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杭州讲学，才子们笑他土气，他只回了一句：南国没学问｜白鹿原

还记得吧，上回白嘉轩在雪原上发现了仙草（白鹿）后，不明所以，是找了他的大姐夫、白鹿书院院长朱先生给揭破玄机的。

说起来朱先生在《白鹿原》里戏份并不算多，但每次出场都自带光环，并且往往是起到“点睛”的作用。按白鹿原上老百姓的说法，朱先生是“神人”，而按白嘉轩的意见，朱先生则是“圣人”。

就是既神秘，又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所以这里就专门聊聊这个有意思的人物。

补一句，朱先生是有历史原型的，最后的关学大儒牛兆濂。从“牛”到“朱”，加了两笔，就产生了一位经典的文学人物。

陈忠实曾说，牛先生是他刚能听懂话时就知道的大名人，从大人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的事迹，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值得说一说，不过这里我们是读《白鹿原》，就不展开了，相类的事迹书中多有体现。

先说说朱先生的履历。

朱先生是真有才华的。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省试头名举人，就是省高考状元了，可谓实打实的学神吧。

按说，这样的人应该一路扶摇而上才对。可他的选择却与常人不同。

客观上是出现了一个变故：父亲去世了。然后朱先生就以守孝为由拒绝不赴公车。

“公车”这个词我们都听说过的，有个“公车上书”著名史实。就是说朱先生不再参加接下来的科举考试了，为此宁愿放弃举人资格。

你可能会想，这也未免迂且愚了吧，你高中进士甚至弄个全国状元当当，然后做个大官，光宗耀祖，不是更是大孝吗？

事实上，守孝只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朱先生对当时烂透的国家政治已经看透了，认定不可能通过自己当个官做做事就能挽回了，所以他要换条救国之道。

当时的陕西巡抚方升也不明其意，不过他爱才，特意奏明朝廷破例保留了他的功名。并且巡抚也不计较他还只是个举人（“举人官”与“进士官”有天壤之别，《三言二拍》里有专门写）想委以重任，他婉言谢绝。

公文往返六七次，他还是不肯。巡抚也算是爱才如命，最后亲自登门相邀。这时朱先生给他打了个比方：

“你害的是浑身麻痹的病症。充其量我这只手会摆或者这只脚会走也是枉然。如果我不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而是为你求仙拜神乞求灵丹妙药，使你浑身自如起来，那你是要我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还是要我为你去求那一剂灵丹妙药呢？”

这是以病喻国事政事了，朱先生的意思是，他出仕做个官，解决不了什么核心问题；而如果让他做一个“求药”的人，倒或许能有根本的作用。

他要走的求药之道，是搞教育。在任何世纪，“人才”都是最重要的，把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培养得多多的，就是疗治国家政治“麻痹之症”的良药了。

从这个角度看，朱先生一方面是有自知之明，觉得单凭自己个人才能于时无济，另一方面又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想要以正统思想培养输送各类人才，特别是培养更多“守正创新”的头脑，也许能起到积极作用。

这让我想起了孔子、王阳明等圣人。圣人的心总是相通的。

朱先生的话说服了巡抚，于是在巡抚的帮助下，住进白鹿书院，潜心治学，教育后学。

学神也慢慢成了“先生”了。

再说说朱先生的风骨。

书里有段情节特别精彩。

有人邀请朱先生去南方（杭州）讲学，他挺高兴，也高度重视，认真准备，想着“充分阐释自己多年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

可是当他出现在南方那些才子们的面前时，却是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全是妻子亲手做的），没有一点儒学（理学）大家的气派，倒像个乡下人似的。

按那些南方才子的用词，是说他穿得“古笨”。然后他又是一口秦地口音，自然也逃不了被取笑了。

后来这帮人居然还带他去了烟花楼。

如果对他的穿着和口音表示看不上，朱先生并不在意，因为这不影响交流学问，那么这种活动就令朱先生不可接受了，因为这严重偏离主题了，预想的“头脑风暴”，变成了“下半身思考”？

这不是侮辱他的人格。

朱先生当场就怒了，拂袖而去，对邀他南行的朋友说：

“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岂能正人正世。”

