的故事讲完了，但故事的余韵却还在回响。

这部1987年上映的片子，在当年贴的是乡村女子接受现代文明熏陶反对包办婚姻标签。故事的结局也自然唏嘘，山雀儿没能逃避乡村礼教，还是嫁给了铁头。

但山雀儿反抗的真的是乡村礼教吗？

这个问题耐人寻味。

站在那个年代，一切本土的都是落后的，一切东方的都是愚昧的，那山雀儿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女主山雀儿的遭遇是反抗包办婚姻，解读为时代枷锁下女性的无奈挣扎一点也没错。

但是站在今天这个对西方祛魅的时代，这些所谓的“进步”一定是进步吗？

细细剖开剧情便会发现，她的每一步选择，都与“无奈”无关，只关乎自身的欲望与凉薄——她心安理得享受着他人的付出，又随心所欲背弃所有承诺，从头到尾，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肆意消耗着身边人的真心。

这部电影怎么能是一部歌颂女性觉醒的作品呢？

山雀儿的故事在今天还在延续，有骗军婚的、有燕东梅的笑以及小慧君的“不会拿自己清白开玩笑”，很难继续说这是进步了，难道进步了几十年还在原题踏步式的进步吗？

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爱情是被歌颂的？

翻开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许仙与白素贞，甚至薛平贵与王宝钏，大众所熟知的这类故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为了爱情可以跨阶级同甘共苦。

父母逼迫祝英台嫁给马文才，祝英台要是认为马家家财万贯，就抛弃梁山伯嫁给一个不爱的人，这行吗？

恐怕不行，那你不是“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电动车上笑”吗？你这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能是“进步”吗？

一个故事之所以能永流传，正是因为他挑战了当时那个时代主流的规则，当大量民间妇女因为金钱就被父母强行嫁给地主成为生育工具，这样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是落后的，是制度的弊病。

别的不说，就连为人诟病拍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类的短剧，它的潜意识里其实也是皮套版的王子爱上灰姑娘。

但这几年伴随女性主义的崛起，现实主义的复苏，这套逻辑就出现了问题。女性主义认为，王宝钏挖野菜等薛平贵是吃亏受苦下嫁；现实主义认为祝英台应该吃穿用度讲究体面而不是和梁山伯殉情最后成了寿命没几天的蝴蝶。

当然，你要是写富家千金爱上聪明勤奋的小镇做题家，恐怕集美们高低评价你是媚男，是向下兼容，不够独立自主。所以在凡人歌里，谢美兰出轨叫做追求婚后的物质幸福，这叫女本位主义而很少有女生认为这是不道德背叛行为，反而把谢美兰的出轨原因归咎于在北京体制内不愿意陪领导堆笑的丈夫。

所以在当下，牛郎织女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你这属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问题是，穷书生找不了千金，为什么穷女子可以被霸道总裁垂怜？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再如，陈世美考上功名抛弃原配为什么到今天依旧翻不了案，但是谢美兰结婚出轨却是追求幸福呢？

这是个好问题，好就好在都是写黄文，男的被抓欢天喜地，女的被抓就开始呼吁不要“远洋捕捞”，甚至不少女律师站出来捍卫创作自由。

今天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涉及婚姻的司法判决上会出现有悖伦理的案件，那是因为你压根不理解什么叫“进步”

《山雀儿》的编剧是贵州的一位男性作家，这就可以看出在这批人眼中，山雀儿的行为就是反抗传统的伦理束缚，所以今天这批人还能写出这样的新闻播报：

妻子疯狂打赏是婚姻求救的信号

你看，在老登的潜意识里，这不叫出轨，这叫自由恋爱反抗封建伦理，女性不满婚姻，那一定是刃工还不够出力。

但笔者不敢苟同，山雀儿所谓的“观念提升”，不过是虚荣心的滋生；她口中的“追求幸福”，不过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精致利己。她没有在城市的熏陶中学会感恩与责任，反而变得更加势利、更加薄情，把别人的真心与付出，都当作自己向上攀爬的垫脚石。

九年供养，两场背叛，《山雀儿》真的是时代的牺牲品吗？

恐怕未必，山雀儿不是被时代枷锁困住的可怜雀鸟，而是一个被欲望和自私裹挟，不懂感恩、不负责任的利己者。

而今天这种自私行为只不过加持了理论化的外衣——女性主义。

在这种主义之下，一个过气老登娶了年轻学生，结婚迎宾照放自己妻子裸照都能被洗白，可以窥见这批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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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芸婉

02年生人，蛋蛋后一枚。步履踏过祖国东南北， 阅尽琼楼璀璨，也览尽鸡犬桑麻、千里平畴。

孤身环行中国，于行迹中碰撞真实，于笔端下记录真实。以步履丈量山河，以文字支撑前行，行行写写，写写行行。

曾蜷身桥洞下感怀家国，也曾指点舆图议政山河。乐读奇书，喜交奇友，志创奇事。初心未改，赤诚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