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预示了三大伟人此后的角色定位？

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是近代中国的三大伟人，他们真正第一次产生交集和激烈的碰撞，其实是在处理“朱毛之争”这件事情时，这件事情最后在周恩来的处理下，得到圆满解决，这件事情的处理，实际上也预示了三大伟人此后的角色定位。

朱毛会师（油画）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时，红四军处境极为艰难，屡屡遭遇挫折。由此，引起红四军内部一些愈演愈烈的分歧与争论。

很多人对于井冈山时期以及出击赣南后的一些做法和政策产生了质疑与各种议论，这种质疑与议论甚至也发生在红四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而且这种质疑与议论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质疑与议论的焦点集中在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尽管战事频繁，但这些质疑与争议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且愈演愈烈。

到1929年4月，这些质疑与争议逐步扩散到了红四军基层。5月初，中央军事部把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等人派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的到来，像一个火星，迅速引燃了红四军的这种质疑与争议。

刘安恭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了极其不好的催化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朱德是拥护中央派，毛主席是反对中央派。这种言论因为他的特殊地位，而起到了人为制造朱毛对立的坏作用。

这时，又因为军委该不该设立的问题，加剧了相关矛盾。红四军出击赣南途中，战事频繁、军情紧急，有前委又有军委，显得叠床架屋，因而一度暂停了军委，权力高度集中于前委。

5月间，红四军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日渐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量大增，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但这么一来，反而引发新的严重问题。

刘安恭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就强行套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甚至自作主张地在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具体行动问题，不要干预其他事情。

刘安恭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导致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明显是非常错误的，引起很多人不满，这件事又加剧了对井冈山时期就暴露出来的关于红军建设的问题的质疑与议论。

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前委前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这导致刘安恭的极度不满。军委要不要设立的争论，持续发酵。

支持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然叫红四军，就要有军委（红四军党部）。反对者则认为，设立军委完全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红四军由前委领导即可，这样反而能够集中而敏捷。

支持设立军委的人，指责过去 前委 权力太集中，管得太多；还指责前委领导人（其实就是指毛主席）有家长制作风。反对设立军委的人认为，设立军委是分权主义，反对军委与前委分权。

表面看，大家争论的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背后对更深层问题的争论是：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也就是质疑毛主席“三湾改编”时提出的“党指挥枪”的主张。

红四军大部分脱胎于旧式军队，是从失败之中走出来的，把很多旧军队的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惯都带到队伍里来。他们对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从内心排斥的，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

他们对毛主席主张的“党指挥枪”不赞成，有怀疑，认为党管得太宽，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应该要对党的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党只能指导军队，不能领导军队。

陈毅

军队里存在相当多的这种主张的人，他们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这种主张其实反映了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

这些问题到了红四军最高层的朱德和毛主席之间，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也存在争议。期间在一些大小会议上展开的党内辩论时，朱德和毛主席也曾做过具体答辩。

这时，作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biao，在这场争论中起到了恶意的挑拨作用。他在白砂会议前曾致信毛主席，含沙射影攻击朱德，说朱德领袖欲望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破坏党的团结一致。

就在平时，林biao也多次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指责朱德与士兵关系亲密是拉拢下层。和刘安恭起到的坏作用一样，林biao的举动，也无疑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红四军七大，七大形成的决议案批评了朱德和毛主席，也对刘安恭和林biao都作了批评。七大上，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前往闽西指导工作，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遗憾的是，七大并没能解决这些内部争论。更严重的后果是，七大后，毛主席离开红四军，使得红四军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接连遭受损失。这又证明，红四军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毛主席。

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立即调集赣粤闽三省军队——赣军金汉鼎师、粤军蒋光鼐师和闽军张贞师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

蒋介石任命金汉鼎为“会剿”总指挥，兵力共14团2万余人，其中以赣军为主力，闽粤两军负责堵截。离开毛主席的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全军分为4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对付敌人。

金汉鼎的赣军4个团占领长汀，闽军7个团企图攻占龙岩，粤军3个团以永定和上杭为攻击目标。朱德、陈毅赶到上杭蛟洋和毛主席等一起举行前委会，商讨应敌之策。

根据商讨，前委决定前三个纵队集中到上杭白砂，向闽中出击；第4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会后，陈毅奉命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的时候，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尤其是正处盛夏，部队中病员剧增。这时，闽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回闽西，到漳平一带工作。

朱德随即率部在漳平一带活动了28天，歼敌2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到9月，击垮闽军张贞部，赣粤两军也无心恋战，都撤回本省，红四军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闽西的第一次“会剿”。

9月下旬，朱德率军打下上杭，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企图解决七大上没有解决的那些争论问题。但八大很失败，开了三天，被极端民主化思潮左右，七嘴八舌争论之后，毫无结果。

到这时，大家才猛然意识到，红四军离开了毛主席，导致全军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于是，大家联名致信毛主席，要求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主席回前委工作。

这时，广东政治局势剧变，张发奎响应汪精卫发起的反蒋活动，企图配合广西俞作柏进攻广东。中共中央鉴于此，致信红四军，要求红四军利用两广军阀混战时机，南下发动群众，扩大苏区。

周恩来

同时，福建省委致信红四军，提出要红四军开往广东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朱德本来对进军广东是非常慎重的，并曾复信东江特委，指出不要轻易攻打城市，而应以游击战争为主。

收到福建省委来信后，朱德觉得红四军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从10月15日开始，红四军前三个纵队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4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但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明显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第2纵队进攻大埔的虎市就遭遇挫折，司令员刘安恭及重要领导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牺牲，伤数十人。

这时，去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回到红四军前委机关，带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成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在指示中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处置“朱毛之争”的缺点，提出了4点批评意见。

一是放任内部斗争、关起门来闹纠纷；二是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三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四是对“朱毛之争”处置不当，反而导致纠纷加剧。

周恩来在指示中明确提出，朱德和毛主席都应留在前委工作，毛主席仍然担任前委书记，并必须要使红四军全体同志都了解并接受。不久，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结束，粤军可以腾出手来了。

粤军正在向东江地区调兵，红四军鉴于形势日趋严重，只好回师闽西。但这次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战斗减员加上逃走的俘虏兵，红四军兵力减少近1000人。

这是红四军自1928年“八月失败”后，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损失。这次损失第一个原因是接受了福建省委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第二个原因是孤军深入，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才导致失败。

11月初，红四军撤出东江地区，从寻乌回师闽西。18日，在上杭官庄召开前委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

23日，红四军再次攻占长汀后，前委致信毛主席，告知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28日，毛主席写信报告中央，表示自己已经回前委工作。

毛主席一到，就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进行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并决定召开红四军九大。为开好九大，毛主席、朱德和陈毅都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就是红四军的“新泉整训”。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古田召开，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决议案》，在这一决议案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很快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全军思想。

从红四军“朱毛之争”的整个过程来看，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三位伟人的杰出表现，其实就已经预示了他们此后的角色定位：毛主席统领全局，周恩来负责协调组织，朱德负责主抓军事。

周恩来对“朱毛之争”的正确处置，非常英明地验证了毛主席的正确和伟大，红四军在离开他之后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指引方向，只能依靠毛主席。

周恩来在处理“朱毛之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也证明了他最擅长处理复杂矛盾，最擅长党内的组织协调。而朱德，则一如既往地在军事上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