其实那些南方才子们的做法，现在也少不了，无非是程度不一。

朱先生第二天就要走。邀请他来讲学的朋友挽留，他勉强讲了一堂课，又被那些轻浮子弟讥笑口音。朱先生叹了口气：

“南国多才子，南国没学问。”

身为南方人，我真是感觉有点丢人。

你可以说朱先生这话说得有点重，毕竟谁知道那些所谓的才子是些什么货色。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底气。他是真有本事，才敢这么说的。

再聊聊朱先生的“神”。

白鹿原上的人，把朱先生传得神乎其神。

有一年大晴天，他穿着泥屐在村巷里走。庄稼人都笑他发神经，红红的日头穿什么泥屐？结果没过多久，大雨倾盆。原来他早就知道要下雨了。

放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手机上有实时天气预报。

还有一回，他夜观星象，脱口而出：“今年成豆。”这话被他姐姐听见了，回去就把所有地都种了豆子。那年大旱，别的庄稼都旱死了，只有豆子丰收。

后来乡民们学乖了，每年看朱先生家种什么，他们就跟着种什么。但朱先生再也没“显灵”过。用书里的话说，天机不可泄露。

他当然不是有什么“神通”，他是懂科学的。

慢慢地，丢东西的、走丢小孩的，都来找他打筮问卜。白鹿上关于他的传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神。

朱先生烦了，干脆把书院里原有的四座神像全推倒了，对吓呆的工匠们说：

“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

他是读书人，是不信怪力乱神的，却偏偏被乡亲们当成了神。这种反差，还真是耐人寻味。当然，咱们中国人也向来是对有大用的才敬之为神的。

事实是，朱先生确实不是神人，而是圣人。

前面说了，这是白嘉轩对姐夫的判断。不过白嘉轩对姐夫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他的判断，是基于事实做出的。

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见来家里接亲的朱先生，白嘉轩还挺失望的，觉得这个名噪乡里的才子，怎么长得普普通通，走路的姿势也普普通通？

母亲白赵氏问他姐夫咋样，他说：“不咋样。”为此后颈上还挨了母亲一巴掌，嫌他没好话，至少也得应个景不是吗？看来白嘉轩小时候挺实诚的。

但后来，随着一件件事儿的发生，白嘉轩彻底服了。

但不是把姐夫当神，而是把他当成了“圣人”。

书里有段话写得特别好：

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

朱先生有句名言：

“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

乡民们都把这话当经念。可念完之后呢？该买地还是买地，该攒钱还是攒钱。

“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复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

其实这很正常。陈忠实说得好：

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

扎心了吧？我们现在岂不正是如此？

朱先生的圣，还体现在对他身边的人的影响上。

朱先生的影响力，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他的妻子，也就是白嘉轩的大姐，嫁给他之后，也变得不一样了。一身布衣，没有绫罗绸缎，但做工精细，端庄持重。书里说她“似乎也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会给弟弟补衣服、急了还骂几句的普通农妇了。

书院里的学生也是。一个个“老成持重顶天立地的神气”。

“老成持重顶天立地”这八个字，让人非常直观地想象出那些年轻人受朱先生熏陶后的模样，也想象出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气度。

这些特质，我们可以接下来要登场的鹿兆鹏、鹿兆海和鹿兆谦（黑娃）这些重要人物身上看得出来。

朱先生这个人物，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智者，往往是平淡无奇的。

他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英雄，也不是权倾一方的豪杰。他就是一个读书人，穿着妻子缝的布衣，住在白鹿书院里，教书、治学、观察世事。

但正是这样的人，让白嘉轩服气，让乡民敬仰，让读者过目不忘。

我想，陈忠实塑造这个人物，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在乱世之中，还有一种活法，叫坚守本心。

朱先生做到了。这大概就是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吧。

还是以白嘉轩的一段想法作结吧：

嘉轩每次来都禁不住想，那些字画条幅挂满墙壁的文人学士，其实多数可能都是附庸风雅的草包；像姐夫这样真有学问的人，其实才不显山露水，只是装在自己肚子里，更不必挂到墙上去唬人。

讽刺意味拉满啊！

朱先生的总体形象就聊这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慢慢领教。